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上海灘刮起了一股霍元甲旋風。旋風起源於前來中國走穴淘金的英國大力士奧皮音。這個來自英倫的「型男」在位於四川北路的亞波羅影戲院(ApolloTheatre)表演舉重、健美等，嚴格地說，無非是個走江湖、賣把式的洋藝人，在技擊格鬥方面，只會些花拳繡腿的招式。洋賣藝的當然也要吆喝，指望大清國人民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奧皮音的吆喝有點過頭，在舞台上公然表示要與華人打一場擂台，被報刊記者們一炒作，成了對「東亞病夫」的挑釁與侮辱，深深地傷害了大清人民那本就敏感而易受傷的感情，於是，「滬人嘩然」，群情洶洶，渴望著本土英雄們挺身而出，為國爭光。

　　霍元甲就在這個時候閃亮登場。

　　幕後策劃

　　為霍元甲在幕後做策劃的，是他的哥兒們農勁蓀。農勁蓀在天津經商，身家富裕，在經濟上一直照顧霍元甲。據說他也是霍元甲在政治上的啟蒙者及幾乎所有事業的幕後主持者，正是在他的諄諄教誨及不懈的包裝下，霍元甲從靠拳頭吃飯的一介武夫，最終樹立了類似民族英雄般的光輝形象。

霍元甲

　　農勁蓀是同盟會會員，他的背後還有一個更為隱秘的推動者：陳其美(即陳英士，其侄子為陳果夫、陳立夫)。陳其美是孫中山的助手，也是當時藉藉無名的蔣介石的結拜兄弟。身為青幫骨幹與同盟會高級幹部，陳其美在上海負責協調這兩大幫派的造反事宜。依靠黑幫鬧革命屢戰屢敗後，同盟會便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此時，大清政府正在全面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寬容局面，在地方自治運動中，一些以強身健體為旗號的民間准軍事力量紛紛出現，同盟會自然也要抓住機遇，「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陳其美語錄)。霍元甲在江湖上名頭響亮，而且又是農勁蓀的哥兒們，自然是第一選擇。

　　事實證明，同盟會策動霍元甲迎戰已經在上海家喻戶曉的奧皮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勢公關」。報刊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霍、奧之戰儼然成為事關中華民族尊嚴與臉面、彰顯「黃魂」(即黃種人的魄力)的巔峰對決。

　　萬眾矚目之下，策劃者們開始在上海著名的「張園」內搭建大擂台，「高達4尺，寬廣20尺」(兩個月後，大清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也在此舉行第一次股東大會，參閱本專欄8月24日《帝國的牆腳》)。霍元甲在報上刊登廣告，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願與天下健者一試」，並宣稱「專收外國大力士，雖銅筋鐵骨，無所惴焉!」

　　吊足胃口的霍、奧之戰，最後沒有上演。主流的說法是，奧皮音被霍元甲和其所代表的中國真功夫嚇破了膽，落荒而逃。「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樣的結局，自然是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威風。

　　而據居間擔任翻譯的另一同盟會會員、孫中山的小同鄉陳公哲回憶：「奧皮音初來中國，不曉國人拳術比賽方法，只取西洋拳術比賽規則，手戴皮套，只擊腰圍上部，不許足踢。霍元甲則以中國擂台打鬥方法，手足並用，無所限制，如有死傷，各安天命。彼此協商，未能獲得協議。」其實，奧皮音無非是個跑碼頭的賣藝人而已，「嘴大」並不意味著「無腦」，自知之明還是有的，沒必要非把大英帝國的榮譽套在自己身上，與中國功夫名家性命相搏。

　　總之，在這場高調宣揚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經不戰而勝。為了滿足台下觀眾的熱情(筆者尚未查證到同盟會設定的入場券票價)，主辦者只好邀請觀眾上台打擂，「以不傷對方為原則，以身體倒地分勝負」。一場關係到民族榮譽的大戰，至此演變為一場集體聯歡。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輕鬆獲勝，自此在上海灘打響了名頭。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灘立足後，同盟會再接再厲，於1909年當年就開始在閘北的王家宅籌備「精武體操會」，自然掛的是霍元甲的名頭：由霍主持精武技擊並習軍事，農勁蓀擔任會長。「精武體操會」宣稱以提倡尚武精神為目的，招收12~35歲的健康男子，每人收會費鷹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准成立「精武體操會」，首批會員73人，成為日後反清的骨幹。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隨後不久離奇死去，一般認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槍桿子脫手

　　同盟會對精武會的「類黃埔軍校」政治屬性，毫不諱言。孫中山的親密助手邵元沖，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其時有北方拳術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陳其美)重技術，就相結識，談論間頗覺霍君富愛國思想，乃運動上海各界人士為技擊者謀劃創辦學校，挑選同志中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由霍君傳授拳術，並及軍事，以應革命之需要。」(《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後，當精武體操會改造為精武體育會時，處在政治低潮的孫中山親臨訓話，儼然將該會當做了自己的軍官學校。

　　其實，類似精武體操會這樣的武術團體，在晚清及民國初年，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湧現。這其間，自然有著強身-強國的樸素追求，但背後也摻雜了各種政治勢力跑馬圈地、拉桿子聚團伙、以期實現「槍桿子(包括刀把子)裡面出政權」的現實目的。

　　同樣在1909年，性格溫和的蘇州人，也在地方自治運動中，建立了「觀前大街市民公社」，後來改造為「蘇州市民公社」。根據「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聯合團體，互相保衛，專辦本街公益之事為宗旨」，屬於街道商民的自治機構，但這些「居委會」卻在不久後以健身強體為理由，獲得政府許可，建立了准軍事的保安組織。由蘇商體育會等自治機構演變而來的「蘇州商團」，到民國時居然發展成下轄45個支部、2000餘名「團員」、1400多桿槍及其他軍用設備的龐大武裝。

　　其實，在大清國的改革過程中，地方的分離趨勢一刻也沒有停歇過，並在關係到政權根本的警政、國防方面屢有突破。早在戊戌變法期間，湖南就成立了「保衛局」，由官、紳、商聯辦，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權。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會公會」(上海商團公會)，公開組建武裝力量，在政府許可下，配備了160支步槍及500發子彈，人員多達2000人。其後，這支商團武裝更名為「上海保衛團」，在上海歷次的政治武鬥中，時而唱紅臉，時而唱白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開創了上海地方武裝干預政治的傳統。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歷來是中國歷史顛撲不破的真理，同樣的，這條真理的反推也無數次地被歷史所應驗：槍桿子脫手，政權一定會出問題。晚清政治改革不斷加速，並最終失控導致翻車，其中，包括准許地方建立准軍事力量，乃至允許這種准軍事力量脫離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發了中央權威喪失、凝聚力渙散。大量地方准軍事力量的出現，並沒有推動憲政改革中設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卻推動了地方的離心，並為日後軍閥林立準備了豐饒的土壤。晚清到民國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由愛新覺羅家族大一統的中央獨裁，轉變為各地實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獨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卻沒有改變權力萬能及贏者通吃的規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依然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無非是把主語「皇帝」替換成了別的與時俱進的名稱而已。

　　在這樣的天地之間，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無法逃脫作為槍桿子的宿命定位，以一個英雄的悲劇，演繹一個時代的悲劇，去激勵無數生活在悲劇時代中的時人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