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怨恨的發洩，又是失寵後淒楚處境的哀歎。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沖沖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一件件，一樁樁，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僱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說："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

杜月笙似乎料到蔣介石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說："我是準備放棄上海以後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說，中共方面委託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剷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鬥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倖，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月笙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對共產黨絕無僥倖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月笙早有盤算權衡。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反共20餘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就殺了包括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在內的眾多共產黨人，可謂血債纍纍，所以不敢不走。至於去哪裡呢？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