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繁華似錦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西域于闐國王遣回鶻羅斯溫等來宋朝貢。羅斯溫跪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宋史》）宋真宗問詢路上情況，羅廝溫說：「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裡數。昔時道路嘗有剽掠，今……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羅廝溫稱于闐到敦煌的道路通暢，行旅如流。此次于闐使節帶來的貢品有玉石、乳香、琥珀、棉織物、琉璃、胡錦等；于闐使團間有商隊，從內地帶去了絲織物、金銀器、茶葉等物品。

這一年是公元1009年，距今整整一千年。千年夢迴，北宋繁華似錦。而這一「錦」像在這年的九月體現得尤為明顯：「（西夏）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為收市。」這就是說，西夏使節所帶之物，如果賣不出去，宋朝官府就全部包買下來，充分照顧朝貢者的利益。北宋政府財大氣粗可見一斑。

這一年，北宋基本上是風調雨順，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唯有一次汴水漲溢出岸，浸沒了從京師到鄭州的道路。宋廷詔選善於治水的使臣迅速控制了水勢，一時受阻的漕運也得以恢復通航。

這一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資，仿照敘利亞大馬士革伊斯蘭教禮拜堂的建築形式建造了泉州清淨寺，佔地2500平方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處伊斯蘭教寺。

這一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誠在商丘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博延眾生，講習甚盛」，宋真宗賜名「應天府書院」，為中國四大書院之一。

這一年，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等十人公爵，曾參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

……

這一年，正處於歷史上少有的盛世「鹹平之治」時期，北宋悠閒地走在封建主義的小康大道上，經濟復甦，國力猛增，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人口數量亦成倍增長！

有宋一代，素以富足、安康著稱，卻只這樣一個「盛世」排名，而且是在開國不到40年、國家千瘡百孔，每年不停地與黨項、契丹作戰，甚至還有四川叛亂的情況下開創的，那麼，如何揭開這一輝煌的謎底呢？

大中祥符（1008—1016）是宋真宗的第三個年號，北宋使用這個年號共九年。大中祥符二年，繁華似錦，可是所有這一切，在五年之前並不明朗，那時的熱門話題是：戰爭與和平。

和諧就是生產力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國家。而北宋，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小國」。

公元1009年，在中國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還有遼、夏，雲南的大理國，青藏為吐蕃諸部及黃頭回紇，西域為西州回鶻及于闐國（此時已皈依伊斯蘭教，屬於哈拉汗朝）。

遼之北則為斡朗改和轄戛斯等多個政權並立。而五年前，北宋的周邊形勢要嚴峻得多，尤其是宋遼關係。

1004年閏九月，遼蕭太后與遼聖宗率大軍侵入宋境，十一月，進抵澶州（今河南濮陽）。

此前，遼曾提出和約，宋真宗選擇了戰爭。在同平章事寇准等人的堅持下，宋真宗親至澶州督戰，登臨北城門樓，「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遼軍一面屯兵澶州城下，與真宗所統宋軍主力對峙，一面展開和談。

和平還是戰爭？宋真宗選擇了和平：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實，宋每年給予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歷史上的「澶淵之盟」。

關於「澶淵之盟」，歷來頗多非議，否定者認為這是勝算下的城下之盟。殊不知，雖然遼軍腹背受敵，但已擊敗宋軍第一線主力，長驅直入，折損大量宋軍；同時宋人也因爭戰多年卻無法擊敗遼軍取得最後的勝利而傾向議和。

民意如此，人心向背啊。宋真宗要的是和諧—友邦的和諧，民眾的和諧。於是，宋遼簽盟，從此交好達百年之久。

何況，雖然「澶淵之盟」後宋朝納歲幣換取了和平，可並非像某些教科書所言「大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負擔，加劇了北宋的財政危機」那麼簡單：從公元979年，真宗之父趙光義北征開始，宋遼之戰已經打了25年了，其間北宋損兵折將，人民生靈塗炭，難道還應繼續嗎？這種生死相搏，要最終博弈到何時，且宋朝徹底勝算又有幾何？

每年扔出去30萬兩白銀，誰都心痛，可是否瞭解當時宋朝在北方戰線上應付一場戰爭，需要投入怎樣的國力物資？

3000萬兩白銀！這還僅僅是中等級別的戰爭。

當時宋年收入一億，而一場中等規模的戰事所耗費的軍費就高達3000萬，這是多麼恐怖的數字。即位近七年來，宋真宗一共應付了多少場超級戰爭？相比之下，這30萬兩歲貢的確是九牛之一毛！但年30萬歲貢對於經濟拮据的契丹來講，無疑是天上掉的大餡餅。

於是，契丹上下因此而與宋朝百年交好，契丹鐵騎不再南下。此中利弊，勿庸贅言。

到此，如果說後人對「澶淵之盟」還有不滿意的地方，那就是它使北宋失去了中原帝國的威儀，番邦外夷竟未臣服！其實「遼宋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世以齒論」不是很好嗎，何必非要自居「父皇帝」？兄弟和諧相處，於神宗而言，其結果就是：

和諧就是生產力。

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和約之後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可以說，沒有五年前的和約，就沒有1009年的繁華似錦。

繁華似錦，尚需錦上添花，而能錦上添花的，是宋神宗那支廉政的大手筆。

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筆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

眾所周知，真宗是位詩人，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勵學篇》。不過這次卻非他的即興之作，而是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一是清心。平心待物，不為自己的喜怒愛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公平正直，自身廉潔；三是修德。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四是務實。不要貪圖虛名；五是明察。勤於體察民情，不要苛稅和刑罰不公正；六是勤課。勤於政事和農桑之務；七是革弊。革除各種弊端。

真宗所立七條，均是廉政之舉。

有宋一朝，經濟發達，尤善商賈，儘管趙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經濟，在像1009年這般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經濟繁榮，邊貿紅火，貢賦通達，稅收富足，官員接觸錢財的機會也由此多了起來。然而北宋時期官員贓罪（貪污）的現象卻減少了，尤其與相距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借宋人朱熹《觀書有感》一問：問渠哪得「清」如許呢？

為有源頭活水來！我想真宗所提之「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頭，有這樣的活水注入，何愁為官不清呢？

「清心」「修德」是真宗倡廉的根本，其實宋代的倡廉措施中也是「德治」在先：

宋代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定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陞遷則舉步維艱。

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就使官員貪污受到牽制。

宋代吏部設有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啟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軌，但它必須與「法治」相結合：以法律約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貪污。為達到《文武七條》之「奉公」（廉潔奉公）宗旨，神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點是加強監察官員自身的廉政建設。

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1009年九月，真宗「詔諸路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舉察者坐之」。

對於失察的監察官，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王曙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被降監河中府稅；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因為這些廉政舉措，1009年的北宋，可謂政治清明，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豐收，一個被《清明上河圖》千秋歌頌的時代正拉開序幕將北宋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等待著百年後張擇端的那支畫筆。

一朵幸福的小浪花

從1009年到《清明上河圖》問世，百年光景彈指一揮間，在歷史的長河裡算不了什麼；而這年正月發生的一件小事，也只是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小浪花，但它卻帶來了無限的幸福和快樂。

像往年一樣，1009年的正月初三，民間熱熱鬧鬧地過著春節；而在宮廷裡，卻又多了一份喜慶：今天是第一個天慶節，休假五日，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與歲朝相同。這一天建醮集會，真宗賜宴並饋送朝臣節物。

此前一年，即大中祥符元年的正月初三，文武大臣們被宋真宗緊急召集到皇宮。原來，這位皇帝一個多月前夢到一位神仙告訴他會降下天書《大中祥符》，剛才，宮裡果然在承天門發現了天書。此言一出，群臣們頓時炸開了鍋：這可是千年難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會有如此的祥瑞！之後，在全國百姓的「一再請願」下，宋真宗前往泰山封禪。是年十一月，真宗下詔規定以正月初三（天書初降日）為天慶節；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詔全國各地設置天慶觀，以便於天慶節的建醮集會，還令人修《天慶道場齋醮儀式》一書，頒發全國各地。

於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員幸福地過上了「天慶節」，而這種幸福竟紛至沓來：1009年五月，「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為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天貺節的慶祝活動已開，隨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規定「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為天貺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又新設了兩個節日—先天節和降聖節……

皇帝新創節日，並不始於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後。但就皇帝新創節日之多、調動參與節日活動的官員範圍之廣、並使之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則起於宋真宗時期。

宋真宗新設的五節中，均規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確規定了節日禁行死刑的天數：天慶節七日，天貺節一日。後又對大辟罪在節日期間的行刑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礎上延長為：天慶節、先天節、降聖節、承天節，前七日後三日，天貺節、天祺節仍一日。這對宋代死刑執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對老百姓來說，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國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設為節日，並制定詳細的活動內容，還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劃撥大量經費以保證節日活動的開展，這對官員休假制度等都起過重要的作用，而且對後世乃至當代官方節日的建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許我們今天的休假有些還是拜真宗之所賜呢）。

千年前的正月飄起的一朵小浪花，竟然有著如此大的影響力？

但它的影響還不僅如此。宋真宗封禪及增設節日，以及他對傳統節日的重視，不能一以個「愚民政策」或「勞民傷財」就否定了，它在有著文化和政治意義的同時，客觀地推動了消費，增加了社會消費時間，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繁榮。

歲末年節時，皇帝賜臣僚宴飲，既是增進君臣關係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時機。歷朝皇帝都有此舉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另外，有資格參加節序賜宴官員的範圍較前期大為擴大，如1009年二月，「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即從原來的內朝高官擴大到外朝一般官員。同時，節日時還饋送朝臣節物，「並客省繼簽賜羊、酒、米、面；立春賜春盤；寒食神(食炎)、餳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陽糕，並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賜冰」。享受饋送節物的官職之廣，幾乎包括文武百官；節日之多，幾乎全部囊括，這恐怕是歷史上少有的。皇帝拉動了消費又增加了親和力，生意經念得好。

宋真宗「詔自今伏日並休務」，增加了官員伏日的休務假，對官員節日之外的事假也較以前靈活，將祭奠亡親的私忌假的範圍擴大到所有官員，私忌日給假一天，並新創了餞行假。一些節假，不僅只施行於官員，那些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給在福建險惡山路上運送官物的軍士以旬假和節假。

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宋真宗時期官員約一萬餘人；此外，還有數十萬在各級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級武職人員及其家屬。其中，文武官員每年可休77天傳統節假，還有新設假日；官府服役者可休65天，如此龐大的官吏隊伍和如此寬鬆的休假制度，相信會在商貿繁華的北宋形成規模大小不同的「黃金周」。

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中國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中國海外貿易最發達的朝代；宋朝是人民生活水準最高（是明、清的3－4倍）、官吏的俸祿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階層最強大、最富裕、最幸福的時期；宋朝是中國文化最發達的朝代，是中國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學、自由的朝代……試想，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宋朝的七八千萬人，遇上一個開明的，鼓勵消費的，注重官員休假與關懷的，注重民間傳統假日與民主的君主，將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那必將是消費提高了，經濟繁榮了。

於是，千年回眸，我們揭開了一個輝煌王朝的謎底。從一朵小浪花的折射中，我們看到了，1009年，從戰爭到和平，創造了財富；1009年，從廉政建設到政治清明，發展了經濟；1009年，從拉動消費到促進繁榮，千年前的那個朝代，成為了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的朝代，經濟總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國封建王朝生活水準最高、最繁榮的時代。

當其時，宋朝富甲天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可達五百萬貫，而終明一朝總鑄錢量也僅一千萬貫，中華民族在大宋的歡歌笑語裡，幸福到了極點，華夏偉大的形象一直深植於每一個炎黃子孫心中，透過《馬可·波羅行紀》的描繪，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景仰。伏爾泰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盛世如北宋者，伏老未能親臨，的確是他的大不幸；美籍史學家愛德華·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中寫道：「日本在公元6世紀及其後的幾百年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吸取中國文化。」而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借祖先的前車之鑒，將是誰的大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