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餘八路軍保兵工廠戰5千日軍:傷亡百餘斃敵上千
左權將軍女兒左太北7月3日在《參考消息》撰文紀念自己的父親,抗戰中犧牲的名將左權將軍。左太北在文中寫到,和父親分別的時候,我還在襁褓中,還不會喊「爸爸」,但沒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遺憾。文章內容如下:
2014年8月29日,民政部公佈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其中包括我的父親左權,他是抗日戰爭中我黨犧牲的最高將領。
年底,台灣軍方發行了一份2015年抗戰英烈紀念月曆,在「國軍少將」部分,父親左權同樣位列其中。
父親作為一名抗日英烈,能得到國共雙方的共同認可,我深感驕傲,也更加體會到了當年父輩為救亡圖存慷慨赴國難、熱血沃中華的悲壯與豪邁,體會到了他們無私奉獻、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更體會到了和平生活的來之不易。
「願拼熱血衛吾華」
1937年12月,在寫給奶奶的家信裡,父親這樣寫道:「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降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頭上。」因此,他「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推行所謂的「囚籠政策」。1940年7月,父親協助朱德、彭德懷動員指揮100多個團,在華北地區2000多公里的戰線上,對日本侵略者發動了以交通破擊戰為主的大規模攻擊,擊斃擊傷日軍2萬多人,破壞鐵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破壞橋樑、車站258處,並繳獲了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對日軍造成了沉重打擊。
1941年11月,在保衛黃崖洞兵工廠的戰鬥中,父親指揮守山的八路軍1200多人,與陸續增援達5000多人的日軍,鏖戰10個晝夜,共斃敵1000多人,其中大隊長以上軍官5名,我方傷亡166人,以6:1的輝煌戰績,開創了中日敵我傷亡對比空前未有之紀錄。此戰被中共中央軍委評價為「1941年以來反掃蕩的一次最成功的模範戰鬥」。
我軍的接連勝利讓華北日軍惱羞成怒,1942年5月25日凌晨,數萬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於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敵機開始瘋狂地掃射投彈。彭德懷和父親決定分路突圍,父親堅決要求由自己率部擔任掩護和斷後。
總部警衛連要護送父親先走,被他一口回絕:「北方局和黨校那麼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後面指揮,和大家一起突圍!」他揮著手一邊往前衝一邊大喊:「同志們,不要怕飛機,衝過去就是勝利!」
「左參謀長和大家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圍人員中傳開,鼓舞了大批人順利突圍。通過第三道封鎖線後,護衛彭總突圍的總部直屬部隊連長唐萬成率部返回專程接應父親,他還是拒絕了。
父親率最後一批同志衝到距十字嶺頂峰十幾米處時,敵人炮火十分猛烈,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老兵,他應該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後一個側滾翻,就可以避開第二顆炮彈,這個動作下意識就能做到。然而,他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二顆炮彈過來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
硝煙過後,他的身影從山口消失了!
父親被炮彈擊中頭部,以身殉國,年僅37歲。
在父親的公葬日,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在墓前說:「給烈士們行禮並沒有完事,今後還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報仇!第二件是報仇!第三件還是報仇!」
我以我血見忠誠
父親在留蘇期間,成績優異,為人正派,威信極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親和一些留蘇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餐,被王明知道了,便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托派嫌疑」。自此,父親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嚴格審查,並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
1930年,父親學成回國,進入蘇區,而王明集團1931年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把在蘇聯的舊賬帶回國內清算。父親成為當年蘇區肅反擴大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於1932年被撤銷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之職,並被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
此後,父親從未停止過申訴。直至殉國前的1941年11月,父親還再次發電報向黨中央申訴:「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1942年春,彭德懷還專門給中央寫了封信,說他可以證明我父親對黨無限忠誠。然而,父親再也沒能摘掉「留黨察看」的「緊箍咒」,直至含冤殉國。
據開國中將蘇靜回憶,父親犧牲後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著他的手,滿含淚水地說:「左權同志犧牲了,前兩天他還給我來過信,提到他的問題,我正要著手去解決他的問題,他就犧牲了,很遺憾。」
延安各界為我父親舉行了追悼會,朱德總司令寫下了後來流傳很廣的悼念詩:「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烽火家書抵萬金
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兒子。自從19歲離家求學後,整整18年,再也沒有回過家。
而遠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著兒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從抗戰勝利盼到解放戰爭勝利,沒人敢告訴奶奶父親已經捐軀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揮師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奉朱德總司令之命,到家鄉看望奶奶。
得知兒子殉國的消息後,奶奶請人代為撰文悼念兒子:「吾兒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兒,現已得著民主解放成功,犧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兒有知,地下瞑目矣!」兩個月後,奶奶也與世長辭。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抗日前線的烽火硝煙中。當時也是抗日前線打仗打得最厲害的時候,父親忙於戰事根本顧不上我和母親,只好在我出生僅三個月不滿百天的時候,把我和母親送到了延安後方。
日本鬼子的炮彈奪去父親的生命時,我還差兩天過兩歲生日。父親的形象在我的記憶中十分模糊,對父親的瞭解更多是來自他生前寫給母親的信件,以及遺留下來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親對自己的愛。42歲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後被發還的物品,其中有父親在抗戰中近兩年間寫給母親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親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愛的女兒。通過父親留下的家書,我才更加深切地瞭解父親,更理解他和愛他。
作為八路軍副參謀長,也許是因為職業習慣和工作需要,父親總給人感覺是一個感情內斂、沉默嚴肅的人。僅存至今的幾張照片中,他總是嘴唇緊閉,軍容極為嚴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張照片例外。這是父親與女兒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這張照片中,父親抱著未滿百日的我,身邊坐著年輕漂亮的母親劉志蘭。在濃濃的天倫之樂中,父親露出了難得的笑容——34歲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親是真正的開懷而笑。這是一張臨別前的照片,母親即將帶著我回到延安。照相後,父親在村口與我們揮別。但那一別,即成永別。
父親一個月僅5元津貼,還有抽煙的習慣,但只要有機會,他就把攢下來的錢托人給母親帶去,帶來的還有一些給我的戰利品:一瓶魚肝油丸、一包餅乾、一袋糖果……
提到女兒,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剛毅無言的父親——錚錚硬漢,完全被「溶化」掉了!
細膩的父親給花朵一樣的寶貝閨女買花布,讓人給女兒做衣服、織毛衣毛褲,再讓回延安的同志艱難地帶過封鎖線……只是因為許久沒見過女兒,不知道一兩歲的孩子到底長得多快,做出來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給我帶來熱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記掛著小傢伙別凍壞了手腳;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親反覆在信裡念叨:「急性痢疾是極危險的」「有了病必須找醫生」——在敵後極為艱苦的環境下,父親在指揮八路軍進行戰鬥、研究軍事理論的同時,最大程度地盡到了做父親的責任。
看看這個不愛講話的人在信中對女兒的愛稱吧:小鬼、小傢伙、小寶貝、小天使、小東西……舐犢之情,躍然紙上。對女兒的愛,縱使遠隔70多年,依然還在散發著燙人的熱量。
犧牲前3天,父親在給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中,想像著與妻女團聚的情景:「有時總彷彿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到媽媽懷裡,又由媽媽懷裡轉到爸爸懷裡來……」
從未喊出的爸爸
和父親分別的時候,我還在襁褓中,還不會喊「爸爸」,但沒想到,一句未喊出的「爸爸」,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遺憾。我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烈士,但並不明白這個詞的具體含義。我只是奇怪,大家都熱熱鬧鬧的時候,那個叫做「爸爸」的人怎麼不在。
1942年,母親給父親拍電報,問如果日本人轟炸延安怎麼辦。父親回信說:「我如此愛太北,但如果時局有變,你可大膽地處理她。大膽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一切以不多再給你受累,不再妨礙你的學習及不必要的行動為原則。」所幸的是,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能夠倖免於難,但父親卻不在了。
父親的犧牲給了母親很大的打擊。年僅25歲的她,懷著巨大的悲痛獨自撫養女兒,堅強地學習和工作。與爸爸僅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遠的思念和永遠的痛!後來在編輯《抗戰家書》的時候,我真切地感到,父親深深地愛著我們母女。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將是多麼幸福的一家啊!
我曾想,如果父親老了,自己能推著坐在輪椅上的他外出曬曬太陽,都是很幸福的。但是,這種普通人都品嚐過的幸福,烈士的孩子們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他們甚至沒有機會當面親口叫出那麼普通的幾個字:爸爸、媽媽。
前些年,我開始沿著父親走過的路行進。第一站就來到了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一個位於太行絕頂的小村子。
幾十年前,我就出生在村裡的奶奶廟。不經意間,小院中已經聚集了很多老人。忽然,老人們齊聲高唱四段歌詞的《左權將軍之歌》。曾抱過我的房東,相隔了半個多世紀,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我心想,這個懷抱要是父親的,該有多好。
退休後的這十多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尋訪父親戰鬥過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關父親的資料上。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在我的心中都會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父親左權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正因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國人民會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