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戰爭中，士兵都是被強制服役的農民，在大多數時代，當兵並不能帶來身份上、經濟上的明顯好處。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的文化環境下，當兵要冒身體毀傷、陷己不孝的下場，也很難得到精神上的激勵。因此古代統治者為了能夠驅使士兵為自己賣命，只好嚴懲逃兵。曹魏的「士亡法」並非個案。
　　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處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軍爵律》兩條條文。一條是規定士兵每五人編為一「伍」，其中有一個士兵逃亡的，其餘四人都要受罰兩年的勞役(如有戰功斬敵一顆首級可以免罰)。這種連坐法使全體士兵出於自身安全考慮而互相監視，大概是各國軍隊普遍實行的。另外一條規定，如果在戰場上「失蹤」，軍隊已經上報他陣亡、國家對他的後人進行了撫恤、授予爵位，可是後來查明他是在戰場上逃跑，並沒有死，就要剝奪他後人所得的撫恤及爵位。這人日後回到家鄉，就「以為隸臣」，成為國家奴隸。
　　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士兵在戰場上斬獲敵軍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國家按照爵位來分配土地，授予種種法律上、社會生活上的特權。因此秦國軍隊總的來說士氣高漲，被孫卿子評為是戰國最強的軍隊，「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荀子·議兵》)。因此逃兵問題或許不那麼嚴重，處罰還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將逃兵罪名區分為已出征臨戰時的逃亡、平時鎮守駐防時的逃亡兩大類。凡是軍隊已出征上戰場，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過十五日判處絞刑。如果是在作戰時逃亡的處斬首。凡是平時鎮守駐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為止，沒有死罪。

　　唐末五代時期軍閥混戰，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溫(後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臉上刺上軍號(用針刺字後再塗上墨汁)，在道路關口設立崗哨盤查，發現刺字的逃兵就予以處死。這個辦法迅速被各個大小軍閥採用，也被宋代繼承，士兵一律刺面，並設「逃亡之法」。刺面的禁軍逃亡，滿一日處斬首。北宋仁宗改為逃亡滿三日，斬首。北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期間改為逃亡滿七日，處斬首。這個法律一直維持到南宋滅亡，只不過各代皇帝往往下詔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繼承了唐律將逃兵罪一分為二的立法原則，但不採用按照逃亡日期來定罪量刑。《兵律·軍政》規定，軍官軍人出征時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軍繼續出征;再犯者處絞刑。而各地駐防軍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繼續服役;再犯杖一百，發往邊遠地區充軍服役;三犯處絞刑。
　　清律沿襲了明律的規定，只是將兩種逃兵罪名的絞刑都改為「絞監候」(監禁等待秋審最後決定是否執行絞刑)。可是在後來的清代條例裡，卻不分出征、駐防，只要是「在營」的將士逃亡的，一律加重為斬立決(不經秋審報朝廷核准後立即執行死刑)。在戰爭結束前自首的，發遣到各省駐防八旗為奴;戰爭結束後才自首的仍然斬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