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改編受爭議 編劇:受甄嬛影響
由莫言原著改編的電視劇《紅高粱》正在東方等衛視熱播。周迅的演技得到一致認可,「40演19毫無違和」。而電視劇在劇情上的改編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電視劇中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傑、大少奶奶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
接手高人氣作品的改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昨日,編劇趙冬苓在接受採訪時,給自己打了85分,「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說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罵得狗血淋頭,有自己對它評價就夠了。」
「九兒」是個叛逆角色
受《甄嬛傳》影響,「太高」的人物不親近觀眾
《紅高粱》中的九兒是一個跳脫了「三觀正確」的叛逆角色,劇中更出現了九兒給土匪出主意敲詐自己的父親等情節。趙冬苓坦言,這種創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鄭曉龍導演《甄嬛傳》的影響,「《甄嬛傳》裡人物很多都是『三觀不正』,而我過去寫的女性形象,一般別人評價都是方正大氣。是《甄嬛傳》的人物塑造,讓我體會到觀眾可能更喜歡的是那種能力、審美和道德水準和我們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點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觀眾只能膜拜,就不親近了。我開始寫《紅高粱》以後,在創作風格上有了比較大的轉變,把自己端的東西放下來了。」
不僅是九兒,劇中其他的角色也都帶有鮮明個性:余占鰲陽剛、爺們兒,但也衝動、易怒,匪氣十足;淑賢是代表封建傳統美德的人物,但為了保住家產繼承權,多次陷害九兒;朱豪三為民做事,不懼強權,但是行為乖張,做事極端。每個人物心裡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們的閃光點不在於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國大義面前,把個人私心退居次位。
以「九兒」為創作視角
有豐富社會關係的人物更適合長篇
電影版《紅高粱》場景大多荒涼;而電視劇裡,高密縣給人以高門大院的熱鬧感。關於差異,趙冬苓強調「煙火氣」對電視劇來說非常重要。「電影藝術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細地編排故事,表現人物關係,它主要用意象表現精神。但對電視劇來說遠遠不夠,我們要把人物放在一個很有煙火氣的地方。」導演鄭曉龍與趙冬苓的想法不謀而合,「電影偏陝西,我們這個是放在山東。陝西是蠻荒之地黃土高坡,山東是非常扎實、生機勃勃、各種複雜的社會元素交融的一個地方。」
為了讓作品更有「人煙味」,電視劇選擇從「九兒」的視角出發。趙冬苓表示,這是她創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鰲是土匪,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時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斷社會關係,而九兒卻一直生活在民間。電視劇要鋪排各種社會關係,無疑,九兒這種有豐富社會關係的人物更適合我們這樣的長篇。」
而新創朱豪三、大少奶奶、張俊傑這些角色,不僅豐滿了那個年代的眾生相,也起到了補充九兒的社會關係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趙冬苓舉例說:「為了和九兒的叛逆形成對照,就有了用傳統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犧牲服從於傳統,過著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兒生活在一起必然會發生矛盾。」
由莫言原著改編的電視劇《紅高粱》正在東方等衛視熱播。周迅的演技得到一致認可,「40演19毫無違和」。而電視劇在劇情上的改編也引發了一些爭議,不同於張藝謀電影版的寫意風格,電視劇中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翔實情節,新增了九兒初戀情人張俊傑、大少奶奶淑賢、縣長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戲人物多達58個。
接手高人氣作品的改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昨日,編劇趙冬苓在接受採訪時,給自己打了85分,「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說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罵得狗血淋頭,有自己對它評價就夠了。」
「九兒」是個叛逆角色
受《甄嬛傳》影響,「太高」的人物不親近觀眾
《紅高粱》中的九兒是一個跳脫了「三觀正確」的叛逆角色,劇中更出現了九兒給土匪出主意敲詐自己的父親等情節。趙冬苓坦言,這種創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鄭曉龍導演《甄嬛傳》的影響,「《甄嬛傳》裡人物很多都是『三觀不正』,而我過去寫的女性形象,一般別人評價都是方正大氣。是《甄嬛傳》的人物塑造,讓我體會到觀眾可能更喜歡的是那種能力、審美和道德水準和我們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點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觀眾只能膜拜,就不親近了。我開始寫《紅高粱》以後,在創作風格上有了比較大的轉變,把自己端的東西放下來了。」
不僅是九兒,劇中其他的角色也都帶有鮮明個性:余占鰲陽剛、爺們兒,但也衝動、易怒,匪氣十足;淑賢是代表封建傳統美德的人物,但為了保住家產繼承權,多次陷害九兒;朱豪三為民做事,不懼強權,但是行為乖張,做事極端。每個人物心裡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們的閃光點不在於道德的完美,而是家國大義面前,把個人私心退居次位。
以「九兒」為創作視角
有豐富社會關係的人物更適合長篇
電影版《紅高粱》場景大多荒涼;而電視劇裡,高密縣給人以高門大院的熱鬧感。關於差異,趙冬苓強調「煙火氣」對電視劇來說非常重要。「電影藝術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細地編排故事,表現人物關係,它主要用意象表現精神。但對電視劇來說遠遠不夠,我們要把人物放在一個很有煙火氣的地方。」導演鄭曉龍與趙冬苓的想法不謀而合,「電影偏陝西,我們這個是放在山東。陝西是蠻荒之地黃土高坡,山東是非常扎實、生機勃勃、各種複雜的社會元素交融的一個地方。」
為了讓作品更有「人煙味」,電視劇選擇從「九兒」的視角出發。趙冬苓表示,這是她創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鰲是土匪,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時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斷社會關係,而九兒卻一直生活在民間。電視劇要鋪排各種社會關係,無疑,九兒這種有豐富社會關係的人物更適合我們這樣的長篇。」
而新創朱豪三、大少奶奶、張俊傑這些角色,不僅豐滿了那個年代的眾生相,也起到了補充九兒的社會關係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趙冬苓舉例說:「為了和九兒的叛逆形成對照,就有了用傳統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她是完全犧牲服從於傳統,過著非常痛苦的人生,和九兒生活在一起必然會發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