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蔣介石君臣關係：我們常說蔣介石是獨夫民賊，一意孤行，不能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可是在看他和胡適的交往史時，感覺卻不是這樣。胡適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常常拿言論自由、民主憲政和保障人權等問題批評蔣介石，要知道，老蔣當時是一黨專政的最高領袖，口含天憲，生殺予奪全在一人，而他對胡適的逆鱗批評不但沒有打擊報復，而且在很多時候還接受了對方的批評，一輩子堅持結交胡適這樣的諍友，實在是非常難得和難能可貴的。

　　一

　　1934年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個運動以儒家的「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以蔣介石的「三化」(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為行動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場「改造國民生活形態以及行為模式」的教育運動。為了掀起這樣一場運動，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發凡》的演講中說：革命就是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或主義，用人的力量徹底改進每一個人以至整個國家的生活形態。「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於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他強調：「新生活運動」既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國國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夠徹底改進的一種社會教育運動。蔣介石的號召一下，國民黨統治區域，各級黨政機關無不聞風而動，熱烈響應。蔣介石手訂的小冊子《新生活須知》，鋪天蓋地，充斥機關、學校等各行各業，被視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法規經典。

　　在國民黨各級黨政官員紛紛獻媚取悅之時，胡適不但沒有為最高領袖發起的這個運動闡釋劃時代意義，反而逆風而上，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發表《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批評蔣介石太誇張新生活的效能。在文章中胡適毫不客氣地說：「要知道，救國與復興民族，得靠知識與技能，和鈕扣碗筷的形式不相干。」「要清楚認識，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運動。生活習慣的改革，不是開會貼標語所能收效的。若靠一班官僚來提倡新生活，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只會增加虛偽而已。」「我們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礎是經濟的、物質的，人民太窮，決不會有良好的生活習慣。生活提高了，知識提高了，不但會路不拾遺，拾了遺物還會花錢去登報招領。」在當時的中國，胡適竟敢如此批評黨和國家最高領袖提出的一項政治舉措，往小了說是目無尊長，往大點說就是別有用心的一小撮敵對勢力和反革命的代表猖狂地向黨進攻，此事如果發生到紅太陽時代，胡適早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砸了個稀巴爛。可奇怪的是，蔣介石竟然沒有作任何表示，連讓登胡適文章的刊物停刊整頓的措施都沒有採取，太沒有偉人氣魄了。

　　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能具有這種雅量，自然贏得了胡適的認可。後來，胡適不止一次地對人說：「蔣先生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能夠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了。」胡適的這些話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裡，蔣介石還派人向胡適表示感謝。我有點搞不懂了，胡適不過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知識分子，而蔣介石是掌握黨政軍大權的一國領袖，犯得著如此在意一介窮儒的說法嗎?儘管如此，胡適對蔣介石的缺點並沒有放過，仍時不時地予以批評，而且動不動就拿當時的政治體制說事。

　　二

　　1951年5月，胡適從美國寫了一封長信給蔣介石，勸蔣考慮「國民黨自由分化為幾個獨立的政黨」，而且第一件事便是「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1952年9月，胡適又寄了一封長信給蔣介石，直言：「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上，而行憲四、五年來未能樹立這個基礎，是由於國民黨未能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一句空話，必須由政府與國民黨明白表示願意容忍一切具體政策的批評，並須表示，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以作批評的對象。」

　　1949年蔣介石兵敗大陸去了台灣，正是朝不保夕風雨飄搖之時，求得穩固生存乃是老蔣當時最主要的任務，胡適沒有在這方面出謀劃策，而是要實行民主制度，竟然要「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放棄國民黨一黨執政的地位，還幻想要把孫中山、蔣介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作為批評的對象。一個國家的根本制度都要批評了，胡適這不是鼓動人們造反嗎?對這種「妄圖顛覆國家政權」的危險分子，老蔣應該利用國家專政機器一舉剿滅。

　　可糊塗的老蔣卻沒有這樣做，反而在胡適1952年月11月19日應邀回台灣講學時，派蔣經國為代表前往機場迎接，加入了各屆人士一道熱烈歡迎胡適的隊伍。隨後，胡適各種場合發表演說，鼓吹「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號召人們利用一切機會爭取言論自由。第二年1月16日，蔣介石設宴為胡適餞行，胡提出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等問題。胡的意見相當尖銳，但是蔣介石卻能夠接受。這一點，從他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蔣公約我吃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兩點鐘，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我不知道老蔣請胡適吃飯到底圖的是什麼，你不趁機好好教訓這個傢伙也就罷了，還要聽他絮絮叨叨批評自己，這不是花錢買罪受嗎?

　　1956年蔣介石70歲生日的時候，胡適根據《中央日報》負責人的要求，草成一文為他祝壽。胡適在文章中借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小故事，希望蔣介石無為而治，不要管太多的事情。並在給負責人的信中說，我量你不敢登!負責人很為難，趕緊向上請示，結果老蔣放下話來，可以照登，讓他去講好了!得到老蔣准許登的指令，報紙負責人十分吃驚。於是，這篇文章就一字不改的登了出來。普通老百姓過生日還講究個好心情，胡適倒好，在老蔣過70歲生日的時候，也忘不了批評人家，換作其他人，早就對這只烏鴉下手了，起碼不讓那篇沒安好心的祝壽文章公開發表，而老蔣卻像扶不起的阿斗，任由胡適一路批評下去，在胡適生日的時候還要故作媚態以示討好。1960年12月17日是胡適70虛歲生日。蔣介石專門寫了一個大大的「壽」字以示祝賀。過了幾天，蔣氏夫婦在官邸為胡適擺下壽宴，邀請副總統陳誠等十餘人前來慶賀。

　　三

　　1958年蔣介石請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親臨就職典禮致辭。蔣介石希望中央研究院這一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胡適的就職典禮，總統能親自來參加且發表了重要講話，這給了胡適多大的面子啊!換做一般人早感激涕零，在自己致辭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對總統的重要講話做發揚光大式的闡釋，而胡適倒好，還是以批評的口氣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總統對於自己的文化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份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瞧瞧，胡適第一天就職就給了蔣總統一個難堪，不僅當面反駁了他的話，否定了他的文化思想，而且還公開扭轉大總統為中央研究院工作方針、辦院方向定的調。這樣不聽指揮，不為主旋律服務的人，蔣介石為什麼還要用呢?

　　尤其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胡適竟然支持和政府公開作對的《自由中國》。回台灣定居以後的3年多，胡適身為《自由中國》的精神領袖，依然公開支持這一雜誌，讚揚作為言論自由象徵的雜誌負責人雷震，抗顏直諫明白表示「連任總統」有違憲政，建議蔣介石無為而治，不要再連任總統，這自然使老蔣很不愉快。老蔣連任後，因不能容忍雷震的言行而逮捕雷震。當時，胡適正在美國出席會議，接到陳誠的電報通報後，復電中胡適列舉了「政府此舉不甚明智」的理由，還敦促政府應該通過司法程序，而不是通過軍事法庭來審理這一案件。1961年11月18日蔣介石跟胡適有一場對話，這次老蔣真的生氣了，說「雷震背後有匪諜」，責備胡適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則因雷震由言論獲罪而對台灣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後，胡適在台灣受到「圍剿」，被擁蔣學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這就是胡適晚年受的最慘待遇，不過老蔣並沒有把他斗倒批臭，更沒有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當胡適1962年2月24日突然去世時，蔣介石除了親撰「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外，還送了一幅挽額，是他親筆書寫的「智德兼隆」。在胡適去世的第二天，宋美齡就看望了胡適夫人，勸她好好保重。3月1日是公開瞻仰死者遺容的一天，蔣介石親自前來弔唁。從蔣介石對胡適一生的評價中，看出了蔣介石對胡適的真摯態度，也能感受到二人之間的相知相得。

　　行文到最後，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如果胡適沒去台灣而留在大陸，他敢這樣肆無忌憚地宣揚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嗎?他敢用這種思想去勸諫我們的紅太陽嗎?他早早自殺了的兒子胡思杜是不是會成為他的宿命?當然了，以胡適之聰明，是斷不會犯如此低級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