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孝宗朱佑樘為何被稱為中國第一好皇帝
導語:孝宗即位以後,查獲一個文件夾,上面都署名為「臣安進」—是萬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薦「房中術」的秘方。孝宗派太監懷恩帶著這些奏折前往內閣,傳達他的口諭:這是大臣應當做的事嗎?
從秦至清的帝制時代,值得稱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數,除了打天下的開國君主,大多數守成君主,實在難以恭維。何故?這批人從小在深宮高牆之內成長,沒有經歷磨難,耳邊一片阿諛奉承之詞,養成剛愎自用、驕奢淫逸的習性。指望他們力挽狂瀾,難矣哉!清朝初年的歷史學家谷應泰對此有一段精闢的議論,頗值得細細品味。他說:「人主在襁褓,則有阿姆之臣;稍長,則有戲弄之臣;成人,則有嬖倖之臣;即位,則有面諛之臣。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宜也。」
當然,也有例外。谷應泰的這段話是在評論明孝宗朱祐樘時說的,在他看來,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儉仁明,勤求治理,身邊多是高風亮節、敢於直言極諫的大臣,原因在於,他多方徵求方正之士,杜絕嬖倖之門,抑制外戚,制裁太監。他在早朝之外增設午朝,頻繁召見大臣,訪問疾苦,尋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號稱「眾正盈朝」。
這和孝宗的素質很有關係。他在太子時期,得到博學多才的程敏政、劉健等人的指點,熟讀經史,養成「仁孝恭儉」的品格。即位後仍然手不釋卷,經常閱讀《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稍有疑問立即請教儒臣法吏。無怪乎人們稱讚他是明朝最為遵循儒家倫理規範的皇帝。他即位以後,撥亂反正,罷黜佞幸之臣,對內閣、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調整。
首先觸及的是內閣大學士萬安。此人可以說是一無是處,不會理政,只會高呼「萬歲」,被人譏諷為「萬歲閣老」。他陞官的法門,就是巴結萬貴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與方術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結,紊亂朝政。孝宗即位以後,查獲一個文件夾,上面都署名為「臣安進」—是萬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薦「房中術」的秘方。孝宗派太監懷恩帶著這些奏折前往內閣,傳達他的口諭:這是大臣應當做的事嗎?萬安無法辯解,一聲不吭,只顧叩頭。他的名聲本來就臭,言官聽說此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孝宗順從輿論,把萬安罷官。
接著被罷官的是另一個內閣大學士尹直。和萬、尹沆瀣一氣的大學士劉吉,有風雨飄搖之感,向言官們封官許願,建議皇帝越級提拔言官,希望他們手下留情。這一招果然厲害,言官們都緘默了。但是言官以外還有敢於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補官員張昇首先出來彈劾,說劉吉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鉗制言路的賈似道,合而為一,是雙料奸臣。大理寺官員夏堠上疏彈劾,劉吉的罪狀,並不比萬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劉吉屢遭彈劾,依然在加官進爵,人們稱他為「劉棉花」—「愈彈愈起」。後來引起皇帝的厭惡,派太監到他家,勒令罷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剛直不阿的司禮監太監懷恩—因為支持言官抨擊傳奉官被先帝貶往鳳陽,出於敬佩與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懷恩回來後,立即向孝宗建言:罷免阿諛萬貴妃的佞臣,召還剛直方正的王恕。孝宗採納了這一建議,召回已經致仕的南京兵部尚書,出任吏部尚書,讓他負責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間就以敢於直言極諫而聞名,先後應詔陳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擊佞幸。朝中官員都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難以決斷,必定請王公表態。當時有這樣的民謠:「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佞幸大臣為之側目,皇帝也頗為「厭苦」,給他一個太子少保的頭銜,讓他退休。
王恕歷任巡撫、侍郎,直至尚書,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傳》所說:「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退休以後,名聲愈加高漲,言官推薦幾無虛日。孝宗順應輿論起用王恕為吏部尚書,順應了輿論。
王恕剛剛抵達北京,很有政治頭腦的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向他提醒:以往大臣不能會見皇帝,所以朝廷事事苟且。先生應該先請求皇帝召見,一一指出時政的弊端。
王恕在皇帝面前暢所欲言,很好地履行了吏部尚書的職責。他向皇帝說,從正統年間以來,皇帝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覲見不過片刻。聖主雖然聰明,那裡能夠盡察大臣賢能與否?希望陛下每天下朝以後,前往便殿,召見大臣,詳細討論治國之道,謀劃大政方針。孝宗採納了這個建議,從弘治元年(1488)三月開始,早朝之外,增加了午朝,皇帝在文華殿接見大臣。被接見的大臣可以當面向皇帝陳述政見,皇帝詳細詢問,作出裁決。
孝宗起用的另一位名臣,是學者型官僚丘浚。丘浚幼年喪父,由寡母李氏教導,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常常走數百里借書。苦讀的結果,是鄉試考了第一名。景泰五年(1454)成為進士,在翰林院工作,見聞愈加廣闊,熟悉國家典章制度,以經濟之才自負。成化元年(1465)朝廷在兩廣用兵,丘浚向內閣大學士李賢上書,洋洋數千言,指陳形勢。李賢很欣賞,推薦給皇帝,皇帝命人抄錄,發給總兵、巡撫參考。丘浚因此而聲名鵲起,晉陞為禮部右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他鑒於真德秀的《大學衍義》關於「治國平天下」的內容有所欠缺,博采群書予以補充,寫了一本《大學衍義補》,闡述「四書」之一的《大學》關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重點在於治國的方略。比如,他講到從唐代以來,朝廷財政仰賴於江南已見端倪,到了明代江南已經成為財賦重地,喚起朝廷對江南的重視,極具政治家見識。弘治元年(1488),他把此書呈獻給皇帝,孝宗看了非常欣賞,批示說:「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輔政治。」隨即指示禮部出版此書。用這樣的語言品評一本著作,顯示了品評者自身的學術功底,這與他太子時代受到的系統經史訓練,以及自己的文化追求有關。由於皇帝的器重,丘浚晉陞為禮部尚書,奉命編撰《憲宗實錄》。弘治四年(1491)書成,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務,開創了尚書進入內閣的先例。當時他已經七十一歲了。
丘浚沒有辜負皇帝的信任,屢屢上疏,觸及時政的弊端。他指出:陛下端正自身作為立朝之本,清心寡慾應對政務,謹慎對待喜好不流於異端,節約開支不至於耗費國力,任用官員出於公心不失於偏聽,禁止拉關係以嚴肅內政,提倡義理以杜絕奸佞。這樣可以消除天災人禍,實現帝王之治。這位著名學者寫得興起,一共擬了二十二條,洋洋萬言。好學的孝宗耐心批閱,給予高度評價:「切中時弊」。
令人不解的是,王恕和丘浚這兩位皇帝倚重的大臣,互不服氣。有一天宮內舉行宴會,座次的排列有一點麻煩:丘浚作為內閣大學士,自以為應該排在王恕前面;王恕以吏部尚書身份位居六部之首,自以為不宜排在禮部尚書丘浚後面,頗有牢騷,從此結下嫌隙。不久,丘浚指使太醫院官員劉文泰彈劾王恕。劉文泰經常出入丘浚家,企求陞官,吏部尚書王恕沒有批准。劉文泰自以為有丘浚撐腰,彈劾王恕變亂選拔官員的成法,揭露他請人為自己撰寫《大司馬王公傳》,大量透露被皇帝「留中」奏疏的內容。丘浚隨即指責王恕「賣直沽名」。孝宗聽信劉文泰與丘浚的意見,譴責王恕「沽名」,責令焚燬《大司馬王公傳》的書版。王恕不得不向皇帝作自我檢討,請求退休。王恕被迫退休,引來輿論嘩然,言官交章彈劾丘浚「媢嫉妨賢」。
弘治八年(1495)二月,七十六歲的丘浚去世,史家對他的蓋棺論定還是公允的,說他在內閣五年,常常以寬大啟迪皇上,用忠厚改變士人習氣,清廉耿介,嗜好學問,自己家的房屋低濕狹小,四十年沒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點:「議論好矯激」,例如譏諷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是「多事」,說岳飛未必能夠恢復故土,秦檜有再造之功云云。這種令人驚駭的言論,與他性情的偏隘不無關係。他和內閣同僚議事,意見不合,竟然把官帽扔到地上;看不慣言官的言論,動不動就當面大罵。和王恕有嫌隙,甚至見面不說一句話,以至於指使劉文泰攻擊王恕,招來一片譴責聲。他去世後,劉文泰前往弔唁,被丘夫人趕了出去,罵道:因為你的緣故,使得已故相公與王公失和,背負不義的名聲。由此可見,丘浚和他的夫人,對於無端攻擊王恕,導致他的退休,事後有所反省,深感內疚。
王恕從政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如一,在吏部尚書任上,引薦的人才,如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等,都是一時名臣。《明史·王恕傳》說:弘治二十年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稱極盛,王恕功不可沒。武宗即位後,仰慕他的名聲,派遣官員前往慰問,向他徵求高見,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正德三年(1508)四月,九十三歲的王恕逝世,武宗得到訃告,停止上朝,贈給左柱國、太師頭銜,賜謚號「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