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人們印象裡，陳炯明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派，罪證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轟總統府」事件，逼得孫中山化裝逃往上海。然而，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

　　陳炯明是北洋時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吒風雲的人物，同時也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在人們印象裡，他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派，罪證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轟總統府」事件，逼得孫中山化裝逃往上海。然而，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孫陳二人為何決裂?炮轟總統府是否真實存在?當時廣州百餘平民究竟喪命於誰的火炮之下?將近百年前這迷霧重重的事件，我們努力以尊重歷史的理性態度，撥開迷霧，展露它的真容。

　　陳炯明與孫中山因護法運動而開始合作，這裡的「法」是指孫中山1912年3月1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當年的孫中山對陳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賞，他曾感慨說：「陳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儉樸，我也不如。」孫中山還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陳炯明的革命作風，粵語「狼」字比喻勇猛進取。

　　最初被外界知曉的孫、陳二人分歧是一次選舉。

　　1921年4月，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實行記名投票要求下，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此舉遭到陳炯明的反對。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200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簡直是在自毀法律!陳炯明質疑道：「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在北方出現「偽政府」的情況下，在南方「建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非常行不通的，結局只有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

　　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任職，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自此，二人政見分歧開始明朗化。

　　但實際上，早在1909年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之時，二人政見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為日後決裂埋下了隱患。

　　秀才出身、個性溫和的陳炯明雖加入信奉革命、激進的同盟會，然而與眾多革命黨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負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這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態和主張完全是兩條路。

　　孫中山是「武力統一派」中徹底的中央集權主義者，他的理想是以領袖權力為核心的大一統。當時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是「中央集權」，要以「北伐」這種暴力武力方式來顛覆北洋政府統一中國，成立中央政府。

　　陳炯明則主張「聯省自治」，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其相仿的聯邦政制，以「南北妥協」的和平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這與當時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認為，美國的崛起正是因為獨立戰爭後，北美13州脫離英國，經過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這段歷史。這些學者認為，美國的這段歷史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行選擇。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南北內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後，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訴諸武力、民眾免於生靈塗炭而最終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陳炯明一直對聯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而孫中山認為，中國剛從清朝封建社會的皇權主義走出，需要的是區別於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及以「軍政」、「訓政」的思想來統一中國。他要求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發誓效忠領袖，他甚至認為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

　　1921年4月，兩百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實行記名投票要求下，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了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此舉遭到陳炯明的反對。

　　陳炯明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200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簡直是在自毀法律!陳炯明質疑道：「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在北方出現「偽政府」的情況下，在南方「建立」「偽政府」，用一個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去反對另一個同樣不符合法理的「偽政府」，這是非常行不通的，結局只有南北之間將再次陷入戰爭之中。

　　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任職，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自此，二人政見分歧開始明朗化。

　　但實際上，早在1909年陳炯明加入同盟會之時，二人政見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為日後決裂埋下了隱患。

　　秀才出身、個性溫和的陳炯明雖加入信奉革命、激進的同盟會，然而與眾多革命黨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負是把革命當作一種手段，最終的目的仍然是「建設」，這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會員「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態和主張完全是兩條路。

　　孫中山是「武力統一派」中徹底的中央集權主義者，他的理想是以領袖權力為核心的大一統。當時孫中山的政治主張是「中央集權」，要以「北伐」這種暴力武力方式來顛覆北洋政府統一中國，成立中央政府。

　　陳炯明則主張「聯省自治」，先在廣東搞好民主憲政，仿照美國，建立與其相仿的聯邦政制，以「南北妥協」的和平手段來謀求中國永久的統一。這與當時部分學者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認為，美國的崛起正是因為獨立戰爭後，北美13州脫離英國，經過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這段歷史。這些學者認為，美國的這段歷史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可行選擇。既然南北政府都無力統一全國，與其南北內戰，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後，再實行聯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訴諸武力、民眾免於生靈塗炭而最終實現全國和平統一。

　　陳炯明一直對聯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建設方略》一文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近世以來，國家與人民之關係愈密，則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寬簡為治，一切政事皆與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為謀之。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為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而孫中山認為，中國剛從清朝封建社會的皇權主義走出，需要的是區別於皇權主義的「一黨專政」及以「軍政」、「訓政」的思想來統一中國。他要求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發誓效忠領袖，他甚至認為人民是「無知可憐」的幼兒，革命黨則是保姆。

　　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二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

　　陳炯明認為所有黨員要在「絕對服從黨魁」的黨章下簽字效忠，本質上與封建社會的君臣關係沒有不同，只是君主換成了黨魁而已。

　　孫中山的民眾保姆說，也遭到陳炯明的批評，他認為：「政府把國民當成『無知可憐』的幼兒，那人民就永遠會是長不大的『無知可憐』的幼兒，永遠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

　　陳炯明對於以自治治理國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實踐。1909年，他就在家鄉創辦《海豐自治報》，倡導自治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良方，同年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開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從政期間，明確係統地提出「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議草案」，建議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選精通政治人員專門研究城鎮鄉自治辦法，推動自治進行。擔任議員期間，他先後提出《革除衙署積弊案》、《廢除就地正法案》、《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案》、《禁絕一切賭博案》等切合實際並極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於上述長期的政治實踐積累，使得陳炯明可以很輕易地指出孫中山觀點的破綻，並批評道：「訓政之說，尤為失當。此屬君政時代之口吻，不圖黨人襲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為極則，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機會，專靠官僚為之代治，並且為之教訓，此種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國行之數千年，而未有長足之進步。」

　　兩人對於「政治」這一詞彙的理解也有較大分歧，用吳佩孚的話來說：「余信政治的要諦在於道德，而孫先生似認為政治是一種技術。」崇尚傳統道德立身的陳炯明寧願失去權位，也不願意背棄自己對於民眾的諾言。

　　對於蘇聯的態度，也是兩人產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寧密使波特波夫，曾經專門拜訪當時在中國南部軍事實力最強的陳炯明，表示願意全力支持他統一中國，但是要放棄外蒙，承認外蒙獨立，並表示蘇俄可將儲存在海參崴的軍械供給粵軍使用，遭到陳炯明嚴詞拒絕。而孫中山則與蘇聯一直保持密切聯絡，陳炯明對此，從來不贊成。他認為外交政策的基礎「不在強權而在公理，不在抗爭或報復，而在訴諸國際之間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堅持武力統一中國的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葉舉為前敵總指揮，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陳炯明認為此刻中國民眾甚苦，不能再輕易發動戰爭，且將士疲憊，軍費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仍然主張先定省憲，再議國憲，先確立民治的基礎，再循序漸進地推進統一。

　　在遭到陳炯明的消極抵制後，兩人摩擦不斷升級，以致孫中山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與競存共事。」競存是陳炯明的字。有傳言說他曾把手槍交給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沒有不透風的牆，消息傳到陳炯明那裡，兩人嫌隙於是無法彌補。

　　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於1946年後才公開於世的機密文件中，廣州美國領事報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軍入湘不成功，改道攻贛，孫中山在梧州的軍事會議席上，說南方有三人──陳炯明、唐繼堯、趙恆惕──都該受到嚴厲處罰。英國領事亦有同樣的報告。

　　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的親信、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國民黨官史一向說鄧鏗是被陳炯明暗殺的，但實際上在這關鍵時刻刺殺者究竟是誰呢?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美國副領事在當年4月4日有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

　　隨後陳炯明因表示無法接受孫中山令其參加北伐，以及不能籌措到500萬元軍費，而被孫中山免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內務總長職務，僅保留陸軍總長職。

　　1922年5月9日，孫中山在韶關大誓三軍，北伐行動如箭在弦。他委任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試圖以高官誘惑分化陳家軍。葉舉並不領情，卻在10天後突然率領60多營粵軍開入省城，成為廣州城的實際控制者。

　　當時中國的政治格局是南北兩個政權對峙，孫中山為表明自己「天下為公」的心跡，多次對外界放出話來，只要「獨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將同時下野。6月2日，北洋總統徐世昌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宣佈辭職。於是一時間，社會各界紛紛致電孫中山和廣州非常國會，呼籲孫中山實現與徐世昌同時下野的宣言，實現國家共和統一，其中蔡元培、胡適、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聯名要求孫中山下台。但出乎意料的是，孫中山斷然拒絕辭職。頓時，社會各界大失所望，孫中山民望迅速下跌。

　　陳炯明對此也非常反感，他認為「我們之所以一直鬧革命、試圖武力顛覆北洋政府，無非是因為北洋軍閥廢掉了《臨時約法》、蹂躪了民主憲政，現在既然《臨時約法》已經恢復了，我們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儘管北洋政府幾乎同時宣佈實施孫中山堅持恢復的《臨時約法》，孫中山的護法運動應該宣告成功了，孫中山仍然不顧陳炯明的反對，堅持要通過軍事北伐，暴力推翻北洋政府。

　　在兩人矛盾一觸即發的時候，孫中山警告粵軍幾個下級官員說：「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併剷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在此情況下，6月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武力驅逐孫中山下台。陳炯明聽聞後，立即派秘書帶著他的親筆信勸葉舉他們千萬別輕舉妄動。信中說：如果孫中山出兵北伐大獲全勝，大家都會有好處;如果失敗了，我還可以以陸軍部長身份將部隊調返東江，收拾殘局。葉舉當著陳炯明秘書的面將信擲落地上，說陳炯明書生之見不知軍事，並讓轉告陳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容不發。陳炯明收到回復後，據說一怒之下打碎茶杯。

　　6月16日凌晨，葉舉開始行動。他們提出的要求，與蔡元培等社會名流所提出的相同，就是請孫中山兌現他與徐世昌一齊下台的諾言，並非想致孫中山於死地，所以在開炮前讓人打電話向孫透露了消息，讓其趕快逃跑。孫中山離府後，粵軍圍攻總統府，守軍拒不投降，就開了三響土炮，以作威懾。孫中山登上永豐艦，宣佈和叛軍開戰。根據當年香港中英文報紙報道和英、美兩國外交官的相關記載，1922年6月17日，孫中山以海軍大炮炮轟廣州。

　　當時海軍採取軍事行動必須得到海軍司令的命令，由於沒有海軍司令的下令，在孫中山下令放炮後，一時沒有士兵敢動手，孫中山氣急之下，索性自己動手親自發炮，「孫大炮」由此得名。孫中山炮擊廣州後，胡適曾批評說：「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在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後，孫中山只好於8月9日乘英國炮艦離開廣州，避入上海法租界。

　　近年來，多位歷史學家研究，「六一六事件」發生之時，陳炯明絕對不是主謀。孫中山炮轟廣州後，陳炯明還禁止部下組織大規模的反擊，讓孫中山安全離粵，實際上救了孫中山。

　　陳炯明與孫中山公開決裂後，吳稚暉、汪精衛等人還一度曾想讓他們破鏡重圓，孫中山念及舊情，又是用人之際，便說「如他肯寫悔過書，可不究既往」，當說客把孫中山的意思轉達陳炯明後，陳炯明當即斷然拒絕，認為自己沒有錯誤，「無過可悔」。

　　由於國民黨後來統一了中國，因此陳炯明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叛逆者，以至於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陳炯明是靠孫中山起家的，陳趕走孫不地道。實際上，辛亥革命前，陳炯明就是廣東省諮議局議員，其同盟會身份是秘密的，談不上跟隨孫文革命。孫文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未踏入中國半步，如何跟隨?陳炯明辛亥年組建循軍，成為廣東都督實至名歸，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合作實為孫依附陳，而非陳依附孫，或者說兩人結成聯盟互相依附。孫中山在中國廣州自任非常大總統，外界很少支持和承認，當時給孫中山撐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就是陳炯明將軍。

　　關於孫陳之爭，在陳炯明死的時候，國學大師章太炎寫了一篇墓誌銘，可作為兩人關係惡化原因的參考。他說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孫中山開始自稱大元帥，很快被趕走了，退居上海，後來聽說陳炯明勝利了，就又回來了。由此可見陳炯明並不是依附於孫中山的。

　　孫中山靠陳炯明打天下，陳炯明幫孫中山撐起了南方政權。

　　如果孫陳二人生前有一出「將相和」，那段歷史固然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中國近代歷史也許會重寫。

　　但是，道不同不相與謀。真正有著堅定政治理想的仁人志士，決不會因為個人交情而放棄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陳炯明親擬了一副輓聯：「唯英雄能生人殺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私情公誼，全憑一寸赤心知。」恩怨功過全由後人評說。

　　對孫陳二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誰優誰劣，誰是誰非，自有歷史評說。不過，陳炯明赴湯蹈火的努力最終卻以慘淡失敗謝幕，而孫中山發動的北伐破壞了南北妥協，失去了一次和平統一中國的大好機會，也撲滅了各地民主治理熱潮及剛剛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這對陳炯明個人來說是悲劇，對國家、民族來說，何嘗不是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