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被清算歸結於萬曆?權臣張居正十分跋扈
敢於任事、通達識變的張居正沒有海瑞那樣的道德潔癖,對於官場的潛規則,他從二十三歲進入官場時就明瞭在心,且隨著閱歷的增加,運用得越來越純熟。
凡做大事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偏執,總認為自己開出的濟世藥方是最管用的,在這一點上,張居正和海瑞差不多。但海瑞因為清廉,專斷固執的性格固然也是缺陷,但能被世人接受並顯出幾分可愛。而張居正柄權後,專橫跋扈和貪腐互為催化劑,便成為讓人詬病之處,也成為身後被萬曆帝清算和政敵報復的理由。
脾氣隨著官爵見漲,這幾乎是一種規律,五百年來如王陽明、曾國藩這類大儒身居高位後,還能常存敬畏警惕之心的能有幾人?隆慶帝在位時,內閣中先有徐階,後有高拱為首輔,張居正不能不多有掩飾,等徐階退休,高拱被逐後,小皇帝對他言聽計從,又有大太監馮保的親密協作以及太后的支持,張居正所掌握的權力幾乎不受制約,那麼他沒辦法不專橫跋扈,他和他的家人也沒辦法不貪污腐化。不僅張居正在這種權位上很難抵抗,我估計即使換上王陽明和曾國藩也夠嗆,因為王、曾從來就沒有掌握張居正這樣大的權力。王陽明平定寧王叛亂後只是一個封疆大吏,武宗及其身邊的近臣高高在上,陽明先生不得不小心謹慎奉迎;而曾國藩頭上一直就有著慈禧太后為首的滿蒙集團給套上的緊箍咒。
《明史。張居正傳》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其性格自經歷父喪後愈加恣肆專橫的原因,我分析一是對包括門生、同鄉在內彈劾聲浪的一種反彈,越攻擊他霸道,他便更加以霸道的面目出現;其二是在考成法實施、奪情等風浪中,他用霹靂手段打擊懲罰了持反對意見的人,取得了全面勝利,手中的權力更加鞏固。沒人在敢給張相爺提反對意見了,滿耳聽到的只有讚揚、奉承之聲。比如說,有一個官員送了一副黃金鍛造的對聯給張居正,上下聯為:「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岳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居正號「太岳」。這馬屁拍得太過分了,把張居正和天子並列,簡直是把張居正放在火上燒烤。張居正的同年進士、大文豪王世貞對這位年兄頗有微詞,說張居正「一事小不合,詰責隨下,敕令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給事中雖畏居正,然中多不平。」內閣中如呂調陽、張四維等大學士,根本沒有什麼權力,只能在首輔的後面亦步亦趨,幾乎成了張居正的小夥計。
有一件事能說明張居正跋扈到何等的地步。前文已說過,張居正回家葬父,湖廣巡按趙應元說自己差使已經辦完,正在和新任者辦接交手續,且身體有病,因而沒參加,張很不高興。出自他門下的僉都御史王篆,慫恿都御史陳(「火」+「介」)彈劾趙應元故意借病規避,趙因此被削掉官籍。有一位叫王用汲的戶部員外郎(約副司長的級別)為找應元打抱不平,上疏劾陳(「火」+「介」),說生病是正常的事情,朝廷大小諸臣生病請假的多了去,為什麼陳都御史不彈劾別人,只劾趙應元?你陳都御史在嘉靖朝養病十餘年,現在攀附權貴驟然任重要官職,自己做過的事情,反而用來指責別人,何以服天下?
王國汲最有殺傷力的一段話是,「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威權比皇帝還大。居正大怒,想讓王國汲下獄廷杖。當時擬票的大學士張四維建議從輕發落,僅僅對王國汲削職,皇帝同意了,居正遷怒張四維,好些日子不給張四維好臉色看。張居正死後,許多人懷疑四維參與報復張家,這大概是一個原因。
一個有權者是否清廉,不僅要看本人,還有一條很重要的標準就看他能否管好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
張居正祖上是跟著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從鳳陽起事的底層軍官,定居江陵後,一直沒出什麼大官,到了張居正父親張文明這一代,也就是個亦耕亦讀的小康之家。萬曆四年劉台上疏說張居正,「輔政未幾,而富甲全楚,何由致之?」
那個時代,官做到這個份上,財富是擋也擋不住的。張居正的老師徐階個人操守尚可,年少時家貧,做到首輔後,兩個兒子在松江老家橫行霸道,大肆斂財,致良田萬頃,成為江南最大的地主,罷相後碰上海瑞這個不講情面的硬漢巡撫應天,生生讓徐家吐出一半田地。
徐階管不住自己的兒子,而張居正當首相後,老父尚在,那父親就更難管了。加上湖廣的地方官想方設法巴結張府,張老太爺這個窩囊了幾十年的落魄秀才,這下能不飄飄然麼?張居正自己也承認:「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鑠鄉里,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萬曆元年,當地衙門就主動為張家修建宅第,讓武裝警察——錦衣衛上工地當工人,這在明朝是超級犯忌的事情,朱元璋時代,不管功勞多大的官員,用錦衣衛做私事,被他知道後必定嚴加懲處。張居正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為此自責一番:「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長江中間的泥沙淤積成為可耕的沙洲,當地官員慷慨地把這塊國家的土地送給張居正。張居正的貼身僕人遊七也掏錢買官,和士大夫稱兄道弟,在重出身的明代,世人對此當然十分厭惡。不過想想《紅樓夢》中走下坡路的賈府都能保舉世僕賴尚榮為縣令,何況權傾天下的張相爺。但滿清入關後,貴族家包衣奴才保舉為官是常態,而明朝士僕的階層分野更為明顯。
官員們如果直接把賄賂送到北京張居正的官邸,張居正也許會拒絕,於是官員就直接送禮上江陵張府,家裡的人更擋不住這輪番的糖衣炮彈。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提到,給張家送禮最積極的是兩廣的官員,大概嶺南之地,自古富庶,而且也沒有中原那麼多禮儀廉恥之類的道德說教。張居正在一封信中說道,「所卻兩廣諸公之饋,寧止萬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做富家翁矣。」也就是說,到了他這個位置,不用去貪污,拿拿官場的常例錢,也能做富家翁。他給一位姓傅的御史信中講到一位知縣給他送禮,「屢卻不已,愈至愈厚」,人家以為相爺嫌少,最後給他送上一條玉帶。——他十三歲時湖廣巡撫顧 就慧眼識才,說他日後有用玉帶的命。果然,到了腰玉的級別,別人主動送玉帶上門。張居正大為驚異地說,這腰間的白玉,尤為殊異珍貴,這樣的寶物,從哪裡得來的?恐怕不是一個縣令所應有的。
至於被後人多有提及、認為是張居正品行上污點的是他的私生活問題,而我覺得,比起親屬受賄、重用親信等問題來說,個人生活問題是危害最小的。因為前者是發生在公共領域內的腐敗,傷害的是公共利益,後者是私德問題。王世貞說張居正因為內寵太多,而年歲漸高,於是常服春藥,這種藥陽而燥,則飲寒劑排泄,冰火交加,鬱結於下引起痔瘡,又引起脾胃不能進食,而往上走毒深入腦部,陽亢之藥性引起頭部發熱,再冷的冬天都不用戴帽。——據說嚴冬時張相爺不戴帽子,官員入內閣見張居正時,一定要摘下帽子。
朱東潤以同情的筆調為居正「辯護」:「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最痛苦的是在未經指摘的時候,儘管認為習慣,但是一經指摘後,立刻又成為貪污。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張居正畢竟也是生活在文化和制度下的凡人,強大到無處不在的制度和文化,他哪能抵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