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傑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艱苦生活和解放後超負荷的重壓，使鄧穎超的身體一直不是太好。到了1988年，這個剛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質上的病變，她還患上了輕微的帕金森氏症。對於鄧穎超得的這個病，趙煒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為在她的心目中，彷彿這樣的經歷會影響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其實，鄧穎超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人們只有瞭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會對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饒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鄧大姐的身體一直不好，進城後診斷有高血壓和冠心病，曾動過膽囊手術，不久又因膽管結石再次手術。這時，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齡的老人。1982年，在鄧大姐身上出現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狀，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鄧大姐開始擔任政協全國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她在這個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時，鄧大姐年歲已高，到哪兒我都小心翼翼地扶著，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國三十五週年招待會上，就因為一眼沒見著，鄧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鄧大姐到了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後正好遇見經普椿同志，她們兩人已經好久沒見面了，當時一見就高興得擁抱起來。這時一位攝影記者想照相，我就主動往邊上躲躲，我剛離開，鄧大姐就不知怎麼摔了一跤，當時把我臉都嚇白了，扔下手裡的祝酒辭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來。醫生、護士都趕過來，在場的中央領導也關心地問鄧大姐還能不能講話，因為此時離大會正式開始只有十分鐘了。

　　還好，鄧大姐沒什麼事，她表示不會影響講話，我才稍稍鬆了一口氣。那天，我把鄧大姐送上主席台後一直站在她身後。其實，在這之前，鄧大姐就經常出現站立不穩的情況，有時還好像要摔倒，我總是提醒家裡的工作人員要注意、別出事，沒想到自己陪鄧大姐出來就摔了一跤。事後我對鄧大姐說，您要真摔個好歹，我也不活了。鄧大姐說那不能怨你呀。我說，可這是我的責任呀。出了事我沒法向黨和人民交待，更對不起周總理對我的囑托。從那以後，我陪鄧大姐出去時就更精心了。在心裡，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原則：不管鄧大姐出現任何情況，我都要耐心細緻地把她把她照顧好，因為我答應過周總理。

　　1988年3月，鄧大姐退了下來，此時她已經84歲高齡了。兩年以後，鄧大姐的身體明顯衰弱，那一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她先後住過五次醫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鄧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鄧大姐的情況可能不好，我心裡有點緊張，要知道，一個星期前她剛從醫院出來，如今又因為同樣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燒不退，這可不是好兆頭。

　　我悄悄問醫院的錢主任：「鄧大姐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遲疑了一下坦然說：「有可能，做好準備吧。」錢主任的話令我心裡一顫，我告訴大家要做好鄧大姐長期住院的準備，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現實，我們將要面臨的是最壞的結局。

　　1992年7月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鄧大姐在醫院裡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生日

　　住院後的第五天，經中央批准，鄧大姐接受了一次手術，以後她的情況略有好轉，在江澤民和李鵬來病房看她時還能清楚地同他們講話。到了8月17日，鄧大姐開始出現腎衰，昏迷中的她已經不認人了，我們也已經開會研究她的後事。但鄧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頑強，經搶救她又脫離了危險。那次，她醒來後我正好回西花廳辦事，值班的同志一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我馬上就趕回醫院。沒想到，鄧大姐見到我居然不認識了，可對其他同志卻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難過也很奇怪，就問醫生是怎麼回事。醫生說，當病人長時間昏迷後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對越熟悉的人越不認識。他讓我別著急，慢慢情況就會好。果然，一天以後鄧大姐認出我了。後來，當同志們告訴她清醒後最後才認出趙秘時，她居然還有點不相信。

　　病情好轉後，鄧大姐在院中見到了許多來探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會見了西哈努克親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還惦著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的八十週年校慶，給師生們寫了一封信表示祝賀。

　　1992年1月23日，鄧大姐在醫院裡過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生日--那天她正好88週歲。鄧大姐生日那天很熱鬧，來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現任總理溫家寶同志也來了，我們瞞著鄧大姐，把隔壁房間佈置得喜氣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鄧大姐。我對她說，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間去看看。鄧大姐說：「你們就愛搞這個，我最不愛過生日了。」「您不過也得過，這是我們大家的心意。您今年88歲了，日本人叫『米壽'，吉祥呢，是個好日子，您身體會好起來的。」說著，我就用輪椅把她推到隔壁。鄧大姐一過去，屋子裡就熱鬧起來，有稱「鄧大姐」的，有叫「鄧媽媽」的，還有喊「鄧奶奶」的……這一天，鄧大姐在大家的祝賀聲中過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來臨了。從6月下旬起，鄧大姐的情況就一直不穩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悶，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還沒吃完飯，鄧大姐突然讓護士叫我，說有事要和我說。我馬上來到她的床前，這時鄧大姐拉著我的手清楚地說：「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大姐，別這樣說，你養養神吧，該睡午覺了。」我強忍著淚水勸慰鄧大姐。

　　鄧大姐當時為什麼要同我說那樣一句話，也許那次醒來她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將要走向生命的終點。但7月9日中午確實是我和清醒的鄧大姐見的最後一面。

　　1992年7月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到了10日早晨，鄧大姐的情況更糟了，她脈搏加快，呼吸緩慢，醫生說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報告。為防不測，下午我和警衛秘書高振普、保健醫生季建華一起開始安排鄧大姐的後事，哪些需要我們做，哪些要請示報告，整整列了兩大張紙。同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此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

　　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

　　那天夜裡，我起來看了幾次，鄧大姐的情況一直沒有好轉。到了11日清晨五點多鐘，護士叫鄧大姐，她沒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來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您要聽見就睜睜眼睛點點頭。」但鄧大姐別說睜眼睛，就連一點兒反映也沒有。這時她的血壓和脈搏都降了下來，我和護士分別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鄧大姐在平靜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詳。病榻前，我吻著鄧大姐的額頭，兩行長淚順著臉頰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