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簡介：蒲松齡，字留仙，又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蒲家莊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6月5日)四月十六日。他生長在一個漸趨敗落的地主家庭裡。遠祖蒲魯渾和蒲居仁，做過元代般陽路總管。高祖蒲世廣是個廩生，曾祖蒲繼芳是個庠生，祖父蒲生訥連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輩蒲生信，做過玉田知縣，即《聊齋誌異·夢別》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學」，至二十餘歲還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賈」。他稱自己父親於「權子母之餘，不忘經史，其博洽淹貫，宿儒不能得」，到了四十幾歲尚無子嗣，便「不欲復居積」，一面閉門讀書，一面散其錢財，「周貧建寺」，後得四子一女，松齡為第三子。其時「家漸落，不能延師」，便親自教子讀書。

　　蒲松齡天性穎慧，過目瞭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親的鍾愛。十九歲初應童子試，便得到縣、府、道都第一的優異成績。山東學道施閏章(愚山)很賞識他。他對施閏章的知遇之恩，銘刻於心，在《聊齋誌異·胭脂》中頌揚施：「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己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在所及」。從蒲松齡對施閏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窺見精神上受的某些影響。

　　進學第二年，蒲松齡就與同邑李希梅(堯臣)、張歷友(篤慶)等少年秀才結為郢中詩社。蒲與張、李同年進學，當時正是同學少年，意氣風發，「相期矯首躍龍津」。然而，科舉對蒲松齡並非是直上青雲的階梯。繼少年進學初露鋒芒之後，「三年復三年」的鄉試，卻成了他終身難以闖過的關隘。

　　康熙三年(1664)，蒲松齡曾讀書於李希梅家，他們「日分明窗，夜分燈火」，在一起專心致志苦讀了幾年書，這不僅說明他們彼此間在思想、性格、道德、學問互有影響，而且說明，蒲松齡的淵博學識是從刻苦鑽研中逐漸累積起來的。

　　對民間俚曲和鬼狐故事的興趣

　　青年時代的蒲松齡，不僅奮力於舉業，「冀博一第」，而且對流行於農民群眾中的俚曲歌詞產生濃厚興趣，還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夢賚《七夕宿綽然堂同蘇貞下、蒲柳仙》詩中寫道：「乍見耆卿還度曲，同來蘇晉復傳觴」。蒲松齡一生作有許多小曲和十四種俚曲，特別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齡對民間傳說故事，極感興味。他的《聊齋誌異》也就是在青年時期開始創作的。康熙三年，張歷友在《和留仙韻》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風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黃初聞正始，我從鄴下識應侯。一對結客白蓮社，終夜悲歌碧海頭。九點寒煙回首處，不知清夢落齊州。」從張歷友這首詩中已明顯地透露了蒲松齡不僅愛好清談述異，而且在這時已開始志怪傳奇類小說的創作了，只不過當時還沒有《聊齋誌異》之名而已。這就是說，蒲松齡對民間鬼狐故事的興趣、寫作志怪小說的熱情，不是在功名無望、滿懷「孤憤」的情況下才萌發的;而是在潛心舉業的青年時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談鬼」，並且熱心地記錄、加工，從事創作。這是興趣和才華的頑強的表現，也是成就《聊齋誌異》這部偉大作品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蒲松齡後來將一腔「孤憤」寄托於神話幻想小說而不是別的形式，是與他早年對民間異聞傳說有特殊感情，對幻想小說形式的特別愛好有密切的關係。

　　幕賓生涯

　　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齡的一生經歷中是頗有特色的一年。這時他應同邑進士、新任寶應知縣孫蕙的邀請，南下江蘇去作幕賓。孫蕙請蒲松齡為幕賓，主要是因其為同鄉可作親信助手，蒲松齡才識過人，堪任文牘事，其中當然也有同情蒲松齡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孫、蒲既是同鄉，又是老相識，彼此沒有什麼隔膜，蒲松齡除代孫蕙作酬酢文字，草擬書啟、呈文和告示之類，還常隨孫蕙行役河上，或遊揚州。蒲松齡對孫蕙體恤民苦，忤河務大員，因而受到彈劾，更是同情。他在《聞孫樹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詩中寫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風波強項難。吾人祗應焚筆硯，莫將此骨葬江干。」詩寫得極動感情，極言做強項令之難。另外他還有《三月三日呈孫樹百，時得大計邸鈔》和《大人行》都表現了自己位卑才短，無力相助，和對孫蕙處境的深切同情。

　　這年三月，孫蕙調署高郵，蒲松齡隨往，然而，他已厭倦了幕賓生活，思家甚切，不時流露願歸返故鄉的情思。如《旅思》詩云：「十年塵土夢，百事與心違。天逐殘梅老，心隨朔雁飛。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歸。可歎金城柳，參差已十圍。」《堤上作》詩云：「獨上長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計全非。聽敲窗雨憐新夢，逢故鄉人疑乍歸。」這裡流露的既是思鄉又是自傷。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首詩是《感憤》：「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別本「狐鬼史」亦作「夷堅志」)，鬥酒難消磊塊愁。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磷恨不休。」這裡抒發的是憂憤，是懷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為人作幕一生。終於，在這一年的秋天，他便辭幕返回故鄉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對蒲松齡的創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遊，大開眼界，飽覽風光，開闊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間，他對南方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也有所瞭解，這對他創作以南方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練》、《五通》等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蓮香》作於南遊期間，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賓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封建官僚機構的各色人等。可以說幕賓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臟，熟悉了其中種種內情，這就為他在《聊齋誌異》中描繪、揭露官場的弊害生出各種新巧的構思打下了厚實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賓期間，他還得以接觸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顧青霞、周小史，蒲松齡都有詩歌詠過她們。在《傷顧青霞》一詩中對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傷，這與《聊齋誌異》多篇對年輕鬼女的描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創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憤》詩中所說：「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狐鬼史，鬥酒難消磊塊愁。」這裡不僅表明他寫作《聊齋誌異》時間較長，也說明他積累較多。《巧娘》篇末註明是「高郵翁紫霞」提供的材料。還有，詩中把「狐鬼史」與「磊塊愁」聯繫起來，說明這時作者已有明確的創作意圖，是作為「孤憤」之書來寫作了。

　　貧病交加 筆耕不輟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齡自淮揚返里。次年，他應鄉試，又沒有中試，儘管他帶著孫蕙的一封薦書，也沒起作用。這時他的心情痛苦之極，每年「營巢抱卵，拙似春鳩，啣草隨陽，勞同秋燕」，「場屋中更更漏聞」，「風簷下步步鏤心」，結果還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這時他真的是「三載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氣已闌珊」。

　　由於子女多而且小，天時又「連歲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帶大旱，蒲松齡處於他坎坷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所謂「貧因荒益累，愁與病相循」(《四十》);「大者爭食小叫饑」(《寄弟》);「午時無米煮麥粥」(《日中飯》)，都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詩句，到他老母亡故時，以致無錢治具，告貸無門，最後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這位小說家和詩人的窮困已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艱苦歲月中，蒲松齡依然堅持《聊齋誌異》的寫作，他雖也產生過「鬼狐事業屬他輩」的念頭，卻始終未輟筆。就在四十歲那年春天，這部傑作初具規模，並開始流傳，蒲松齡感慨之餘，乃作《聊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寫道：「門庭之淒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可見他是在相當清苦的生活中進行寫作的。

　　坐館四十年

　　家庭生活難以為繼，又不願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縉紳人家去坐館了。大約從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齡開始了長達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師生涯。

　　初始，蒲松齡在本邑城北豐泉鄉王家坐館，與王敷政的幾個弟弟一正、居正、觀正及其堂弟王體正相處極為融洽，時有詩歌唱和。蒲松齡在王觀正死後寫的悼詩《夢王如水》，盡情地抒發了他的沉痛之感，說明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蒲松齡大約在王家呆了兩年後，就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討唐夢賚家去做西賓了。唐夢賚極欣賞蒲松齡的才華，後數年唐夢賚為《聊齋誌異》作序，說蒲松齡「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可以說，唐夢賚是蒲松齡的知音，也是最早讚賞《聊齋誌異》的人。

　　大約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齡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初次結集，作《聊齋自志》，高珩為之寫序，闡述該書之特點和價值，以相推獎。這些都說明蒲松齡的藝術才華和《聊齋誌異》的價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齡在鄉試中又名落孫山，蹭蹬的命運和貧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圍著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齡年逾不惑，窮愁不遇，功名無望，貧病交加。然而可以慶幸的是，從這一年開始，他不再飄若萍梗，已有了一個比較安適的館去坐，淄川五村西鋪的顯宦畢家，聘他為西席。蒲松齡遂設帳於綽然堂。畢家在明末是個名門望族，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齡的東家是刺史畢際有。這位畢際有，字載績，順治三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後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運漕糧，積年掛欠，賠補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罷官。以刺史稱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職銜。畢際有喜讀書，精於鑒賞，風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時便廣交名流，與江南大名士陳維崧、孫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結識，「夜夜名流滿高宴」。歸田後，雖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輯成畢自巖《石隱園集》，還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漸高，對於東山再起、光大祖業已然無意。

　　畢際有聘請蒲松齡來家設帳，一方面是為了教幾個孫子讀書，但另一方面，蒲松齡也是他清談的伴友，文字的代筆。這樣，畢際有對待蒲松齡比較友好，賓主相處十年，一直比較融洽。

　　畢刺史家的豐富的藏書開擴了蒲松齡的眼界，也為他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讀書和寫作的環境，更有意思的是畢際有雖曾為貴官，但思想較為開明，並不歧視小說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師談鬼說狐，撰寫艷情小說為侈陳怪異，有乖風化，不僅不加干涉，甚至風雅相屬，贊助《聊齋誌異》的創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還親自為《聊齋誌異》撰寫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鴝鵒》兩文，篇末明白地寫著「畢載績先生記」、「畢載績先生著」。這對蒲松齡繼續創作《聊齋誌異》，該是一種鼓勵吧!

　　畢際有死後，其子畢盛巨主持家務，賓主年紀相仿，長時間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齡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他後來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時間出遊、應試和抱病歸家外，幾乎全在畢家度過。

　　在這期間，文壇上的一段佳話出現了。大約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壇兩俊秀相識。困守窮廬的秀才蒲松齡結識了位居台閣的詩壇盟主王士禎(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

　　畢、王兩家，世代聯姻。畢際有的夫人是王士禎的從姑母。王士禎與蒲松齡會面，就是在畢家。蒲松齡與王士禎兩人一朝相晤，便結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齡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燈吟誦，至夜夢見之》七絕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論詩，二十餘年悵別離。曩在遊仙夢中見，鬚眉猶是未蒼時。」

　　王士禎返回新城後，主動寫信給蒲松齡，而蒲松齡對王士禎的態度是尊敬和愛戴。維繫他們之間的紐帶則又是《聊齋誌異》一書。據說，王士禎非常欣賞《聊齋誌異》，他未等全書脫稿，就「按篇索閱，每閱一篇寄還，按名再索……或傳其願以千金易《誌異》一書」，其中有些話雖不可信，但王士禎對《聊齋誌異》頗為讚賞則是事實。比如，他曾寫過若干條眉批，並在蒲松齡五十歲那年寫詩推崇《聊齋誌異》，這就是那首為後世廣為傳誦的詩：「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語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蒲松齡也有詩酬答：「誌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王士禎對蒲松齡的情意，對《聊齋誌異》的稱譽，不僅對蒲松齡是一種鼓勵，也使《聊齋誌異》飛出淄川，廣為社會所知了。

　　由於孩子們漸次長大，蒲松齡的家境也日趨好轉，到他七十一歲撤帳歸來時，其家已是一個小康之家了。在這段時間內，他沒有續寫《聊齋誌異》的跡象，但還堅持詩文、雜著的寫作。

　　蒲松齡晚年生活雖較安定，卻好景不長。不僅自己老況有加，幼孫也連「以痘殤」，到七十四歲時老妻又病故，他更覺淒寂，寫出「邇來倍覺無生趣，死者方為快活人」(《悼內》)一類詩句。一年之後，剛交七十六歲的蒲松齡，依窗危坐而卒，時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