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始於西漢，早期乃是在上層皇胄貴族階層流行，並伴隨特權階層的倡導而逐漸發展起來，最終融入到中華文化的體系之中。歷史上信佛、好佛、倡佛的帝王將相很多，這裡列舉的是與佛門最有淵源的五個。

　　1蕭衍(梁武帝)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出生於齊皇室家族，自幼博讀經書，「洞達儒玄」。齊竟陵王蕭子良在雞籠山西邸集會名僧居士，講經說法，當時年輕的蕭衍就常遊其門下，為子良門下「八友」之一。蕭衍後來廢齊建梁後，極力提倡佛教，且身體力行，使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時達到了鼎盛。

　　蕭衍早年以武功起家，信奉道家學說，後皈依了佛門，成為了虔誠的佛門弟子。他曾下詔令全民奉佛，在他的帶動下，梁代王公貴族紛紛倣傚，捐資建寺，一時寺院劇增，僅建康(南京)一處就有五百餘座，全國則有二千八百餘座，較大的寺院往往周宇環繞，延袤數里，有若天宮。唐代詩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便是對京城建康佛教盛況的形象描寫。

　　除修建寺廟以外，蕭衍還熱衷鑄造佛像、舉辦無遮大會等活動，他曾為證明自己虔誠信仰佛教，還先後四次「捨身」佛寺「為奴」，脫下皇袍，穿起法衣，為僧眾執役，自願做一個真正的佛教徒。每次皆需群臣苦勸，並「以錢億萬奉贖」，於眾僧默許後，方還皇宮。

　　蕭衍對於漢地佛教的又一重要影響，即明令僧眾禁斷一切肉食，規定破壞此戒者將以僧法、國法處置。難得的是身為天子的梁武帝還身體力行，從此不吃肉、不喝酒，晚年時更是一天只吃一頓，肉食一絲不沾，只吃豆類的湯菜和糙米飯。自此以後，素食便成為漢地佛教生活的一大特色：寺院僧尼一律素食，在家信徒也自覺素食。

　　梁武帝多才多藝，擅長詩詞歌賦，早年就以名士和才子著稱，是個典型的文人皇帝。這種文人性格可能是他如此篤信佛教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導致了他急功近利，貿然北伐，最終亡國身死。如同後人對南唐後主李煜的歎息之語：「作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梁武帝的悲哀，大概也相似。

　　2楊堅(隋文帝)

　　楊堅出生於具有濃厚佛教信仰的佛化家庭中，他的父親楊忠就曾營造過佛寺(棲嚴寺)。後魏大統七年(541)六月十三日，楊堅誕生於馮翊(今陝西大荔縣)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後，即由比丘尼智仙撫養成人。當楊堅七歲時，智仙曾對他說：「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這種家庭的熏陶和幼時的佛化教育對楊堅的影響應當是非常大的。因此，楊堅即位後，「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

　　湯用彤先生曾言：「宣、靜二帝之復教，疑實出丞相楊堅之意。故佛法再興，實由隋主也。」由於北周武帝的禁佛政策，隋朝初期的佛教，尤其是在中原，已經面臨存亡問題。隋文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佛教復興，他也為推進佛教在中國的正式化、國家化、制度化方面出力。

　　此外，隋文帝在五台山大建佛寺，使其成為了中國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著名的少林寺曾經一度毀於北周，經隋文帝重建，得以復興。

　　

　　3武則天(武周皇帝)

　　如果說楊堅是尼庵裡長大的皇帝，武則天則可以稱佛門裡走出來的女皇了。她出生官宦之家，14歲那年入宮，當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後，武則天走出唐宮，來到感業寺，削髮為尼。這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眾說紛紜。

　　不久之後，對其愛慕已久的高宗就將她接回宮內為妃，後又冊封為後，開始參與朝政，直到後來垂簾聽政，以致改國號為周，自立為帝，成為女主。

　　武則天時期佛像雕塑技藝達到了高峰，龍門石窟就是典型代表。甚至有人猜測，其中最有名的那座盧捨那佛像就是武則天本人。80卷《華嚴經》譯本也是武則天親自作序。武則天奉佛，更多的目的是為自己廣積功德，她個人似乎更偏好道教，從其「玄元皇帝」的封號中大致可知了。

　　4順治帝

　　有一個比較流行的傳說，說順治帝因愛妃董氏的病逝而心灰意冷，認為「四大皆空」，無所依戀，便捨棄江山，跑到五台山上剃度修行。順治是否真正是出家為僧，乃是一個疑團。不過順治好佛，潛心於佛教則是事實。史載順治確實曾在宮中落髮，意欲出家，後被勸阻。接著，又特命近侍太監吳良輔作為替身，替他出家，到憫忠寺為僧。

　　順治佛緣深厚，他曾說：「朕前生的確是僧，今生每常到寺，則低回不能去」。又說：「財寶妻孥，人生最貪戀放不下，朕於財寶固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情。若非皇太后一人掛念，便可隨老和尚出家去。」順治算得上是一個至性的佛門皇帝。如他的詩所言「吾本西方一衲子，無奈落入帝王家。」

　　5雍正

　　清代前期的幾位皇帝，都和佛教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而雍正無疑是其中佛學功底最為紮實的。

　　雍正皇帝(1678—1735)名胤禛，自號「圓明居士」，另號「破塵居士」，常以出家人自居。其為雍親王時就潛心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被封為親王以後，更加認真，公然在王府中領導少數臣工，學佛參禪。

　　雍正三十三歲這年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支香，即洞達本來，方知唯此一事實之理」。當時章嘉國師評為只是「如針破紙窗，從隙觀天」，勉勵其更求進步。雍正於當年二月「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遂又問證於章嘉國師，章嘉國師認為這「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應該更加勇猛精進。

　　於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1712)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踏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於此章嘉國師稱讚道：「王得大自在矣!」這一年雍正三十四歲，從此雍正自信在禪宗已經就是直透三關的禪者了。

　　雍正繼位登基以後，於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雍正在閱讀《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等禪宗語錄後，於雍正十一年(1733)編選並刊行了最權威的禪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對於振興宗風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雍正帝除了編選講經傳法的語錄，著書立說之外，還大力修繕古剎名寺，比如江南荊溪(今宜興縣)崇恩寺、浙江紹興報恩寺、浙江普陀山都曾在雍正年間得到修繕。同時雍正帝還重用高僧大德，一度重用文覺禪師，在森嚴的紫禁城內為他安排了專門住所，命他參與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