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後代 董必武的子孫後代資料圖片簡介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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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的後代 董必武的子孫後代資料圖片簡介

2015年01月25日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173 次

  董必武的後代:董必武,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接下來由小編來為大家說說成董必武的後代。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的一篇長篇通訊《革命的好後代——記北京下鄉知識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了。一時間,董良翮成為中華大地家喻戶曉的人物。有關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幹部的後代」,他的行動「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屆」的同學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當時的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兒子。

  28年過去了,董良翮現在在做什麼?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狀況怎樣?

  當電視專題片——《開國共產黨人的親情家事》的攝像鏡頭對準董必武後人的時候,作者作為該片的撰稿人之一,隨筆記錄下他們當今的普通生活和對父親的珍貴回憶。

  董良羽,董必武之長子

  1938年3月生於延安,曾就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1993年由北京空軍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時,父親不在身邊。當父親在武漢聽說我出生的消息時,高興得不得了,特意給我買了一條粉紅色的小連衣裙。長期以來,這件事成為母親責備父親不會買東西的一段笑料。當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視父親時,面對的是一位蓄著鬍鬚的陌生老頭兒。我不理他,長時間地面壁而坐。父親一點也不生氣,而是想辦法接近我,給我撫愛。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當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艱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凍得直哭。父親每次從國統區回來,都給我們帶一些小禮物,非常疼愛地給我們洗臉、洗手,還經常把我們抱起來親親。我們漸漸喜歡上他,終於認可了這位父親。

  我從小沒有上過幼兒園,而是跟隨父親到處奔波,重慶、南京、延安、西柏坡……當年,母親在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是勞動模範,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實在有些吃不消。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父親便把我帶到重慶曾家巖。


  可以說,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那時,沒有教科書。父親用蠅頭小楷把授課內容寫在毛邊紙上,釘成課本,教我背誦。父親是嚴師,每天的功課背不下來,就不許睡覺,從不遷就我。

  我從讀小學三年級起,就開始住校,與父親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少。儘管這樣,父親對我的教育一點也不放鬆。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聽我匯報學習和思想情況。父親嚴肅有餘,很少開玩笑,講笑話。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親。

  父親在世時,我從不介入他的工作,瞭解不多,對他的歷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來以後,參加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董必武傳記》和《董必武年譜》的編寫工作,系統地閱讀了大量的資料,才對父親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親用他一生的奮鬥和人格風範深深地影響和感染著我們。父親自幼古文很好,又工於律詩、書法,通曉英、日、俄語,法學造詣尤深。但他從不因為自己是黨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擺老資格。父親常常自喻為「布頭」、「龍套」和「老牛」。黨需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幹好什麼。

  退休前,部隊的一位首長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關係,在部隊再干幾年。」言外之意,要我想辦法找上邊的人,解決職務和軍銜的問題。我沒有這樣做,55歲,到年齡就退休。我想,領導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們除了肩負更重的社會責任,沒有什麼可特殊的。

  董良翬,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於西安,曾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任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哥哥良羽出生時,抗日戰爭剛剛爆發。那時,日本鬼子的飛機肆無忌憚地轟炸掃射,而我們國家不能製造飛機。父親認為一個國家能夠製造飛機就說明她的富強,所以給哥哥取名良羽。

  出於這樣的想法,我出生時,父親就繼續在「羽」字上做文章,為我取名良翬。弟弟出生後,父親又為他取名良翮。

  解放後,父親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學時,選擇了飛彈無線電控制專業,他就十分高興。1970年,我國第一顆地球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後,84歲高齡的父親親自帶我們去北京衛星地面站觀看「東方紅」衛星飛過首都上空時的情景。可以說,「羽」字是父親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1953年前後,我們家曾住在北京鼓樓後面的小石橋,一個有很大後花園的套院裡。父親很喜歡這個住所,房子的建築佈局很合理,也很有氣魄。但父親還是決定搬家,遷入中南海去。

  為什麼要搬家呢?父親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撥開食指,說:「第一,為我一個人,要有警衛排,要有人燒鍋爐、送煤,要有人跑這麼遠來送文件。這樣要佔用多少人力、物力啊!這第二呢?我上班太遠,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節約了一半汽油。我們的國家窮啊!」

  這次搬家大約是1958年。我們搬進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一套兩進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從外邊遷進來了。母親有時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麗阿姨。家裡要開飯時,我只要打開北面窗戶,扯著嗓子叫喚母親就行了。有幾回,我是從窗口跳過去把母親找回來的。我們兩家就像一家人一樣。「文革」開始前,王稼祥一家遷出中南海。不久,紅得發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進來。這個院子就開始顯得聲氣浮囂,喧聲笑語常常吵至深夜。父親和母親的臥室在二進院北屋的西頭,窗戶正對著戚本禹住的院子。對於「文革」種種現象的不理解,對於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壓抑。兩位老人睡覺又少,如果晚上能夠談談也好,但現在不行了,隔牆有耳。對二老來說,這種壓抑在國統區嘗到過,沒有想到,1967年他們在中南海又處在這樣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設在東牆外的一個車庫裡。父親打完球,常常從球室那扇大門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東側三四米遠的一個院子裡住著陳伯達的保姆。「文革」開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親經常進出的那扇大門用木板交叉釘死了。事前沒有和父親商量一下,甚至沒有通知一聲。據說為了安全、保密。就在這樣的環境裡,父親和母親商議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們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個院子。記得一天晚飯後,父親站在院子裡,舒暢地伸了一個「懶腰」,然後笑著對我說:「良,我們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體會到他的心情,他是多麼希望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親去世以後,我常常想,父親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做過不少工作,肩負過國家重任。他的許多事跡卻不見於史料,我覺得很遺憾。

  退休後,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將父親留下的財富好好整理一下。這些東西屬於我,也不屬於我。我想讓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兒子

  1945年生於延安,1969年下鄉務農,現為廣州中聯置業公司董事長

  在三個孩子中,我跟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最長。父親對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對我這麼寬愛。他們的特權不如我大。他們不能隨便進出父親的辦公室,我卻可以在他辦公室的地毯上打滾,甚至可以亂翻抽屜。父親曾經對我說:「上帝創造你,就是讓你破壞的。」父親很嚴肅,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沒有罵過我。

  我在「文革」中,曾兩次無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母親從廣州打來長途電話,說父親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沒有人向父親解釋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這樣,我開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當我和一大批紅衛兵被「特赦」時,江青、陳伯達、謝富治一夥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我們,說是允許革命小將犯錯誤,歡迎他們改正錯誤。這批紅衛兵包括「聯動」和「西糾」兩批人。據說,我不屬於他們之列。

  1968年冬季,父親在廣州養病。為了父親過生日熱鬧些,我們全家人先後聚會廣州。這時,因「文革」暫停了兩年的徵兵工作開始了。我興奮至極,一到廣州就纏著母親,讓她到軍區活動活動,接收我當兵。廣州軍區以我眼睛不好為理由,總說研究研究,一個半月後,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決定搭乘張雲逸大將的公車,先回北京處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車上,我已被同包廂的兩個男人監視上了。一下火車,我便被他們扣上手銬,塞進一輛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轎車裡,押走了。與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驚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說,這個時期,父親做了不少詩,內容都是關於我的。父親曾經對她說:「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間,我兩次坐牢,到底為什麼?我一直糊里糊塗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幫」被揪出來了,我才慢慢明白過來。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篡黨奪權,整人的手段因人而異。對我父親,因為無權可奪,便對他老人家進行精神折磨。他們把我抓起來,為的是逼著父親「跳出來」。只要父親「跳」,就打倒他。但父親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幫」那一套。

  「文革」開始時,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屆高中畢業生。我出獄時,同學們早已離開學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經過幾天認真的考慮,決定送我到農村去。下鄉前幾天,父親跟我談了幾次話,他告訴我,要做好吃苦的準備,在農村上廁所沒有手紙,農民揩屁股用石頭……我不知道父親怎麼知道得這麼多,下鄉後,果然是這樣。

  離校時,我24歲。出獄半年多,我的身體一下很不好。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個照顧,父親要我們結婚後一起去。那時,我還是高中生,中學生結婚沒有先例,學校不給開證明。父親說不開證明也結婚。這件事,我對父親很欽佩,那麼大歲數,還是清末秀才,但他沒有封建思想殘餘,對婚姻的看法,比現代人還清楚。我和愛人是下鄉後在農村辦的結婚手續。

  我在農村干了10年,從普通社員到大隊書記,到公社書記,到縣委副書記,三年上一個台階,慢慢地升上來。從1973年當公社書記起,我每年都要堅持參加生產勞動二百天左右。我體會到,只有和群眾一起勞動,才能聽到群眾的呼聲,感受到群眾的感情。當農民的10年經歷,為我一生積累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1979年,我離開農村,回到北京,在農機部農業機械化服務總公司工作。我沒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學,只是在幹部學院進行了企業管理專業的培訓。後來,又從農機部調到康華公司,接著又到了海南……現在在廣州經商。

  如果父親活著,我相信他也不會落伍,一樣會尊重我們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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