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讀《資治通鑒》時，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我正在天津大學讀書。這部共294卷的巨著300余萬字，我當時看的是縮印本，厚厚的4大本。讀完後，我當時就有個困惑：與《資治通鑒》同為「史學雙璧」的《史記》是從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寫起，《資治通鑒》為何從周威烈王23年寫起？
時隔十多年後，這個長期以來困惑我的問題，終於在毛澤東晚年與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找到了答案。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司馬光之所以從周威王23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國為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羅。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真是開宗明義……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當然非亂不可……」
跟著毛澤東讀史就是爽，許多撲朔迷離的問題都能洞若觀火，有撥雲見日之快感。工作後我又通讀過一次《資治通鑒》，比之毛澤東很慚愧，毛澤東先後通讀過這部巨著達17次之多，他的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此著共294卷，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作者把這1363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後，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於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瞭然。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媲美。
北宋時代，實現了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的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但隱憂甚多，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於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試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歷史，為了有資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這就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時代背景。在這部書裡，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書名的意思是「鑒於往事，資於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且書名由宋神宗欽賜。《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的整體描述，以達到警示後人之目的。
司馬光一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奉獻於奉敕編撰《資治通鑒》，共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於此書」。
司馬光是古代很牛的多學科通才，通曉音樂、律歷、天文、數學，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用心。他一生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涼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劉繼興考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簡直太牛了。
以現代的觀點看，《資治通鑒》同時還是全世界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部管理典籍，是一部集領導與員工以及決策者的行為思想、能動思想、管理思想於一身的經典著作，以思想來感化每一層面的人，以事例來教化你在工作後如何界定自己的內心崗位及應遵循的職責，是所有管理書籍的鼻祖。從這個角度說，司馬光還是風華絕代的管理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