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塑像

　　李漁（1610－1680），初名仙侶，後改名漁，字謫凡，號笠翁。生於江蘇雉皋（今如皋）。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18歲補博士弟子員，在明代中過秀才，入清後無意仕進，從事著述和指導戲劇演出。後居於南京，把居所命名為「芥子園」，並開設書鋪，編刻圖籍，廣交達官貴人、文壇名流。著有《凰求鳳》、《玉搔頭》等戲劇，《肉蒲團》、《覺世名言十二樓》、《無聲戲》、《連城壁》等小說，與《閒情偶寄》等書。還有同名人物：呂劇作曲家李漁。

　　李漁好像沒有做過太大的惡事，雖然身為「導演」，能夠利用職權，與演員幹些苟且之事，但李漁凡屬與他有緋聞者，他都對她負起責任來了，娶為房室，並不曾始亂終棄，按唐朝宰相房玄齡說法，田舍翁多打了三五斗，都可娶房小，作為著名作家兼導演的李漁，三房六妾，那時制度是容許的，我們無可置喙；況且，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嫁作人妻，也算是謀生一途，李漁多娶妻妾，也有安排富餘人員就業之功，養了人嘛。但李漁一直飽受清議家非議，時人諷他「善逢迎」，更厲害的是，罵他「性齷齪」。

　　一般論李漁「善逢迎」，指的是李漁帶領其妻其妾其媳其女其奴婢組成的戲台班子，專往富貴人家去唱戲，設若我們解放思想，這點事其實也不算什麼，送戲上豪門與送戲下鄉鎮，都是發展文化產業。鄉鎮缺文化，豪門也缺文化，缺因不盡相同，情景沒甚區別，都是給他們去補文化，再錯也錯不到哪去。然則，罵李漁「性齷齪」，雖過分，但說李漁「善逢迎」，卻是的評。李漁上豪家送戲，不算太逢迎，而其向官家徵稿，才是真逢迎。

　　摸不準李漁心態算健康還是不健康，李漁既不仇富，也不仇官。士林人物，很多以仇富劃陣線，更多的以仇官做標桿，以檢驗士子德行。不仇富，那你就是資產階級的乏走狗；不仇官，那你就是官僚階級的真奴才。李漁上豪門打秋風，不說了，李漁向官家做文化生意，很有意思。

　　李漁編過一本《資治新書》，題目真大，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並肩；從書名看，立意彷彿也挺高義，似乎要在新時代新形勢下，給各級政府以「資治」；李漁沒當過官員，沒進過政研室，做為士子，他也沒搞過行政學研究，不是這方面的學者專家，他憑甚麼去「資治」呢？《資治新書》不是李漁專著，他只是當編著，幹的是滑鼠加複製之活計。正如養豬的不如殺豬的，專著的不如編著的，李漁借編著《資治新書》，大賺了一筆細軟銀子。他搞這部著作，老實說，用意不在給政府「資治」，用心的是給自己「資助」。

　　李漁編著《資治新書》，讓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市場經濟眼光。他先是打印了徵稿啟事，印製成千上萬份，只要是政府機關，他都寄送廣告去，高至中樞之總理衙門，低至七品之縣治首長，一一派送。省部級以上領導，只要書稿，不要銀子；知府及其以下，除了寄達講話稿外，還得寄達出版贊助。

　　省部級以上領導，當然更不差錢，如李漁要錢，說不定也匯款來，但李漁可能有點把握不準，生怕這麼搞，被領導視為勒索，他索性不要錢。在李漁看來，巡撫以上官員，是一筆無形資產，把他們拉來出文集，那號召力沒得說；而知府縣官，看到自己與領導同列一本文集裡，那心態就躍躍跳動，興不可遏了，出多少銀子都願意：我與省長排名了，我與宰相同榜了，省長宰相看到自己除了會做官之外，還會作文，誰說不會被領導看上？由此連升三級也未可知。

　　編著這本《資治新書》，李漁與官員各取所需，在李漁那裡，「借士大夫以為利」，在官員那裡，「士大夫亦藉以為名」，一得利，一得名，推想起來是雙贏，其實不然，李漁是實實在在得了利，他做書商做了大賈；官員真真實實出了名嗎？未必！知道《資治通鑒》的多又多，知道《資治新書》者有幾？官員出文集，厚重如磚，在缺乏衛生紙時代，多半被人如廁揩屁股去了；有衛生紙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甕。

　　袁枚是文學大家，由他擔任主編，在官員看來，那檔次好比是獲魯迅文學獎，榮譽極了。他徵稿函一發，立刻得到廣泛響應。時任方面大員的畢沅與孫穭田，從財政裡拔了巨款，編輯印刷費用全包；其它官員，「求入選者，或三五金不等，雖寒門學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三五金不等，顯然說的是最差情形；最佳情形，三五百金，三五千金，也是多的，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是寒門學士，而是官場豪貴。袁枚這次徵文，收錄六十萬字，歸攏在《隨園詩話》裡。

　　詩歌不是小說，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每首有幾字？累計這麼多字數，得有多少官員參與？官員除贊助外，再買一包幾包，一車幾車，分贈屬下親鄰，分贈上級客商，那發行量肯定驚人。袁枚後半生並沒正當職業，但其生活水平之高，讓人咋舌，經濟來源從何而來？一次徵稿官員，則成百萬富翁吧。做官員文集生意，歷來利潤空間巨大，雖有文化垃圾之譏，但這生意一直是可持續性產業，專以此做稻粱謀者，代代相傳，從業者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