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1997年02期 李玉貞編譯 原題為：從俄羅斯秘檔看中山艦事件

　　1926年春，蔣介石與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及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劇尖銳化。在上海的國民黨右派鄒魯和在廣州的王柏齡、伍朝樞、歐陽格等，為拆散廣州國民政府的內部團結，製造謠言，謊稱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謀，將綁架蔣介石，送往海參崴，同時假傳命令，誘使中山艦自廣州開往黃埔。蔣介石懷疑中山艦的「異動」與綁架他的陰謀有關，於3月20日晨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等，包圍蘇聯顧問團駐地，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正在廣州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蘇共中央書記布勃諾夫等人決定向蔣介石讓步，撤回季山嘉及素為蔣所不喜的羅加喬夫等顧問。不久，汪精衛稱病請假，秘密隱匿，轉赴法國，蔣介石遂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軍等大權。

　　中山艦事件以其情節的詭異迷離，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疑案。事件中，當時在廣州的蘇聯顧問是重要的一方，但是，多年以來，蘇方文件一直隱藏在深深的鐵幕中，影響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全面認識。1996年，俄德學者合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的出版，首次公佈了許多俄國當事人的檔案。這些檔案雖存在著某些訛誤;但對於我們瞭解蘇方情況，揭開有關謎團，無疑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

　　蘇聯顧問向莫斯科報告中山艦事件經過

孫中山,宋慶齡與中山艦上的官兵合影

　　蘇聯顧問團南方團副團長拉茲貢4月25日向莫斯科報告說：「上午10點整，第5團的一個連包圍了東山(蘇聯顧問駐地)，把我們的警衛繳了械，不許我們同志中的任何人進城。連長出示了營長授權他們此次行動的命令。問及營長時，得知他乃據蔣介石將軍的指示行事，但他並沒有蔣介石的手令。這個連在東山一直守到下午4點鐘，後來撤離，把槍還給我們的警衛。下午6點我接到伊萬諾夫斯基(布勃諾夫斯基的化名——編譯者)的命令去找蔣介石面談。我見蔣精神極度沮喪，他說，他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罪，他因此地發生挑釁事件而心情非常沉重，他也負有一定責任，他要嚴令進行調查等等。過了兩個小時，我和伊萬諾夫斯基一道又去找他。他重複了先前說的話，我們同他約定對此事件進行調查。近來蔣介石收到許多匿名的恐嚇信說要殺他，此外，他還收到海軍政委(共產黨員)李之龍的信，內中要蔣在3個月內把廣東省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槍斃他(不言而喻這是一封假造的信)。(拉茲貢關於廣州3.20事件的書面報告，《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第190頁)

　　蘇聯顧問團華南組副組長羅加喬夫4月28日報告說：(中山艦事件前)蔣介石接到了一封由李之龍署名的信(是假造的)，內中建議蔣介石在三天內通過政府實行廣東省企業的國有化，並威脅說，如果蔣不這樣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國。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把調遣中山艦一事和那封信說成「最好的證據」，「表明俄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要把蔣介石逐出廣東省」。(羅加喬夫關於3.20事件的書面報告，同上書第198頁)

　　同時，據蔣介石給駐東山第5團團長簽發的手令，該團應該「對東山嚴加監視」，但後來蔣介石又送來道歉書，為俄國人被軟禁表示歉意，並把罪名轉嫁到團長身上，說後者「行動欠妥」。(同上書第299頁)

　　蘇聯人說：讓步，但目的是為了日後除掉蔣介石

　　事發當天，剛到廣州不久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布勃諾夫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探問虛實，二人約定21日會面。但蔣沒有踐約，只派人通知布勃諾夫，蔣「因故」不能到來。與此同時，一個流言迅速傳播開來：「蔣介石公開宣稱，不想繼續與俄國顧問共事」。(索洛維約夫致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同上書第152頁)布勃諾夫等考慮到這一情況，同時鑒於蔣介石同汪精衛關係緊張，「決定勸阻蔣介石並使他同汪精衛恢復合作關係」。(同上書第153頁)、

　　布勃諾夫使團撤掉了華南顧問組組長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團長羅加喬夫和政治顧問組副組長拉茲貢(奧利金)。對於這一讓步，布勃諾夫的解釋是：「他們之所以被撤，是因為22日凌晨我們得到情報說，3月20日的事態有可能繼續，故此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了如下結論：廣州市的力量對比不利於國民政府，而廣東省的力量對比卻對國民政府有利。所以必須贏得時間，而想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鑒於當時情況個分清楚，矛頭就是對著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來的，所以應該順階而下，因此我們決定撤除季山嘉和羅加喬夫的職務。由於這一讓步，我們達到了某種均勢。」(同上書第147頁)

　　當時正在廣州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部長索洛維耶夫對此也表示贊同。他事後向共產國際解釋說：「當使團決定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並召回季山嘉時，是想將此舉措作為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太鋒芒畢露，忘記了他們自己不過是顧問而非指揮官。我百分之百地堅信，迄今為止，我說的是近幾個月來，或者確切地說是近一個月來，我們竭盡一切努力疏遠蔣介石，並讓他不要染指國民政府事務。現在我們自己要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以盡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復過去的形勢。」(同上書第154頁)

孫中山,宋慶齡與中山艦上的官兵合影

　　蘇聯顧問團南方團副團長拉茲貢4月25日向莫斯科報告說：「上午10點整，第5團的一個連包圍了東山(蘇聯顧問駐地)，把我們的警衛繳了械，不許我們同志中的任何人進城。連長出示了營長授權他們此次行動的命令。問及營長時，得知他乃據蔣介石將軍的指示行事，但他並沒有蔣介石的手令。這個連在東山一直守到下午4點鐘，後來撤離，把槍還給我們的警衛。下午6點我接到伊萬諾夫斯基(布勃諾夫斯基的化名——編譯者)的命令去找蔣介石面談。我見蔣精神極度沮喪，他說，他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請罪，他因此地發生挑釁事件而心情非常沉重，他也負有一定責任，他要嚴令進行調查等等。過了兩個小時，我和伊萬諾夫斯基一道又去找他。他重複了先前說的話，我們同他約定對此事件進行調查。近來蔣介石收到許多匿名的恐嚇信說要殺他，此外，他還收到海軍政委(共產黨員)李之龍的信，內中要蔣在3個月內把廣東省的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要槍斃他(不言而喻這是一封假造的信)。(拉茲貢關於廣州3.20事件的書面報告，《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第2卷第190頁)

　　蘇聯顧問團華南組副組長羅加喬夫4月28日報告說：(中山艦事件前)蔣介石接到了一封由李之龍署名的信(是假造的)，內中建議蔣介石在三天內通過政府實行廣東省企業的國有化，並威脅說，如果蔣不這樣做，那就要把他逮捕，流放到俄國。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把調遣中山艦一事和那封信說成「最好的證據」，「表明俄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要把蔣介石逐出廣東省」。(羅加喬夫關於3.20事件的書面報告，同上書第198頁)

　　同時，據蔣介石給駐東山第5團團長簽發的手令，該團應該「對東山嚴加監視」，但後來蔣介石又送來道歉書，為俄國人被軟禁表示歉意，並把罪名轉嫁到團長身上，說後者「行動欠妥」。(同上書第299頁)

　　蘇聯人說：讓步，但目的是為了日後除掉蔣介石

　　事發當天，剛到廣州不久的蘇聯訪華使團團長布勃諾夫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探問虛實，二人約定21日會面。但蔣沒有踐約，只派人通知布勃諾夫，蔣「因故」不能到來。與此同時，一個流言迅速傳播開來：「蔣介石公開宣稱，不想繼續與俄國顧問共事」。(索洛維約夫致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同上書第152頁)布勃諾夫等考慮到這一情況，同時鑒於蔣介石同汪精衛關係緊張，「決定勸阻蔣介石並使他同汪精衛恢復合作關係」。(同上書第153頁)、

　　布勃諾夫使團撤掉了華南顧問組組長古比雪夫(季山嘉)，副團長羅加喬夫和政治顧問組副組長拉茲貢(奧利金)。對於這一讓步，布勃諾夫的解釋是：「他們之所以被撤，是因為22日凌晨我們得到情報說，3月20日的事態有可能繼續，故此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了如下結論：廣州市的力量對比不利於國民政府，而廣東省的力量對比卻對國民政府有利。所以必須贏得時間，而想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鑒於當時情況個分清楚，矛頭就是對著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來的，所以應該順階而下，因此我們決定撤除季山嘉和羅加喬夫的職務。由於這一讓步，我們達到了某種均勢。」(同上書第147頁)

　　當時正在廣州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副部長索洛維耶夫對此也表示贊同。他事後向共產國際解釋說：「當使團決定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並召回季山嘉時，是想將此舉措作為一個策略，以便贏得時間，做好準備除掉這位蔣將軍。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太鋒芒畢露，忘記了他們自己不過是顧問而非指揮官。我百分之百地堅信，迄今為止，我說的是近幾個月來，或者確切地說是近一個月來，我們竭盡一切努力疏遠蔣介石，並讓他不要染指國民政府事務。現在我們自己要吃一點虧;做出一定的犧牲，以盡可能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復過去的形勢。」(同上書第154頁)

　　汪精衛感覺委屈

　　索洛維耶夫繼續報告說：汪精衛「稱病臥床，醫生們登門治病，他閉口不談政務，最後則完全離群索居，表面不說離職，實際不問工作。除了我上面說的原因之外，3.20事件無疑也對他產生了影響，促使他做出這一決定。儘管事發兩天前他可能就知道蔣介石要有所行動了，不過不管怎麼樣，事件本身對他還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有違他的意願的。現在他有自己的看法並對其友好譚延閏、朱培德、宋子文和李濟深說他丟人現眼了，所以應該停職一段時間。當然，很可能，如果我們當初更加溫和地事先讓汪精衛思想上有所準備，再向蔣介石做出讓步，那樣就能阻止汪精衛。不過事實畢竟是事實，汪精衛為向蔣介石做出的讓步而感覺委屈，為季山嘉的被召回而不快，因他是支持季山嘉的。於是他沒有告訴我們，自己也出於無奈便蜷縮起來。我認為應該千方百計把他請出來，告訴他並且向他證明，對蔣介石做出的讓步是由我們犯下的錯誤引起的，是迫不得已的，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們改變了方針，尤其不能說明我們對汪精衛和整個國民黨左派改變了方針」。(同上書第154頁)

　　蘇聯顧問團開會總結

　　3月23日，蘇聯顧問團廣州組開始舉行會議。24日，布勃諾夫在會上講話。他著重講了顧問團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的「錯誤、過失和考慮不周」。關於中山艦事件的起因，布勃諾夫說：「我們給每——個中國將領套上了五根繩索：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如果給你們每個人都套上這五根繩索，你們也會喊疼的，可你們卻想用這五根繩索套在中國將領這樣身份的人物身上，硬拉著他們跟你們走;況且他們還沒有消除中國軍閥制度的陋習。應該考慮到將領是中國人，顧問——是俄國人。……最能獨立思考的中國將領都覺得出來，他是中國人，可是身為俄國人的顧問卻在那裡『指手劃腳』。」他說，「是俄國顧問，那你就老老實實當顧問，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們厭煩。務必要做到這一點，要有分寸。」(同上書第145—146頁)

　　布勃諾夫指示顧問團說：「應該馬上做以下各事。第一，要根除鋒芒畢露的做法，尤其是根除俄國顧問從旁直接發號施令的做法。新顧問組長應該下達相應的指令;同時，要為將領們鬆綁，減輕對他們的監督。在宣傳鼓動工作中要更加謹慎(不要大張旗鼓地說什麼新軍閥，小資產階級特性等)。」「一定要記住，國民革命軍不是工農紅軍」。(同上書第148頁)

　　布勃諾夫指示：「應該通過國民黨左派開展：工作，目前不應著力於在國民黨左派中加強共產黨的影響，而是要通過在國民黨左派中的工作直接鞏固國民黨本身。應該說，這項工作定將頗費時日，要堅持不懈，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非常靈活、十分平穩、十分克制的策略。」(同上書第141頁)

　　關於中國共產黨，布勃諾夫認為，這個年輕的黨做了大量工作，數量上發展也很快，但是黨有些「太熱衷於軍事工作」，今後「要把黨的力量均衡地重新分配到各個軍去」，「還要把一定數量做軍事工作的黨員派到黨的其他工作領域，首先派去做黨內的教育工作。」(同上書第144—145頁)

　　4月24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吳廷康也致函陳獨秀說：中共一方面要從數量和質量上加強自己的組織，使它「更加獨立，更加強大」，同時要與一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發號施令的做法進行鬥爭」。(同上書第188頁)

　　布勃諾夫的「指導性綱領」與克里姆林宮的策略

　　從俄羅斯檔案看，蘇聯顧問決定對蔣介石讓步的另一原因是為了打擊右派，爭取被他們視之為「左派」的蔣介石，從而維護左派的團結。

　　4月23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吳廷康致函蘇聯駐上海副總領事維裡傑說：「我得悉右派要同一部分左派特別是同蔣介石和解。目的是左右派聯合起來。孫科從廣州到了上海，公開宣稱此行的目的，說是蔣介石也同意。」(同上書第178～179頁)

　　塔斯社駐中國記者穆辛分析說：「蔣介石3.20的行動和此後的形勢險象環生。它們暴露了國民黨左派運動和廣州政府的核心力量內部還比較薄弱。擁有強大軍權的蔣介石派和汪精衛、譚延間、朱培德、宋子文派之間的分裂會導致國民黨左派的嚴重分裂和廣州政府的垮台」。「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廣州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中的左派核心力量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汪精衛恢復工作，左派間修好並團結起來」。(同上書第180頁)

　　3月27日，布勃諾夫從汕頭給鮑羅廷寫信，向後者傳達代表團「在充分和全面調查」後做出的「最重要的指導性的結論」。信稱：「我們對國民黨的策略應該是促進它鞏固其內部組織性，促進它同群眾的聯繫。不斷推動它同工人群眾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以領導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在這項工作中應該有分寸，有靈活性並且善於利用一切條件，但絕對不可把自己當成助手或領導者。」(同上書第158頁)

　　布勃諾夫指示：「應該通過國民黨左派開展：工作，目前不應著力於在國民黨左派中加強共產黨的影響，而是要通過在國民黨左派中的工作直接鞏固國民黨本身。應該說，這項工作定將頗費時日，要堅持不懈，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非常靈活、十分平穩、十分克制的策略。」(同上書第141頁)

　　關於中國共產黨，布勃諾夫認為，這個年輕的黨做了大量工作，數量上發展也很快，但是黨有些「太熱衷於軍事工作」，今後「要把黨的力量均衡地重新分配到各個軍去」，「還要把一定數量做軍事工作的黨員派到黨的其他工作領域，首先派去做黨內的教育工作。」(同上書第144—145頁)

　　4月24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吳廷康也致函陳獨秀說：中共一方面要從數量和質量上加強自己的組織，使它「更加獨立，更加強大」，同時要與一些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發號施令的做法進行鬥爭」。(同上書第188頁)

　　布勃諾夫的「指導性綱領」與克里姆林宮的策略

　　從俄羅斯檔案看，蘇聯顧問決定對蔣介石讓步的另一原因是為了打擊右派，爭取被他們視之為「左派」的蔣介石，從而維護左派的團結。

　　4月23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吳廷康致函蘇聯駐上海副總領事維裡傑說：「我得悉右派要同一部分左派特別是同蔣介石和解。目的是左右派聯合起來。孫科從廣州到了上海，公開宣稱此行的目的，說是蔣介石也同意。」(同上書第178～179頁)

　　塔斯社駐中國記者穆辛分析說：「蔣介石3.20的行動和此後的形勢險象環生。它們暴露了國民黨左派運動和廣州政府的核心力量內部還比較薄弱。擁有強大軍權的蔣介石派和汪精衛、譚延間、朱培德、宋子文派之間的分裂會導致國民黨左派的嚴重分裂和廣州政府的垮台」。「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廣州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中的左派核心力量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汪精衛恢復工作，左派間修好並團結起來」。(同上書第180頁)

　　3月27日，布勃諾夫從汕頭給鮑羅廷寫信，向後者傳達代表團「在充分和全面調查」後做出的「最重要的指導性的結論」。信稱：「我們對國民黨的策略應該是促進它鞏固其內部組織性，促進它同群眾的聯繫。不斷推動它同工人群眾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以領導國民革命。中國共產黨在這項工作中應該有分寸，有靈活性並且善於利用一切條件，但絕對不可把自己當成助手或領導者。」(同上書第158頁)

　　布勃諾夫的意見，後來基本上為斯大林接受。4月29日，斯大林在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示稱：

　　「3，應該說，國共分裂與否的問題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這種分裂應視為絕對不可行的。必須奉行讓共產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的路線。

　　4.因此，在共產國際的例行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從組織上改變相互關係(指國共關係)的任何做法，都斷不可行，而且對於國共兩黨都是十分危險的。

　　5.設法讓國民黨右派離開(或曰將其開除出)國民黨。

　　6.在內部組織問題上向國民黨左派讓步，即更換一些人員，以求基本保持組織方面相互關係的現狀。」(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記錄第22號，特別記錄第16號，1926年4月29日，同上書第202頁)

　　5月17日，布勃諾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題為《總的結論和實際建議》的報告，其中稱：

　　「中國共產黨應當通過國民黨左派開展工作，目前應當力爭做到的不是在國民黨左派中鞏固共產黨的勢力，而是在國民黨左派中直接鞏固國民黨本身。如果說國共關係是國民革命發展的首要問題，那麼第二個異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國民黨左右派的問題。國民黨已經不統一了，顯而易見，右派毫無疑問正在竭力把國民黨中派爭取過去，走獨立組織力量的道路(試圖建立自己的中央，西山會議派今年3月底在上海召開的代表大會，試圖通過孫文主義學會在軍隊中站穩腳跟，企圖利用自己的影響籠絡軍界要人等)。國共兩黨依然面臨著一個重要任務——阻止國民黨右派與左派分裂而走上獨立組織力量的道路。因為國民黨右派已經另開門戶，有獨立組織，它將成為吸引反革命分子的中心。不過，與此同時，還應當最堅決地阻止右派的企圖，甚至不惜把最活躍最頑固的右派分子開除出國民黨」。「現在就應該採取措施取締國民革命軍內的孫文主義學會。取締的形式要據形勢而定。但鑒於廣州現狀，最佳做法當為讓他們自我取締。」(註：1926年4月20日該學會自行宣佈解散。)(俄羅斯總統檔案，全宗3，目錄65，案卷563，第123—125頁，引自同上書第215頁)

　　克里姆林宮的上述政策，後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革命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