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於1908年6月14日的《紐約時報》，袁世凱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權力極大。這是袁世凱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面對外國記者，袁世凱回答了中美關係、中日改革的比較等問題。對比後來的稱帝等行為，人們難免會對這名老牌政客的宏論打上問號。

　　1908年：袁世凱作秀答美國記者問

　　袁世凱審慎攬權心懷機謀

　　□《民主與法制時報》特約撰稿 托馬斯·密勒

　　袁世凱當上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後，行動謹小慎微，並且總是隨身帶著雙膠鞋。與此同時，他的外國軍官們也在穩步擴充和訓練著「北洋六鎮」，或稱新軍。這支新軍是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做出擔保，並因此獲得許可創建的。接著發生了日俄戰爭，泛東方主義的浪潮開始覺醒。大清國的新生力量也開始崛起。袁世凱注意到了，他在審慎地估量著這股新生力量的強弱和走向，並給自己設想了一個可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合適位置。然而，他同時也一直都預備好，那就是當遇到哪怕是一絲反對的跡象時，就迅速橫跨一步以躲避打擊。一方面，他使用著慈禧太后賦予他的權力(她曾依靠他逃脫1898年的宮廷陰謀)；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勵著進步的因素，並費盡心機地招攬更多有才幹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讓這些人為他自己的個人前程效力。

　　袁認識到國內外輿論會造成各種政治機遇，並聰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時，比他職位更高但卻是更加膽小的官員們還在猶豫不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國裡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爭鋒。袁在帝國上下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勢力和影響。時值中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趨向危急，滿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謀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調任為軍機大臣，並被任命為外務部尚書。

　　袁世凱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養也相當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來負責清國對外關係的：大清國有可能依靠其外交關係而帶來國家命運的轉折，也寄希望於外交關係能有助於推動清國正發生著的並切實可行的改革進一步取得進展。

　　袁世凱同意接受採訪

　　我接到一封官函，說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裡後，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身著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著的變化時，童先生笑著說：「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麼開化，這裡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說袁非常沉溺於他那艱苦的工作，並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銳的眼神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說他每天清晨5點鐘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大清國缺乏能幹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中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並不得不過度操勞。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談。他問我這次是從哪裡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針對我在那裡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袁閣下大談中美關係

　　我非常願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瞭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競選上。他說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脫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脫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熱切期望塔夫脫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並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種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瞭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清國人，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和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您對中美關係怎麼看？」我問道。

　　袁說：「大清國的政治家們，自從開始考慮我國的國際關係時，就認為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看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真切，並且將來也定會繼續下去。我覺得，我們需要和貴國保持友好和令人滿意的關係，這種需要的程度怎麼說都不過分。貴國一直是大清國的朋友，並且貴國人未錯過任何機會以無私的方式表示出這一點。的確，美國一直對東方國家非常友好。如果說在不遠的將來，大清國在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峻時刻必須挺身抗爭的話，我們會期待並信賴美國能夠為保護我們的權利而在國際上施加影響。當然我們會對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強國家抱有同樣希望，然而我們更加信任美國。」

　　「清國人民怎樣看待美國艦隊訪華的提議？」我問道。

　　「我本人對於貴國政府宣佈他們正在善意地考慮我們的邀請而感到高興。並且我確信，大清國的民眾也與我有同樣的感覺。眾所周知，大清國已經被外國武力很多次地『訪問』過了，我是說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任何一支外國海軍艦隊認真考慮過我們的願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們邀請。大清國人民能夠通過美國海軍的友好訪問而理解到貴國對我國的友誼和重視。並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的艦隊會受到我國的友誼和重視。並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的艦隊將受到所有清國人民的歡迎。我希望不會發生什麼事阻礙這個計畫的實施。大清國人把這件事當成我國對外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袁世凱儼然一名「改革家」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啟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提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在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真正理清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並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幹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敵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以及「大清是國人的大清」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通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採用這種幫助方式)，取得了某些物質上的進步，但這並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於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業卻比他們更加艱巨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於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有外部大國的友好支援，並且在他們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慾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給大清國以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大國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清國政府並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袁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我們之間的交談。他說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並且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他對美國總統及美國人民的誠摯問候。在引用袁世凱閣下的話時，我當然未能精確地遵循他的措辭，儘管童先生把袁的話翻譯成了英語的習慣用語，但我仍盡量希望能保持語言和神情的原貌。當然，袁在某些話題上是有保留的，這是很自然的事，並且在這種環境下無疑也是非常恰當的。毫無疑問，袁對自己目前在大清國政治舞台上所面臨的危險非常清醒，他不但非常明瞭這些危險的源頭所在，而且也知道這些危險在他前進道路上可能會發生怎樣的作用。

　　(選自《帝國的回憶》，李方惠譯，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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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馬斯·密勒(1868—1942年)，1900年隨侵華八國聯軍來中國，之前在《紐約先驅報》等大報做過國際政治記者。辛亥革命前夕，受孫中山委託，在上海創辦英文《大陸報》，旨在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爭取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支持。1922年，受聘為北洋政府對外宣傳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