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奧運會開幕當天，《紐約時報》發表了其資深記者、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裡斯托夫的一篇文章。該文稱「達賴第一次表示，他能夠接受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在過去，達賴的要求是「一國兩制」。事實上，在對待共產主義的問題上，達賴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他甚至曾支持流亡藏人建立「西藏共產黨」。

1．達賴曾「想當半個喇嘛，半個共產黨員」

早在全國解放之前，共產主義思想就已在雪域高原上傳播了。20世紀30年代末，在設在重慶的國民黨「蒙藏學校」中，以平措旺傑為首的藏族進步青年，曾秘密組建「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各省藏區的革命事業與西藏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本文中所說的分裂主義的「西藏共產黨」，與愛國的「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

1951～1959年，達賴曾多次表達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感。據中國藏學出版社的《事實與真相 ——十四世達賴丹增嘉措其人其事》一書介紹，1990年，達賴還曾對一位中國學者說:「我過去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有很好的關係……1954年我在北京時，還有過加入共產黨的想法，當時想當半個喇嘛，半個共產黨員。」支持「藏獨」的台灣女作家林照真所著《最後的達賴》一書，也稱:「達賴在北京時，就曾經向中國共產黨表明入黨意願，而初次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後，更是滿心歡喜，他說:『我開始非常熱衷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配合的可能性；愈讀馬克思主義，就愈喜歡。這是一種建立在對每一個人平等、公正基礎上的系統，它是一切病態的靈丹。』」

1959年達賴流亡印度之後，他也並未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共產主義。《最後的達賴》一書認為達賴直接促成了「西藏共產黨」 的建立:「在『藏青會』剛成立時，達賴希望借此包容馬克思主義等各種西方思潮，亦要求青年會助藏人成立政黨，促使反對黨的產生。而且，令人意外的是，達賴一點沒有刻意排斥共產主義，甚至出資協助共產黨的成立。」

當然，達賴支持「西藏共產黨」的成立，除了因為他對共產主義本無惡感以外，全球冷戰局勢的變化是關鍵原因。

2．中蘇關係惡化催生「西藏共產黨」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逐步緩和。美國為改善對華關係，停止了對「藏獨」勢力公開的援助，以達賴為首的「藏獨」勢力不得不考慮另找靠山。

20世紀70年代的中蘇關係卻十分緊張，據藏族學者直雲邊吉所著《達賴——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書介紹，1979年蘇聯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哈爾拉莫夫指責中國「佔領了印度和西藏的部分領土」。這標誌著蘇聯的態度出現了變化，此前蘇聯一直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1979年3月8日，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印度前夕，達賴的發言人扎西旺堆呼籲蘇聯給予流亡藏人「政治上的支持 」，他在談到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批評中國「佔領西藏」時說:達賴歡迎蘇聯態度的這一轉變。與此同時，「藏青會」為討好蘇聯，還組織了歡迎人群，打著反華的標語橫幅，在柯西金從機場到印度總統府的路上向他致敬。「藏青會」還將一份備忘錄遞交柯西金，要求蘇聯提供財政援助和物資援助，以便進行反對中國的遊擊戰。這是流亡藏人第一次公開發表聲明，要求蘇聯援助。

3．達賴給了「西藏共產黨」一筆錢

「西藏共產黨」存在的時期，恰恰就是中蘇關係惡化和蘇聯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藏獨」的時期。「流亡政府」的專制和腐敗，也使得一些青年藏人對其失望，他們試圖借助共產主義實現「西藏獨立」。

1976年2月28日，「藏青會」在達蘭薩拉召開辯論會，扎西旺堆說:「馬克思主義是可以服務於藏族鬥爭的惟一意識形態，因為它可以使國內外藏族同胞在思想上獲得一致性。」與會大多數人當即表示反對，只有安多頓珠支持。同年9月，「流亡政府宣傳部」主辦的月刊《西藏評論》稱「一些流亡的左翼青年秘密在印度某地開會，討論成立西藏共產黨，有8名青年參加」。扎西旺堆後來回憶說:「流亡藏人開始建立共產黨，建立者就是當初舉手支持我的人，我認為流亡藏人的第一個政黨應該是共產黨，他們制定了章程、宣言，也向外發出西藏共產黨正式成立的信息，這些人還見了達賴，達賴對他們表示鼓勵，還送了筆錢給他們。」

「西藏共產黨」的創始人安多頓珠曾是中共黨員，曾任西藏謝通門縣公安局副局長。1978年5月1日，格桑頓珠（時任達蘭薩拉「西藏檔案圖書館」職員）等人秘密成立「西藏共產黨」，格桑頓珠出任「主席」，「政治局委員」為格桑丹增（印度新德里大學畢業生）和朗傑（曾是西藏自治區公安人員，中共黨員，1974年叛逃印度）。1979年5月1日，「西藏共產黨」公開成立。1979年6月15日，達賴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參加第五屆亞洲佛教徒祈禱和平會議，在出發前，他在印度的德裡機場對記者表示，祝福「西藏共產黨」。

4．「西藏共產黨」的「藏獨」綱領

「西藏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追求「藏獨」、佛教和社會主義的混合，其「綱領」稱:「在達賴頒布的政教合一的民主憲法指導下，為重新獲得西藏獨立而鬥爭。」「流亡政府宣傳部」主辦的《西藏評論》也稱:「這個流亡的西藏共產黨，是民族主義的，而且是反對中國統治的。」

「西藏共產黨」有《勞動報》和《蓮花報》兩個刊物。「西藏共產黨」發佈的主要文章有《一種新的努力》、《西藏共產黨介紹》、《〈共產黨宣言〉簡釋》、《關於西藏共產黨運動的爭議》等。為了與中國共產黨劃清界限，還專門發表《漢共與藏共》一文。「西藏共產黨」以「民族自由和國家獨立」為目標，試圖 「將西藏變為佛教社會主義國家」。

1981年1月10日，被一些流亡藏人認為是「西藏共產黨」青年組織的「鵬龍青年協會」在印度昌迪亞爾成立，其主要負責人為尼瑪桑珠和降央頓珠。該協會承認達賴的領導，宗旨為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和幸福的社會主義佛教西藏國」，最終目的是「把西藏建設成為像蘇聯那樣富裕的國家，但到那時我們都信仰至高無上的宗教」。

5．「西藏共產黨」僅存在5年

這個以「獨立」為主要目標的「西藏共產黨」，僅存在了5年就自生自滅了，根據朗傑自己的說法，黨員最多時也不過200餘人。1983年1月25 日，「西藏共產黨領導人」格桑頓珠、格桑丹增和朗傑在達蘭薩拉召開「常務會議」，決定「解散該黨」，三位「領導人」於同年3月10日對外宣佈「西藏共產黨 」解散。同年4月1日，法新社報道了「西藏共產黨」宣佈解散的消息。此前，「鵬龍青年協會」也於1982年3月解散。

「西藏共產黨」為什麼消亡得如此迅速？

格桑頓珠曾回憶說:「當我們以共產黨的名義出現時……除了得到達賴的支持外，沒有得到任何支持……『政府』把我們視為破壞者。」

格桑頓珠在《關於西藏共產黨運動的爭議》一文中寫道，西藏農奴主階層根本無法接受「西藏共產黨」的「消除被壓迫人民的困苦，向資產階級作鬥爭，以求消滅私有制」等觀點，上層僧侶也竭力反對「西藏共產黨」宣傳的「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大罵「西藏共產黨」是「宗教的敵人」、「中國紅衛兵的變種」。

美國人類學家諾瓦克在《西藏難民》一書中也認為，「儘管達賴在某些講話中支持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某些方面，但大部分藏人仍然把共產主義視為危險的、不道德的觀念」。「流亡政府」對「西藏共產黨」採取政治上不予支持，經濟上不給資助的政策。因此，在宣佈「西藏共產黨」解散的聲明中，其領導人宣佈，「主要由於缺乏急需的財政援助，以及階級敵人卑劣的、無休止的監視和騷擾，黨的正常作用的發揮已成為不可能」。

沒有獲得蘇聯的實質性支持，其實也是「西藏共產黨」消亡的重要原因。

朗傑曾說:「西藏共產黨成立以來，至今未得到印度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承認，亦未獲得任何援助。」「西藏共產黨」曾與蘇聯接觸，試圖獲得軍事援助。但蘇聯對「藏獨」的支持，只限於派出少量人員，到由藏人組成、被印度控制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中進行宣傳活動。

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蘇關係逐步緩和，蘇聯對西藏問題的立場又重新站在中國一邊，「西藏共產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歐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借「西藏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加壓力，重新成為「藏獨」的靠山，達賴自然要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靠攏。於是，「西藏共產黨」自然日暮途窮。現在，流亡藏人中的惟一政黨是「西藏民主黨」。

6．達賴對共產主義的態度還在變

20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達賴「識時務」地和共產主義劃清界限。

1989年12月19日，他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說:「馬克思主義可能在本世紀內死亡！馬克思主義的壽命很短。」

1990年6月，達賴又對美聯社記者說:「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不久將會垮台，我們將在10年內返回自己的祖國（達賴這裡指的是西藏）。」同年7月4日接受印度記者採訪時又說:「共產主義在東歐已垮，因而在中國也是必然。」

但在近些年，西歐很多國家的左翼政黨執政，達賴又在一些場合表示:「馬克思在經濟學上不僅僅追求利潤，也關心怎樣將利潤平均分配給大家，讓所有人享受這些利益。……馬克思強調世界上沒有救世主，這和佛教的理念一樣……如果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中作比較，我是支持社會主義的……」這套說辭，讓歐洲的不少社會黨人聽後都爭相上前與他握手，並稱他為「同志」。

由此看來，達賴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態度屢次變化，變化的原因並非他本人的信仰，而是時局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