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沒有名字的她參加了紅軍，紅軍給她取了個名字——王桂蘭；第一次參加戰鬥，她用手中的手榴彈狠狠地砸向敵人，並繳獲了一支手槍；過草地時，發高燒昏死過去的她被誤認為已經犧牲，半夜裡，大雨澆醒了她，她掙扎著爬回了帳篷；抗日戰爭期間，被稱作「娃娃女縣長」的她因為過度勞累患上怪病，經搶救無效被宣佈「犧牲」，晚上，被凍醒的她爬出了停屍房，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走進省中醫院住院部１０樓王桂蘭的病房，只見老人正倚在床頭半躺著，在紫紅色的真絲裌衣的映襯下，她的臉顯得有些蒼白。伸手用力握住老人露在被子外面的手，老人的手軟軟的；望著微笑著的老人的臉，那眉眼間偶爾一露的剛毅，在我們眼前勾勒出昔日那個能說會唱，風風火火，不怕苦、不怕死的川北辣妹子形象。

報血仇，１１歲參加紅軍，揚眉吐氣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主人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還債，才６歲的王桂蘭被賣到了地主家。

「現在這個年歲的孩子，可能還要撒嬌讓媽媽餵飯。可我小女子天不亮就得起床，燒水做飯，侍候地主家一大家子人。我個子又瘦又小，幹什麼都要搬個小凳子，一不小心打爛個東西，那少不了一頓毒打，屁股和背上留下十幾個青紫的印子。」說起這些往事，王桂蘭仍舊淚水漣漣。

有一次王桂蘭又被毒打，爹娘聞訊趕來找地主評理，惱羞成怒的地主又逼王家還債，王桂蘭的父親又急又氣含恨而死。父親死了，王家的天就塌了，欠的債更還不上，地主帶著人硬收了王家僅有的一畝活命田，並帶人挖田地裡的王家祖墳，王桂蘭的媽媽拚死阻攔，一頭撞在墓碑上撒手人寰。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紅四方面軍由陝西南部進抵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始了創建新的根據地的鬥爭。被多次買賣的王桂蘭也逃回了老家。一天，在老灌場上，王桂蘭看到趕集的人們都擠在大青樹下，也好奇地擠進人群。原來是紅軍在宣判幾個惡霸地主，宣傳革命、招募紅軍。看到逼死爹娘的地主和地主婆也在裡面，王桂蘭撲上去要他們償命。一個女紅軍扶起王桂蘭對她說：「要報仇就參加紅軍！」

王桂蘭來到招兵站，一個大個子問她：「你多大了？為什麼要當紅軍？」

王桂蘭一邊抽泣著一邊回答說：「１１歲了。他們逼死了我的爹娘，我要報仇！我要跟著你們鬧革命！」

大個子紅軍一邊幫王桂蘭擦淚一邊說：「干革命不興哭。叫什麼名字？」

王桂蘭回答說：「從小到大，人人都叫我小女子。」

「你總有個姓吧？」大個子紅軍又追問道。

「我爸姓王，都叫他王老漢。」王桂蘭的話把大伙都逗笑了。

大個子紅軍說：「好！我們要你啦。名字嘛，我給你取一個，就叫王桂蘭吧，桂花的桂，蘭花的蘭。當紅軍就改變了咱窮人的命運，咱窮人也要富貴他一次，紅紅火火地開一次花。」

從那天起，王桂蘭就剪掉辮子，戴上八角紅星帽，穿上藍軍裝當上紅軍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戰場，婦女獨立營戰鬥中顯神威，王桂蘭為自己奪得第一支槍

隨著一大批婦女參加紅軍，紅四方面軍組建了青一色的婦女武裝——紅色婦女獨立營。王桂蘭被調到少共婦女部部長李金蓮身邊當了勤務員。

王桂蘭還記得她參加的第一次戰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劉湘集結川軍各路勢力，向川陝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發動六路圍攻，企圖把紅四方面軍消滅在大巴山地區。紅四方面軍進行了勇猛的抗擊。戰鬥進行到第７天，總部命令婦女獨立營乘夜急行軍至青崗棵之後，伏擊可能潰逃的敵人。婦女獨立營在營長吳朝祥和少共婦女部長李金蓮的帶領下，翻山越嶺悄悄從敵人封鎖線中插了過去。第二天到達了預定位置時，卻發現山頭已被敵人佔領。為保證完成任務，營領導佈置了攻擊方案，可連續進攻了幾次都沒有成功。這時，敵人發現對手全是女兵，就高興地怪叫、亂喊起來：「哈哈，『紅匪』全是女的呀！沒什麼可怕的！」「喂，過來吧，給我們當姨太太享福吧……嘿嘿……哈哈……」

這種侮辱激怒了每個戰士，大家群情激奮要衝上去拚命。吳營長穩住大家，察看了地形後說：「讓他們再狂一陣子，李金蓮帶兩個排從右山谷繞到敵後發起攻擊，我帶部隊正面逼近，打他個措手不及！」

王桂蘭跟隨李金蓮順山溝繞到敵後。那些傢伙完全不把女紅軍當回事，正嘻嘻哈哈地亂作一團，毫無防範。待靠近敵人後，李金蓮舉起駁殼槍高喊一聲：「打！」，女戰士們就把手榴彈投進了敵人堆裡。還沒等敵人醒悟過來，就猛衝進敵人堆裡與敵人散打起來。王桂蘭手握剩下的一顆手榴彈，像使用鐵錘一樣拚命砸向敵人的頭部。血濺了她一身，可她一點也不害怕，心裡只想著，這是她第一次親手為爹娘報仇，要多殺幾個敵人。

吳營長聽到槍聲，也率部隊衝了上來，兩面夾擊，山野裡迴盪的女高音不是在唱山歌，而是令敵人膽寒的喊殺聲：「繳槍不殺！」「放下武器，紅軍優待俘虜！」

戰鬥中，眼尖的王桂蘭發現一個裝死的敵人正偷偷摸出手槍，準備射擊吳營長，她飛起一腳，槍響的同時手槍飛落在吳營長的腳邊。槍打偏了，吳營長拾起槍在手中掂了掂，用槍抵近被王桂蘭踩著脖子的敵軍官的腦袋輕蔑地笑笑，然後對王桂蘭說：「幹得不錯，小同志，這算是你繳的槍，我代表營部把槍授給你，用它多消滅敵人！」

年少的王桂蘭人沒有步槍高，一直未配槍。現在，有了手槍，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戰鬥結束後，她把手槍別在腰間，神氣地在人群裡走動，經過戰鬥的洗禮，她覺得自己這個娃娃兵已成為了真正的紅軍戰士了。

過草地，飢餓、傷痛、泥沼奪去無數年輕的生命，王桂蘭奇跡般死而復生

「過草地，苦呀！」７０年過去了，當王桂蘭回憶起當年過草地的情景時，還是發出了深深的感歎。

１９３５年８月，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合編後分為左右兩路，在毛爾蓋集中後向北挺進。王桂蘭跟隨右路軍從毛爾蓋向班佑地區進發。

茫茫的大草地分為旱草地和水草地。一開始還好走，戰士們大都設法弄到一根柳木或槐樹棍子用於探路。走了大約２００多里，就進入了荒無人煙的水草地。到處是水，只能踩在浮在水面上大小不一的草墩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滑進爛泥裡，越掙扎越往下陷，幾分鐘就將人吞沒了。

這大草地，天氣反覆無常，一會兒太陽曬得頭昏，一會兒雲霧翻騰，傾盆大雨中夾著冰雹，渾身淋透讓人凍得發抖。晚上找一塊高台地，用斗笠、油布、被單支一支過夜，又大又狠的怪蚊蟲，叮得戰士們滿身是包。更糟的是糧食吃完了，拔草根、找野菜，最後連羊皮褂也當糧食吃了下去。

王桂蘭和幾個女同志是抬著傷員走，一步兩滑，你陷下去她爬出來，滿身是泥。大概這樣走了三四天，她的肩頭磨破處化膿發炎，感染後發起了高燒。傷員不能丟，戰友不能丟，她咬著牙硬挺著艱難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到了宿營地，一頭栽倒再也爬不起來，昏迷過去了。

王桂蘭回憶說：「夜裡，恍惚聽見戰友呼喚我的名字，可我怎麼也講不出話，睜不開眼睛，有人說：『可惜，這個小同志不行了，這麼小就犧牲了，哎，不要讓老鷹野獸吃了身子，向她告個別埋了吧。』大伙身體虛弱，又找不到挖坑的工具，就從草地裡搬些泥塊、草墩子，把我蓋上，草草壘成一個小墳包算是安葬了我。」

「下半夜，下起一場暴雨，雨水中夾著雪粒，冰冷的雪水灌進了墳包，刺骨的寒雨竟然給我降了體溫。透過衝開的墳包裂口，我深深地呼吸著冷空氣，慢慢抖著身體，漸漸擠開了墳墓，咬咬牙坐了起來。聽到動靜，半睡半醒的同志們睜眼一看，嚇得大叫：『鬼！她變成鬼啦！』嘩的忙往後退。我招招手說出一句話：『我活著，給我一點熱水喝！』驚呆了的同志們才圍上來，把我拉進被單搭建的帳篷裡，給我披上被子，送上熱水，讓我吃下了僅有的一點青稞粉。就這樣，我奇跡般地活了下來。第二天，為了讓我盡快恢復，戰友們抬著我、輪流背著我走了一天。第三天，我感覺好多了，心想，不能再拖累同樣虛弱的戰友，堅持自己跟著走。一路上，看著座座用草掩埋的墳塋，人人心如刀絞，小墳包上放置著縫著紅五星的軍帽，沒有墓碑、沒有姓名，好多戰友把自己燃燒的青春生命，留在了這茫茫的草地。」

為抗日，「娃娃女縣長」忙碌中染上怪病，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到達陝北後，王桂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作為培養對像被送往延安女子大學深造，畢業後被派往甘肅省曲子縣當了副縣長。

王桂蘭說，那時的工作真多，天天忙得不知睡、忘了吃。要帶領群眾清匪反霸、減租減息，組織地方武裝；要組織群眾加強生產，多打糧多養牛羊；還要動員婦女們做軍裝、做軍鞋支援前線。那時候，她整天風風火火地工作，與老鄉們打成一片，吃一鍋飯，睡一張炕，不少老鄉認她做「乾女兒」。群眾也十分信任她這個十六七歲的縣長，都親熱地叫她「娃娃女縣長」。

可能是太忙太累，王桂蘭染上了怪病，高燒不退，被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救治。當時，醫療條件差，藥品匱乏，雖進行了醫治，王桂蘭仍高燒不退，入院６天後，王桂蘭昏死過去，經搶救無效宣佈「犧牲」，她被抬進了醫院外一間停屍房中。

王桂蘭說，不知道為什麼那天天特別冷，她被凍醒過來時，只覺得口乾舌燥，嗓子冒煙，聽到門外山下嘩嘩的流水聲，就翻起身從戰友的屍體上爬過去，推開沒有上鎖的破門，慢慢順著山坡向溪水邊爬去。也不知爬了多長時間，終於爬到了溪水邊，她把頭埋進水裡，咕嘟、咕嘟……直到肚子裡裝滿了冷水，她才仰面躺在地上。月亮彎彎地掛在天上，遠處有狼在高一聲低一聲地嚎叫，看著月亮，聽著狼叫，她又昏睡過去。

第二天早上，同志們抬屍體去掩埋，數數竟少了一具，以為叫狼拖走了，四處找碎屍，終於在溝底發現了王桂蘭，她又一次奇跡般地生還了。

王桂蘭說，人們都說她命大、命硬。她自己不這麼看，她說是因為她的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她還要為革命成功再去拼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