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
 

袁世凱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馮國璋和後期的曹錕）軍閥，其集團維繫意識可以說都是傳統型的。袁有「忠國、愛民、親上、死長」的精要大義，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樹錚則倡導，「練百萬雄兵不如尊聖興學信仰斯文義節之士」，「物質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給用，禮樂政刑，非求之己國不足統攝民情」。然而他們誰也沒能完成清亡之後破碎的封建道德體系的修補任務。這一工作直到直系軍閥後期實際上的領袖吳佩孚手裡，才算有了一點眉目。這個雖經修補但仍舊殘缺不全的道德體系，帶有適合軍閥現實的特點，因而在一定時期和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暫時穩定軍心的作用，其理論形態也較為完備，故筆者以吳佩孚作為主要對像展開評述。

吳佩孚出身農家，但卻是個飽讀經書的秀才，淪落江湖時，也曾為人占卜測字為生，在他身上，農民的簡樸，書生的迂腐，遊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對他影響最大的卻是傳統的儒家學說，在北洋軍閥中，他大概要算是舊學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從登上政治舞台到蓋棺下葬，蓋以「儒將」自許，以衛道自任，其意識特徵呈現出某種「地地道道」傳統品格。

一、吳佩孚倫理型的維繫思想

吳佩孚刻意修復在風雲變幻之際趨於崩塌的倫理道德體系，重建人們心中的傳統道德價值系統，固執地堅持以禮教為治國與治軍之本，認為「民國成立，首廢禮教，專講政法及物質科學。禮云：以禮為無用而廢之者必有亂，因而歷位總統均不得久於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禮教入手」。他以所謂「精神講話」作為軍隊教育的重要形式，後來成為時髦，每日下午飯後，必有一番灌輸傳統道德的訓誡，用他的話來概括就是：「即此禮教兩字，質言之，就是三綱五常，五倫八德。」由於他的口才好，又能對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說，因此一時頗能吸引人。吳佩孚的維繫思想，可以簡單地劃分為四個部分：

其一，「新」君臣論。

儒家倫理的三綱五常理論中，君臣觀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後，帝王不復存在，君臣觀失去了著落，不唯後拖辮子的遺老遺少們惶惶不可終日，就是拿著毛瑟槍的北洋軍人也有點覺得不對勁，舊思想破產，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無主。在「人心不古」的歎息中，吳佩孚拿出了自己絕妙的「新」君臣論，因為要想扶正搖搖欲墜的三綱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義」不可。

吳佩孚認為，民國時代雖然沒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綱並沒有中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也並不因此缺了一倫，因為君臣概念不過是用以區分上下等級關係的一種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別也」，上下就等於君臣。「在學校裡，先生對於學生為君臣，在軍隊裡，長官對於部下亦為君臣。」換言之，在直系內部，曹錕以下，他吳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屬，都與他有傳統義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聲聲對曹錕自比為「錚臣」「錚子」，總是唱道德的高調，害得同為曹錕系統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對他十分頭痛。如是，「君綱一正，在下無不隨之而正，就如立竿見影一樣。」這樣一種「新」的君臣觀，如果細究起來也許會弄出成排成連、層層有差的「君」來，足令最底層的大兵們無所適從，不知該聽誰的好，但是，對於吳大帥，我們還是馬虎一點的好。儘管牽強附會，吳佩孚到底補齊了他理論中缺陷的五倫，把架子勉強搭起來，從而令他主張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論。

集團維繫就是要使集團成員忠於首領，忠孝自古不可分，是傳統禮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對於吳佩孚來說，忠孝觀念也是他維繫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軍活動中著意向部下灌輸忠孝意識，認為軍人若能忠孝兩全，便是實踐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軍人要以「忠孝為體」。

由於對軍人來說，長官就是他們的君主，所以所謂的軍人之忠就是忠於「為國為民之長官」，「能忠於長官，即是忠於國家」。這種「忠」的關鍵是「不叛」，死心塌地跟著長官，比如像關聖帝不降東吳，岳武穆不附秦檜，均系「精忠報國，馨香萬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長官既不為民也不為國甚至危國害民怎麼辦呢？那也只好「曲進諫言，以挽救其失，萬不可動輒謀叛，以陷於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說來，忠國忠民不過是掛出來給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謂的軍人之忠，就是讓他麾下的官兵無條件地服從他個人。

然而，要人們相信長官、上司就是君，從而無條件服從和效忠，畢竟有幾分勉強，所以吳佩孚又拾起陸王心學的余唾，玩起拆字的遊戲，硬說「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為主宰者，皆應以中心之誠恪對待之。中心之認為天理人情所當奉仰者，亦應以中心之誠實赴之」。按照這種玄而又玄的說法，「忠」就近乎於禪宗所謂的「佛性」一般，是存在於「吾人心中最初之一點天良」，只要以心為君，守心為正，讓這種天良流溢出來，就會無處不忠無時不忠無事不忠。因為，「立身處世，捨忠莫能行；待人接物，離忠莫能行」，以至於農工兵學商，個人幹好個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於人、忠於心和忠於事混為一談，無非是要人們相信傳統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過程，原來本不屬於傳統道德系列的職業道德也被吳佩孚扯入了綱常禮教之中。

吳佩孚的「孝」論，也照「泛」不誤，把忠於職守，忠於事說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畢竟還有個相同的「忠」字，馬馬虎虎還說得過去，可吳佩孚認為各行各業，各種社會等級的人各安其位，各盡其職就是孝，就有點令人莫名其妙。但吳大帥的邏輯是不會因人費解而中止推斷的，在他看來，所謂軍人之孝，就是「經過地方，秋毫不犯，輿情歡洽，父母聞之，中心愉悅」，這還遠遠不夠，關鍵是要打起仗來敢於賣命向前，「戰陣不勇非孝也」，戰場上「同仇敵愾為孝，畏縮不前為不孝」。至於「膚發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倘若死於戰場使家族斷了香火，「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等統統顧不得了，總而言之，吳佩孚的孝不是孝養雙親，而是讓人聽他的話，為他賣命，至於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聽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吳佩孚的忠孝觀，含有重整社會秩序的內涵，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於和職業道德混為一談，可無意之中卻把原來較為「崇高」的儒家道德規範，降了若干品級，變得不值錢起來，在「世風日下」儒家道德貶值的時代，吳佩孚的努力，無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見肘的窘態。

其三，「武神崇拜」。

軍閥是一種以殺人為業的軍事集團。作為軍人，僅僅有社會一般人的道德價值觀還不行，有時也不盡適用，維繫軍心，振揚士氣，還需有些軍人特有的價值觀，為此，吳佩孚乞靈於「神物」，抬出所謂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濟傳統道德之窮，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頭烘托他「武聖」的自誇。

「武神」的說法，在中國民間傳說的諸神中並不存在，無論是道教的諸神譜，還是民間的封神榜，都沒有武神的名目。吳佩孚請它出來，徹頭徹尾是一場拉郎配，按他的說法，武神就是關羽和岳飛，「關岳同稱武神，所以統制軍心而成為民眾崇拜之對象」。關岳為神的資格頗老，那是好幾代皇帝老兒御封的，為的是推崇他們了不得的忠義節氣，吳佩孚拉他們兼職「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氣節」，所謂「若關聖帝，千里尋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謂大義參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說，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便是節」。所謂「志在攘夷」，從吳一生的行為看不過是空扯旗號，他並沒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槍幹過。文官不愛財也是虛晃一槍，對人不對己，因為他和他的手下畢竟不是文官，說來說去無非是讓人不變節，不背叛，「千里尋兄」式地跟著他共患難，打起仗來敢玩命，這才是吳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軍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處境困難，人心離散，他崇拜關岳之心就愈篤，妄圖借關岳的神靈挽回頹勢。1926年在他東山再起的迴光返照之際，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將領大擺香案，對他的武神關岳虔誠地行三跪九叩之禮。

其四，自以為是的「順逆論」。

吳佩孚覺得，由於時代的變化，所謂「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的緣故，僅僅提倡忠孝節義，追崇關岳，似乎還不足以維繫人心，挽回世風，為加大保險係數，他同時炮製了一種「順逆論」，把他自己穩穩當當擺在「順」的一邊，要自己的部下堅持從「順」抗「逆」，不生貳心，要別人的部下去「逆」從「順」，盡早覺悟。他苦口婆心地說道：「是順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對項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順，終遺臭名。三國時天水方面，姜維本是魏將，後棄魏投漢，不知者以為叛魏，其實是棄逆效順。」那麼當今之時誰順誰逆呢？吳佩孚很自信：「民國以來，政府之真偽，軍人之順逆姑勿具論，一細心比較，當得良心上之判決也」。言下之意「順」者非他莫屬，如果有誰竟然把「順」判給了別人，那他一定是「沒良心」，沒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無效的。

吳佩孚是個剛愎自用的人，也是一個頗有心計的人，從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麼口號時髦他喊什麼，什麼主張得人心他就主張什麼。「五四」運動時期，「報端幾無日不有吳氏之通電，且語語愛國，字字為民，吳氏之大名，遂無人不知」。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吳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驅鱷魚文》，明天一通仿《討武曌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調侃道：「國人目吳電為『新古文觀止』，都說讀此妙文，可作國文範本而不愁文思之不暢，文筆之不雄健了。」誠然，吳佩孚所為，有其民族主義的氣節在，說明其人確有愛國之心，對推動五四運動，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個武人之所以大肆張揚，也不能說沒有收拾人心，抓住國民救亡圖存的心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君者，順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順群眾之心理。」

長時間的這種「正義、愛國」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種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為就是「順」的象徵，長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戀之中，從而認為部下理所應當地對他「絕對服從，奉命惟謹」，亦不在乎這種「順逆論」對他所主張的無條件效忠論的衝擊。軍閥的自我映像，與別人對他的映像永遠沒有辦法疊合，對於吳佩孚這種自以為是的人來說尤其如此，據說到了山窮水盡、困居北京小胡同時，吳佩孚還在天天高嚷「吳有辦法」。一旦順逆論這種兩刃利器傷了他自己的時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齒地怪人家非要失節和去順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論上的荒謬和邏輯上的不通，從「忠孝」到「順逆」，吳佩孚畢竟搭起了自己集團維繫思想的框架。「軍人以忠孝為體，明順逆為用」，體用分明，主輔合一，萬事大吉。

二、吳佩孚權術型的維繫手段

道德教化和權術施用是傳統王朝的統治方式的兩面，作為傳統統治者的嫡子，吳佩孚的集團維繫意識也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說教，後者為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詭道。正像所有成點氣候的傳統政治家都深諳權術一樣，吳佩孚對這種「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兒，也是相當純熟與自如的，概括起來，也有四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實力威懾。

儘管從袁世凱到吳佩孚都在鼓吹服從敬上的傳統道德，但軍閥現象伴生的唯力是從的心理氛圍，卻使軍閥的派系組織呈現出一種四分五裂的趨向，派系愈龐大，其離散趨向就愈嚴重。在任何一個派系內部，每一個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級部屬都可以算作一個相對獨立的小軍閥，在北洋統治初期，經常出現一旦某師長升任一省督軍，就被部下架空的現象。對這些高級部屬的控制，成了軍閥的一大難題，通常的辦法是，或者把高層軍隊建制如師旅一級事實上架空，首腦直接與中下級軍官建立聯繫，此即所謂「眾建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讓每個半獨立的單元足夠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腦親自掌握一個親信精銳的骨幹部隊，作為操縱和左右整個派系的中心勢力，以實力作為對可能的反叛的威懾。前者的好處是反叛或者架空長官比較難，但影響行動效率。後者則控制力稍弱，但行動效率較高。吳佩孚採用的是後者。

吳佩孚是個注重理論的人，對自己的作為，總要找出點「理論」依據而後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戰後，他從第三師師長躍居直系的「代理家長」之位，就同幕僚們一道，開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語音譯，親衛之意）軍制，他認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夠東征西討，無堅不摧，關鍵是因為他擁有一支稱為「怯薜」的一萬八千騎的親衛部隊，該部隊既是全軍的精銳，也是全軍的中樞，既可以衝陷敵陣，又可以威懾內叛。吳佩孚認為如果他也有這樣一支親衛軍，控制直系就不會成問題，所以，他以此為借口，傾其所有裝備與供給，大規模武裝他的嫡系部隊第三師，一方面嚴加訓練，一方面大力補充，使該師成為擁有步、騎、炮、輜重、電訊、鐵道（鐵甲車）、航空等諸兵種合成的總數為一萬八千人的立體巨人，在裝備與兵力上，成為直系各師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頭上高懸不信任的達摩克勒斯之劍，卻偏要以對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吳佩孚也可算是機關算盡。

其二，「形象」吸引。

軍閥都力圖在自己的軍隊中製造對他個人的迷信和崇拜，但這種崇拜氣氛卻不多見。還有幾個小軍閥，在部隊裡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軍閥內部，的的確確一度存在過對吳佩孚的迷信和崇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養的形象吸引所致。在軍閥之林中，吳佩孚也許是最注意自己個人形象的一個，既喜歡與報界接觸，又善於為自己製造神話，敢言，善言，更善於抓住話題，製造轟動。加上他確實具有的相當才幹和接二連三的好機遇，使他獲得了「常勝將軍」和「愛國將軍」的美名。甚至一度上過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他鮮明的個性和別出心裁的為人，使得凡屬他的部下都對他有某種莫名的敬畏。總而言之，吳佩孚這個人一度竟罩上了一層無所不能、神秘莫測的傳奇色彩。

首先，他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忠貞不貳」的形象，儘管對曹錕有諸多不滿，他也有能力和實力取而代之，但他還是「終身事曹不貳」，這種所謂經過「時代考驗」的愚忠，與其說是對曹個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說是為給部下樹立一個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說法「綱者，表率也」，君為臣綱，就是要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為昏聵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銳為首的保派、津派無賴的諸多閒氣，也許就是要留下一個作表率的機會，扮演這樣一個唱紅臉的角色（京劇臉譜：紅色意味著忠勇）。

其次，吳佩孚在物慾橫流、寡廉鮮恥的軍閥世界裡，著意把自己裝扮成清廉公正的樣子。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親下手諭「吳姓天、孚、道、運、隆五世永不敘用」。為了標榜自己愛國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外人，不借外債，不斂錢」的五大自律，儘管實質上是一種表面文章，但確實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認為他不像其他軍閥「非特西洋黃發碧眼兒似不能維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賦不同所見亦異，率能貫徹主張，為東方民族稍留骨氣，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像陶菊隱先生評論的那樣：吳佩孚「不要地盤，要的是兩省地盤；不做督軍，做的是兩省巡閱使」；而且，在北伐軍進逼武漢之際，吳佩孚也曾多次通過各種途徑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與其他軍閥並無二致。的確，吳佩孚失敗後也沒進過租界，甚至在外國人竭力邀請下也沒改變初衷，但這並非他真的「高風亮節」，而是因為一來他還想著捲土重來，所以一時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臉皮，二來也有許多軍閥為他提供了庇護所，他還沒到那個非去不可的境地。吳佩孚也確實不為自己斂錢，這是因為，在他看來，軍隊就是他的最大財產，他的賭注全都壓在槍桿子上，有了錢全用於養兵、護軍、練兵，因為他知道，軍閥一旦沒了軍隊，生命也隨即失去意義。這一點，說明他在軍閥之林中確有高人一籌的見識，並不意味著他與其他軍閥有什麼本質的區別。應該說，吳佩孚製造的這種「形象」或「氣質」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顯的，甚至連倒戈背叛他之後的胡景翼都認為：「吳不怕死，不要錢，其人格我等當推崇。」

其三，紀律約束。

吳佩孚多年的行伍經歷告訴他，控制部隊不僅要靠內在的道德力量，還要有外在的紀律約束。對軍隊無紀律行為的鼓勵與縱容，雖然一時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氣的作用，但從長遠角度來看，卻容易導致部隊的渙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張勳二次革命時攻入南京，打了勝仗點起名來士兵卻少了很多，原來士兵們搶劫夠了就開小差回家去了。吳佩孚當第三師師長時，接掌的是一支有著北京兵變燒殺劫掠臭名的部隊，因此他特別注意挽回聲譽，格外加強紀律。據說吳的第三師在湘南時，有一士兵入娼家搶一水煙筒而被槍決，其部隊駐地尚有人辦喜事。當時的外交家顧維鈞也說，吳佩孚「不僅是一個幹練的軍人，還是一個嚴肅的紀律執行者」。可見其軍隊紀律在軍閥中尚算是好的。

吳佩孚嚴肅軍紀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讓士兵和軍官到城市去，怕他們做賭博和其他壞事而忘掉自己的職責。他認為軍人應該戒酒、戒色、戒煙、戒財、戒賭，否則就會損害戰鬥力。而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乾脆把部隊與花花世界隔開。當然，吳佩孚也許更擔心的是軍隊受民主、自由空氣的熏染，以至於對城市學生入伍都加以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說，吳佩孚軍紀的作用是一層不透風不透雨的隔絕布，有這塊大苫布的遮蓋，不僅擋住了城裡的奢靡風，更擋住了歐風美雨的侵襲，從而使軍隊保持農民式的淳樸和愚昧，以便於控制和欺騙，這正是從曾國藩到袁世凱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機謀權變。

吳佩孚對行詐術以收買人心是頗為醉心的，有一個故事很形象地說明了這點。有一次吳佩孚在佈置任務，忽然覺得有點餓了，左右隨從勸他吃飯，不料他卻陡然變臉厲聲喝道：「諸弟兄都沒吃飯，我吳某怎麼能一個人獨食呢？」左右馬屁拍到了腿上，討了個沒趣不做聲了。可不一會兒，一個士兵拿來餅乾和茶水，吳佩孚卻坦然地一個人「獨食」起來。這種劉備摔孩子的把戲雖然幹得挺拙劣，卻也可以從中窺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詐術之一斑。

吳佩孚從來不讓他的部下斂財，因為他深諳「饑則附，飽則颺」的道理，如果部下個個腰纏萬貫，他們就不會再為他賣命拚死，至於士兵更是如此，因為「兵不可富，富則思家；兵不可窮，窮則生怨」，務必使他們保持某種半飽半饑的狀態，才能驅使如臂。

吳佩孚與部下總是保持一定距離，即使是他最親信的謀士白堅武也常常摸不準他的脈搏，他時常在部下匯報軍務的時候闊談佛理或講說《周易》，甚至算卦問卜，在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當中，突然作出決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細，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

1926年末，當他的大將靳雲鵬兩次意欲違背他的意圖反奉聯馮時，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當靳放鬆警惕，吳就突如其來地解除其兵權，使靳沒有機會舉兵反叛。吳佩孚還慣用讓部下互相牽制，相互制約的手法，如讓王維城去牽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錕身邊讓津、保兩派互鬥，以便他從中漁利，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讓王承斌以督戰為名監視馮玉祥，又讓胡景翼躡其後以防備之。在馮玉祥沒有倒戈之前，吳佩孚明明知道馮有才幹，但卻擔心控制不了，常常故意在馮面前裝神弄鬼，令馮哭笑不得，最終令馮下決心離開。也可以說，吳的喜愛權術，最終害了他。

套用一句吳佩孚的名言，我們可凝縮出吳佩孚傳統型維繫意識的全貌，這就是：以傳統道德為體，傳統權術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