韓愈、袁枚的生財之道:拍死人馬屁掙遺屬稿費
文人墨客所倚賴者,文字也。為他人寫序作傳,當然要收取潤筆之資,寫墓誌銘,一般用不著自己開口,主家也要及時奉上,為的是能多收穫些美言。
韓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寫墓誌銘,他的「諛墓」收入很豐厚。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唐憲宗將這文章的一塊石刻賞賜給韓弘,
他將功勞記在大將韓弘身上,對李愬輕描淡寫。韓弘自然大喜過望,當即拿出500匹絹相贈。據考證,那時一匹絹值200文,一斗大米值13文,韓弘給韓愈的「潤筆」費大致相當於7690斗米。當時的一斗米折合現在的重量約為13斤,現在買13斤普通大米大約需要26元。
明代曹臣的《舌華錄·譏語》裡記載了一個故事,大概是說有人借了韓吏部的銀子,卻並不還他,並稱他的這許多錢財為「諛墓中人得耳」。因此,理直氣壯地不僅不還,還認為自己拿了錢財還是應該的。言外之意,還嫌拿少了。
北宋的司馬光曾在《顏樂亭頌》一文指出,韓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韓愈受金為人撰寫碑文之事,稍後的劉禹錫在韓愈去世後紀念他的《祭韓吏部文》中,透露了韓愈的潤筆收入:「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所謂一字千金,不過如此。
唐朝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
富貴人物或者寺廟的墓誌、碑文,不僅要求名家文字,還要求名家書法。當時,收入最巨的可謂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戶部員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職,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
在碑文市場上春風得意、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一生窮困潦倒的詩人杜甫有一首《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寫道:「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所謂罽,乃細密毛織物,與錦常並稱,一張價值幾萬。在杜甫的描寫中,李邕的潤筆顧客盈門,商品式的碑文掛滿四壁,金銀財寶、珍品奇物等潤筆物滿屋。
白居易跟元稹結交數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後,其家人請白居易撰寫墓誌銘。寫好之後,元稹家要饋贈白居易奴僕、車馬、綾羅綢緞以及銀製馬鞍、玉帶等物,價值六七十萬錢。白居易極力拒絕,但元稹家人幾次三番給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來,然後再轉贈給了一座寺廟。
唐文宗時,撰寫墓誌銘一度成了長安文人的一個職業,同行之間還存在激烈競爭,每有大官去世,其門前必定擠滿爭寫墓誌銘的傢伙,吵吵嚷嚷跟趕集似的,為了及時獲取情報,他們還在棺材鋪注了冊(錄名於凶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鋪就趕緊通知他們,以便早先一步搶到墓誌銘的撰寫權。
袁枚經濟收入的來源之一是潤筆費。由於袁枚名聲在外,時常有富戶為一篇墓誌銘而送千金者。除了寫墓誌銘外,幫人題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財之道。揚州有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書,以兩千金的價格請袁枚題跋。《清史稿·袁枚傳》載,袁枚所著《隨園集》有三十餘種,上自公卿王侯,下至市井小販,皆知其名,甚至海外也有慕名來求其書者。高麗使臣團來中國時,偶爾讀到袁枚的詩集,無不為之傾倒,便購買了數十部回國贈人。此後高麗來中國以高價購買袁枚書集者絡繹不絕,袁枚的書一時洛陽紙貴。
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行,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面為父親寫個墓誌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張之洞還真寫了。不過,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潤筆費用。
文人墨客所倚賴者,文字也。為他人寫序作傳,當然要收取潤筆之資,寫墓誌銘,一般用不著自己開口,主家也要及時奉上,為的是能多收穫些美言。
韓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寫墓誌銘,他的「諛墓」收入很豐厚。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唐憲宗將這文章的一塊石刻賞賜給韓弘,
他將功勞記在大將韓弘身上,對李愬輕描淡寫。韓弘自然大喜過望,當即拿出500匹絹相贈。據考證,那時一匹絹值200文,一斗大米值13文,韓弘給韓愈的「潤筆」費大致相當於7690斗米。當時的一斗米折合現在的重量約為13斤,現在買13斤普通大米大約需要26元。
明代曹臣的《舌華錄·譏語》裡記載了一個故事,大概是說有人借了韓吏部的銀子,卻並不還他,並稱他的這許多錢財為「諛墓中人得耳」。因此,理直氣壯地不僅不還,還認為自己拿了錢財還是應該的。言外之意,還嫌拿少了。
北宋的司馬光曾在《顏樂亭頌》一文指出,韓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韓愈受金為人撰寫碑文之事,稍後的劉禹錫在韓愈去世後紀念他的《祭韓吏部文》中,透露了韓愈的潤筆收入:「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所謂一字千金,不過如此。
唐朝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
富貴人物或者寺廟的墓誌、碑文,不僅要求名家文字,還要求名家書法。當時,收入最巨的可謂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戶部員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職,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
在碑文市場上春風得意、呼風喚雨,風光無限。一生窮困潦倒的詩人杜甫有一首《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寫道:「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所謂罽,乃細密毛織物,與錦常並稱,一張價值幾萬。在杜甫的描寫中,李邕的潤筆顧客盈門,商品式的碑文掛滿四壁,金銀財寶、珍品奇物等潤筆物滿屋。
白居易跟元稹結交數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後,其家人請白居易撰寫墓誌銘。寫好之後,元稹家要饋贈白居易奴僕、車馬、綾羅綢緞以及銀製馬鞍、玉帶等物,價值六七十萬錢。白居易極力拒絕,但元稹家人幾次三番給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來,然後再轉贈給了一座寺廟。
唐文宗時,撰寫墓誌銘一度成了長安文人的一個職業,同行之間還存在激烈競爭,每有大官去世,其門前必定擠滿爭寫墓誌銘的傢伙,吵吵嚷嚷跟趕集似的,為了及時獲取情報,他們還在棺材鋪注了冊(錄名於凶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鋪就趕緊通知他們,以便早先一步搶到墓誌銘的撰寫權。
袁枚經濟收入的來源之一是潤筆費。由於袁枚名聲在外,時常有富戶為一篇墓誌銘而送千金者。除了寫墓誌銘外,幫人題跋作序也是袁枚的生財之道。揚州有安姓的巨富,刻了一部書,以兩千金的價格請袁枚題跋。《清史稿·袁枚傳》載,袁枚所著《隨園集》有三十餘種,上自公卿王侯,下至市井小販,皆知其名,甚至海外也有慕名來求其書者。高麗使臣團來中國時,偶爾讀到袁枚的詩集,無不為之傾倒,便購買了數十部回國贈人。此後高麗來中國以高價購買袁枚書集者絡繹不絕,袁枚的書一時洛陽紙貴。
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行,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面為父親寫個墓誌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張之洞還真寫了。不過,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潤筆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