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湖北黃岡（現黃州市）是個歷史文化名城，北宋大詩人蘇軾受貶於此時，留下了諸多的壯麗詩篇，其中的豪放之作，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千古絕唱。八百多年後，也是在黃岡一個不起眼的大灣裡，走出了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們在中國革命波讕壯闊的歷史舞台上，扮演轟轟烈烈的歷史角色，推動著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然而，他們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結局。林育英和林育南成為彪炳史冊的革命先烈。林彪則晚節淪喪，叛國外逃，成為歷史的罪人。

王明妄加不實之詞 林育南身後蒙冤屈

林育南生於1899年，小林育英2歲，長林彪8歲，和林育英同一曾祖父，和林彪同一祖父，為堂兄弟。林育南是林育英和林彪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林育南在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讀書時，便和惲代英相識成為朋友。此時，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惲代英正在武漢組織互助社，他受惲代英的影響，是互助社的中堅分子。五四運動爆發前，他創辦《新聲》半月刊，在武漢大中學生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五四運動爆發時，他正在北京，直接參加了天安門遊行示威。當警察前來鎮壓時，他左衝右突才脫離險境。回到武漢後，他又和惲代英組織學生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1921年7月，他和惲代英等來到林家大灣，在這裡重新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共存社，明確表示其宗旨是，「企求階級鬥爭、勞務政治的實現。」

這年秋天，他在武漢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1月，到蘇聯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代表會議。回國後，便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領導工作，日夜奔走在武漢三鎮，發動粵漢鐵路工人為擺脫貧困而鬥爭。他用辦夜校、工人子弟學校的辦法，向工人運動積極分子灌輸革命的思想。不久，在他的指導和幫助下，粵漢鐵路工人聯合會成立。自此，工人氣也壯了，膽也大了，10月11日，粵漢鐵路工人聯合會根據他的意見，派代表向鐵路當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要求。遭鐵路當局蠻橫拒絕後，粵漢鐵路武長線全線罷工，武漢到長沙的鐵路全線癱瘓。北洋軍閥吳佩孚慌了，立即指令湖北軍閥肖耀南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以使武長路早日復工通車。

接著，林育南和施洋指導和組織了湖北省工團聯合會，他為秘書主任。他們還為湖北省工團聯合會創辦《真報》，這是一份極受工人歡迎的報紙，它對於動員工人、宣傳工人、組織工人，起到了輿論先導的作用。震驚全國的「二七」大罷工，他是主要領導者之一，「二七」大罷工失敗後，他一直隱蔽在湖北和敵人進行鬥爭。在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他便離開武漢，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和《中國青年》主編。三年後，他又回到武漢，領導湖北省的工人運動。1927年2月5日，他和劉少奇、李立三等人，發動數十萬群眾，召開反英示威運動大會。會後，群眾如潮般湧向江漢關附近的英國租界，繳了巡捕的槍械，備受帝國主義欺侮、壓迫的中國人，也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一天。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已明顯走向低潮，可是，李立三卻無視血的事實，還在鼓吹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指示各級工會快速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農村要組織暴動，奪取鄉村政權。林育南不同意李立三關於中國革命的形勢分析，多次找李立三談話，希望能客觀、實際地分析中國革命的形勢。可是，李立三根本聽不進他的意見，他只得分頭與黨的其他領導人，如羅章龍、林育英、張昆弟等交換意見，取得共識，以抵消李立三錯誤的消極影響。李立三對此較為惱火，多次以組織名義召開會議，對林育南的正確意見進行批判。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李立三錯誤已在黨內佔了上風，黨的事業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他再也不能容忍李立三錯誤氾濫，除了繼續向李立三進言外，還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向中央反映，希望盡早結束李立三錯誤路線，重新改選中央領導機構。9月底，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結束了李立三「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

次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對大會橫加干預，硬性地將他的得意門生王明塞進中央委員會，並突擊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成為政治局常委，實際掌握了黨的最高領導權。王明由蘇聯而來，沒有把蘇聯的好東西學來，反而把殘酷的黨內鬥爭的經驗帶了回來，瘋狂地打擊、排斥不同意見的人。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就因為反對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受到宗派主義的排斥和打擊，被扣上「右傾」、「右派反革命」、「調和主義」的帽子。

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實等目睹過立三錯誤的危害，王明較之李立三更蠻橫、更霸道，並將給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他們不能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於是，便決定分二處召開黨的會議，以喚起黨內同志的覺悟，糾正王明「左」傾錯誤。11月17日，當他和何孟雄等分別在漢口路東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會時，幾乎同時被敵人逮捕。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被捕是與王明的狹隘心理有關。王明早就知道國民黨特務已在東方旅社布下網，早就知道他們隨時有被捕的危險。當他們被捕的消息傳來時，王明竟無動於衷。有人提出應該營救，王明卻指示省委不要管，中央也不要管。他甚至幸災樂禍地說：「這是他們反黨反中央，搞分裂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咎由自取。」他們犧牲後，王明毫無悲憫之感，繼續向他們潑污水，說他們雖然死了，還是要清算他們的錯誤。

他們被捕後，很快便被移送到上海龍華監獄。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派陳立夫前來勸降。陳立夫費盡口舌，勸說他們改變信仰。可是，他們卻以其堅定的信念、出色的辯才，把陳立夫駁得啞口無言。蔣介石見勸降不成，便指令就地處決。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英勇就義於上海龍華監獄。1945年4月，中央推翻了王明強加於何孟雄、林育南等的不實之詞，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林育南等作了客觀、公正的結論，指出，強加於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至於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著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

毛澤東為之抬棺 林育英身後殊榮

五四運動後，林育南陪惲代英來黃岡鄉下辦學，林育英因堂弟的關係而認識惲代英，並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後來，他們又在這裡成立了共存社，林育英參與其中，成為骨幹分子。1922年2月，林育英在武昌由惲代英、林育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二七」大罷工後，他奉命到長沙做工運工作，鼓動人力車伕要求降低租金。5月3日，1500名人力車伕在他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在長沙街上示威，提出「老闆不減租，我們不罷休」的口號。人力車老闆迫於壓力，只得答應工人的請求，降低人力車的租金。

1924年5月初，林育英前往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次年7月，他又化名林春山回到國內，參與領導上海的工人運動。12月6日，上海總工會舉行萬人集會，提出「反奉倒段」的革命口號，他奮勇當先，為敵人所注意，他的頭部被刺刀戳，被槍托打，弄得頭破血流，鼻青眼腫，幸虧搶救及時，才從鬼門關下闖了回來。可是，一生卻留下嚴重的腦傷後遺症。大革命失敗後，他在長沙幫助恢復湖南省委和組建工會。湖南軍閥何健得知消息後，立即挨家挨戶地搜捕。在一名老工人的幫助下，他躲過虎口，來到一間廟裡安生。何健抓不到他，始終不安，又漫山遍野地搜捕，連廟宇道觀也不放過。他已無存身之所，只得剃光頭髮，一副僧人打扮，沿路以化緣、乞討為生，跋涉一個多月來到上海。

1930年4月，中央派林育英去東北籌組滿州省委。5月，滿州省臨時省委成立，他為省委書記。不久，由於叛徒告密，他被日軍逮捕。日軍嚴刑逼供，非要他承認是「共產黨大頭目林育英」。他的手腳被捆綁，敵人用棍子撬開他的嘴，往肚裡灌水，一直到灌不進為止，然後在他的肚子上踩桿子，冷水和著血從鼻子、嘴裡往外流。寒冬臘月，敵人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然後再將血肉模糊的他丟到缸裡。任憑敵人酷刑折磨，他始終沒有吐出一個字。1932年1月，他費盡周折終於出獄，身體卻已受到嚴重傷害。

次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任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早已失去電訊聯繫，為了盡快與中共中央建立聯繫，共產國際指派他回國與中共中央接上關係。於是，他化名張浩，與在蘇聯受訓的趙玉珍踏上了歸國旅程。他們由外蒙入境，跋山涉水，忍饑受餓，風餐露宿，歷時一個多月，穿過茫茫無際的沙漠，終於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他與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毛澤東等相會，又與弟弟林彪相聚。於是，中共中央得以與共產國際恢復聯繫，在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向大會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從而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礎。

這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圍繞「北上」和「南下」發生了意見分歧。張國燾自持人多槍多，拒絕中央的北上進軍路線。中央雖然做過很多耐心的說服工作都不能奏效。於是，毛澤東和張聞天便讓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幫助張國燾改弦更張，走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他頻頻給四方面軍拍去電報，希望一、四方面軍消除分歧，共同統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他在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明確指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張國燾讀了這份電報後，開始震驚了，再也不敢一意孤行，背負著「違背共產國際」的罪名，只得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線。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即115師、120師、129師。林彪為115師師長，林育英為129師政委。毛澤東不無調侃地對他們說：「假如林育南還在，乾脆八路軍這三個師都由你們林家包了。」129師組建期間，他作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由於在白區工作時潛伏下來的多種疾病，他已難以擔當艱苦的軍旅工作。師長劉伯承看到他發病時的痛苦情形，心情極為難受，只得向中央如實報告他的病情，請求讓他去延安治病，另派一同志前來接替政委一職。1938年春，他被調回中央，接替他的是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

他雖然回到延安養病，卻一刻也閒不住，總是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和延安工人學校，便是由他創辦的。1941年8月，他的病情惡化，又被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他在住院期間思緒紛繁，而想得最多的是弟弟林育南和何孟雄、李求實等。次年2月，林彪由蘇聯養傷痊癒後，取道新疆回國，剛剛抵達延安，得知林育英病危住院的消息後，急匆匆趕到醫院。兄弟倆在病房相聚，他雖已是說話艱難，還一再叮囑林彪，要向中央反映林育南等的冤屈問題。3月6日，他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當日下午，中央成立了治喪委員會。次日，《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毛澤東為林育英題寫輓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時，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徐特立等親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毛澤東還為他的墓碑題寫「張浩同志之墓」。

叛國外逃墜機異邦 林彪身後留罵名

林育南和惲代英在林家大灣辦浚新小學時，林彪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他聽從林育南的勸告，由私塾轉入浚新小學讀書。後來，林育南又介紹他到武昌共進中學讀書。這是所傾向進步的學校，他在這裡接受了最初的革命熏陶。1925年7月，在共進中學畢業後，林育南又支持他去黃浦軍校讀書，並且特意給在廣州的惲代英、肖楚女去信，讓他們幫助林彪入黃浦軍校。他考入黃浦軍校後，便將原名「林育容」改為「林彪」，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

北伐革命時，他在葉挺獨立團任見習排長。南昌起義時任連長。井岡山鬥爭時期，他的軍事才能已為毛澤東賞識。1928年7月，紅四軍28團團長王爾琢被叛徒殺害，毛澤東深感痛惜，為王爾琢作輓聯說：「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作誰承受？」王爾琢領導的28團戰鬥力特強，是紅軍的中堅力量。「留卻工作誰承受？」王爾琢犧牲了，誰能成為他的繼任者呢？毛澤東和朱德頗費了一番思量，他們一致推舉林彪擔任28團團長。自此，他與毛澤東形成直接的軍事隸屬關係。毛澤東、朱德惟才是舉，林彪深得器重，他的職務日漸上升。

1929年春，紅四軍整編為3個縱隊，22歲的林彪擔任主力縱隊第一縱隊司令。此時，井岡山處在重重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之下，形勢險峻，紅四軍中出現了「紅旗能打多久」和「井岡山要守到何時」的悲觀思想，他也深受影響，散發了一封信件，對紅軍的前途提出質疑。毛澤東讀到這封信後，便給他寫了一封信，進行幫助和批評，這封信便是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林彪走向反面後，這件公案便作為其一貫反對毛澤東的歷史罪證。深受林彪迫害之苦的黃克誠將軍生前也談起這件公案，他說：「林彪寫信給毛主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在黨內來說，一個下面的幹部，向黨的領導反映自己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個好的事情；……林彪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儘管觀點錯誤，但敢於向上面反映，就這一點說，是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態度。……據我瞭解，像這類的事情林彪不止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見還有提得更厲害的。」林彪也並沒因這封信，而失卻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和重用，依然是紅軍中最年輕的高級指揮員，23歲擔任紅一軍團紅四軍軍長，25歲擔任紅一軍團總指揮，親歷和指揮了第一至五次反「圍剿」。長征期間指揮了許多重要的戰役，挫敗了國民黨軍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就是蔣介石也對他刮目相看，稱他為「戰爭魔鬼」。

1937年9月，他指揮115師在晉東北平型關伏擊日軍阪垣師團，取得了殲敵1000餘人，擊毀汽車100餘輛，繳獲一批輜重和武器的大捷。平型關大捷是中國軍隊在華北戰場上主動尋殲敵人的第一次大勝仗，打破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振奮了全國人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他也因此聲譽鵲起，聞名全國，一時間「抗日英豪」、「民族英雄」、「無敵元帥」、「常勝將軍」等溢美之辭，紛紛出現在全國的報刊上。次年3月2日，他身著繳獲來的日本軍大衣，騎著軍馬經過閻錫山的十九軍防區，被哨兵誤以為是日本兵，立即開槍射擊，林彪中彈下馬，槍彈擊中了他的脊神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筆者猛然間想起白居易的這首政治放言詩，反覆玩味，不妨作出這樣的假設，此時的林彪殞命於搶彈之下，那麼他所終止的人生決然不會是33年後的那個最終評價了。

他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複雜之處在於由輝煌走嚮晦暗，由革命走向反革命。正如黃克誠將軍所說：「在評價他的整個歷史時，應當分為兩節，一節是他在歷史上對黨和軍隊的發展，戰鬥力的提高，起過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後來對黨、國家和軍隊的嚴重破壞，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1942年2月，他由蘇聯傷癒後回到延安，毛澤東在十里之外迎接，又在中央禮堂舉行盛大的歡迎會。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即派他進入東北，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司令員。在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性大決戰的三大戰役中，他指揮了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三大戰役結束後，他又率四野奔襲武漢、齊進湘鄂贛、輕取廣州、圍殲廣西、跨海征瓊崖，縱橫天下，打遍大半個中國。

1955年，在共和國授勳的十大元帥中，他僅位於朱德、彭德懷之後，成為元帥第三。他的位置已超越了黃浦軍校時他的教官、南昌起義時的總指揮和井岡山時期他的軍長、黨代表。毛澤東格外青睞他的這員戰將，稱其為軍內「韓信」。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提議他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一年後，廬山會議使彭德懷受到貶斥，他接替其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他的「精明」之處在於時時揣摸毛澤東的心思。他提出「頂峰論」把毛澤東捧為神。他提出的許多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教條主義的做法，如，「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走捷徑」、「背警句」等，無非是為了取悅於毛澤東，以此「為了打鬼，借助鍾馗」。他的政治地位因此而直線上升，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在黨內僅次於毛澤東，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還被寫進黨章。

他一生由喜劇轉為悲劇，由功臣淪為禍首，個人私慾和政治野心是驅使他政治滑落的風火二輪。建國初，當高崗提出分裂黨的所謂「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的謬論時，他便表示贊同，只是由於他的身體狀況，加上毛澤東的一再警告，才沒有深陷其中。但是，他卻通過葉群向高崗表態說：「林彪同志還說，說什麼也不能讓劉少奇一夥人執政。如果他們一夥人執政，他死也不能瞑目。」至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那麼歹毒地迫害劉少奇等一大批老幹部，其實質是和高崗一樣的，無非是讓他這個所謂「軍隊的黨」的代表來全面奪取黨、國家和軍隊的大權。

1971年9月13日，他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失敗後，和老婆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乘機叛逃出國，因飛機燃料用盡，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林彪、葉群和林立果被摔得四分五裂，其可悲而又罪惡的下場，倒是應了《紅樓夢》中的一句話：「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