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九個古城門現在還看得到的只有起義門一座了，系為紀念武昌首義70週年而重建

1920年代初，一名上海籍攝影家在武漢采風期間，拍下的當時武漢一座城門的照片。門洞上方文字是：行人靠左，車輛慢行，不要擁擠，不要滯留。（資料圖片）

在武昌平湖門至花堤街的200多米景觀牆上，9幅油畫的內容就是清代武昌各地段的9座城門，給這裡平添幾分古樸、悠遠。圖為當時湖北美術學院教師在牆上潛心作畫。

　　1926年10月，武昌古城垣「拆除令」下達；80年過去，老城門只留文字符號

在歷史上，我國多數城市是由官府設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具有軍事防禦功能的城牆（以及城門），便成了那些歷史悠久的中國城市的主要標誌。那麼，曾經聲名遠揚的武漢老城牆，經歷了怎樣的變遷？武漢老城門又是如何淡出人們的視線？

武昌城曾為南方重要城垣

中國的許多城市是沿江河湖海而興建的，城牆還擔負著一種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漢三鎮，鼎足而立，夾峙長江、漢江，最容易受到兩江洪水的威脅，三鎮城牆修築的時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臨江一帶，城門特別少，就是出於防洪上的考慮。

翻閱歷史典籍，武昌城——這座武漢三鎮中建城歷史最為悠久、歷經1700多年滄桑的古城，其往事躍然紙上。

武昌有城，是從三國時期的公元223年開始的。那一年，吳主孫權在江夏山（今蛇山）東北築夏口城，「依山傍江，憑墉藉險」，實為一座形勢險要的軍事堡壘，方圓僅二三里。

南朝時，宋孝武帝於454年在夏口城立郢州，故武昌在那時又稱郢城。梁武帝時，梁將曹景宗在紫金山與小龜山北築石城為軍事堡壘，北臨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約二里。此後，隋文帝於589年廢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縣為江夏縣，州、縣治所均設城內，故古時武昌又有鄂州、江夏縣之稱。後來，唐節度使牛僧儒駐鄂州，改建鄂州城，不僅城的範圍擴大了，而且以陶甓圍城，武昌有磚城自此始。

武昌城基本定型於明朝。1371年，朱元璋的大將、江夏侯周德興增拓武昌府城，將城區擴大到黃鵠山（今蛇山）南，城周約20里，牆體為陶磚砌就，牆高2至3丈不等，環城挖護城河一道，水深1丈多，辟有9個城門：東有大東門，東南有新南門，南有保安門、望澤門，西南有竹欸門，西有平湖門，西北有漢陽門，北有草埠門，東北則有小東門。1535年，都御史顧磷改大東門為賓陽門，改新南門為中和門（辛亥革命後改為起義門），改望澤門為望山門，改竹欸門為文昌門，改草埠門為武勝門，改小東門為忠孝門。清光緒年間，湖廣總督張之洞又在中和門和賓陽門之間增辟一門，稱通湘門。

這些城門位於現在的什麼地方呢？年過七旬的「老武漢」、武漢文史界知名人士張誠傑教授，談起來如數家珍。

東北部的忠孝門，在如今小東門；賓陽門在古城正東，位於今大東門立交橋處；東南部的起義門位於今首義路；保安門在古城正南，今保安街附近；望山門也在古城南面，今解放路南端，武昌造船廠東門附近。文昌門位於古城西南，今武昌造船廠北門附近；平湖門是古城西門，今平湖門水廠附近；漢陽門在古城西北，現武昌曾家巷附近；武勝門是古城北門，在今積玉橋得勝橋街口；通湘門，設車站於門外，以通湖南，故址在今紫陽路東端，靠近武昌火車站。

明代的武昌城，里巷阡陌，衙署叢集，府學、貢院、文廟等文化建築遍佈，文人學士薈萃，儼然是一座政治中心，為當時南方的重要城垣。

漢陽城屢次毀於戰火水災

漢陽是一個真正的古名，它使用了1400年。隋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因當時的漢津古城位於漢水之北，按我國自古以來地名的命名原則「山南水北為陽」，遂改名「漢陽」，沿用至今。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淵對武漢的行政建制在隋朝的基礎上稍稍作了一些改變：原江夏郡改為鄂州，州治設在江夏縣（今武漢市武昌區），下轄5個縣；在長江以北設置沔州，下轄漢陽、漢川兩個縣，沔州州治設在漢陽縣（今武漢市漢陽區），並將漢陽縣以及沔州的行政機構都一起從蔡甸的臨嶂山下遷到龜山南麓的鳳凰山（又稱鳳棲山）下。

與此同時，唐朝地方官員開始籌建漢陽城。其城址位置東臨長江，北倚鳳凰山，南接鸚鵡洲，西瀕漢水。漢陽城周長為1072丈（約3.6公里），建有8座城門，東為迎春門，南為沙洲門，西為孝感門，北為漢廣門，東南為朝天門，西南為漢南門，西北為下汊門，東北為慶賀門。這一城建格局影響深遠，直到今天，漢陽以顯正街為東西軸線，其東端人們習慣稱東門、古樓東，兩廂則稱為南城、北城。

北宋時（1122年），江河大水氾濫，漢陽城毀於水患。直到元末明初，漢陽因此一直沒有城廓。

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楚地後，漢陽知府程瑞重修漢陽城，其地理位置仍取「東南臨大江、西北跨鳳棲」之勢。明嘉靖三年，漢陽城周長約2.5公里，設城門4座，按東西南北分別為朝宗、鳳山、南紀、朝元。城內正街小巷縱橫交錯，城外與陸路水路相連，交通便利，為明代漢陽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此後，漢陽城兩度毀於戰火。明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先後進駐武昌、漢陽，漢陽城被毀。清順治十八年，知縣曲聖凝、守備董朝祿分別對漢陽進行了維修，將原城牆增高了數尺，並重建了南城和西城的城樓。咸豐年間，武漢三鎮又成為太平軍與清軍殊死搏鬥的戰場，太平軍曾四克漢陽，此時不僅漢陽城被毀，就連西城外不遠的歸元寺，大雄寶殿、羅漢堂等建築亦毀之殆盡。

清光緒六年，漢陽城重建，其城圍計2公里多。在城的東南西設朝宗、南紀、鳳山門，北面則憑借了鳳凰山這一天然屏障，山外一側有一座宋代興建的著名寺廟——興國寺。從鳳山門到朝宗門，當中一道通衢為正街，這就是今日的顯正街了。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漢陽知府嚴舫、知縣林瑞枝主持再修漢陽城，並且將東譙樓改為漢江樓，准許百姓登樓眺望長江。

漢陽城最後的規制為周長不到3公里，城門有三座，即東邊的朝宗門、南邊的南紀門、西邊的鳳山門。三座城門各建一譙樓，東南臨江，有水閘，北倚鳳凰山。漢口城設堡擋太平軍

武漢三鎮，最繁華的城區在漢口，最有現代化氣息的建築也多半在漢口。然而，在歷史上，今日漢口卻是漢陽的屬地。即使是在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改道，漢口、漢陽兩地以河為界後，漢口也一直屬漢陽管轄，直到1889年，清政府在漢口設立夏口廳，漢口才與漢陽分治。

「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後樓外樓。」這句民諺恰當地表述了漢口的歷史。比起上千年歷史的武昌、漢陽，只有500多年歷史的漢口算是後起之秀了。

漢口形成於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改道時，當時還是與武昌隔江相望、與漢陽連為一體的荒洲。明朝崇禎年間，為防止後湖水氾濫，上起礄口，下至一元路，挖土修建了一條堤防。挖土築堤，堤後便形成了一個深溝，被起名為玉帶河。清朝咸豐年間，太平軍馳騁江漢之間，清兵十分恐懼，於是就堤基構築漢口堡。工程在今中山大道一線上展開，堡外挖一條壕溝，開闢包括玉帶門、居仁門、循禮門、大智門、通濟門在內的7個堡門。

1905年，漢口動工修建東起漢口堤角、西至舵落口的張公堤。自建成之後，後湖十幾萬畝低窪地上升為陸地，這樣導致漢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而後來，玉帶河漸漸淤塞，清末遂拆除漢口堡改建大馬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今日漢口的雛形就逐漸形成了。

武昌、漢陽古城拆除始末

拆除武昌古城垣的動議，最初起源於粵漢鐵路的興建。1890年，清政府決定建設粵漢鐵路，拆除影響鐵路建設的武昌古城垣的提議隨之而來。後粵漢鐵路建設因資金問題擱置，拆除動議也就不了了之。

1919年，湖北省議員陳士英等62名紳士再次聯名上書，倡議拆除武昌古城垣，通過拆城修路將城內城外連成一片，從而發展武昌經濟，解決當時經濟之困。他們提出了城垣存在的五個「弊端」：阻礙交通；檢查繁瑣，人民出行不便；內外隔閡，有礙治安；空氣閉塞，容易發生瘟疫；影響城中商業。不過，由於拆城工程浩大，加之民國之初局勢極為動盪，多數議員不贊同陳士英等人的議論，有的議員則尖酸地回應說：「不拆城放屁都不易散去，會閉死人的。」議論紛紛之下，當局反覆研究未果，使拆城之議擱置下來。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長沙、岳陽、賀勝橋先後被攻克，勢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軍閥吳佩孚依靠堅固無比的武昌城牆頑抗，北伐軍死傷無數而未獲成功，只得改變攻城計畫，採取迂迴戰術，先後攻克漢陽和漢口後，於9月16日攻克鄂豫邊界的武勝關，使武昌變成一座孤城。吳佩孚軍大部撤至河南信陽。在長期的封鎖下，武昌守軍彈盡糧絕，終於投降。北伐軍在歷經40多天的浴血奮戰後，在10月10日入城。

在勝利後的一次會議上，親睹攻城艱難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這一「封建堡壘」的議案。並獲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雖不贊同，但圍城之痛記憶猶新，也不好多說什麼。

1926年10月，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作出了拆除武昌城垣的決定，任命萬聲揚為拆城委員會主任，並設置武昌城拆城辦事處，整個拆城工程由政府招商承拆。但當政府官員到城垣各段實地勘察時，一些辛亥老人紛紛建言力保重要遺跡。當巡查到起義門時，張難先等人激動地說：「動這座城門就是為北洋軍閥張目，痛恨辛亥革命！」隨行人員尷尬不已。巡視到奧略樓時，石瑛等人表示：此為元代遺址，決不能拆！張、石二人德高望重，政府部門也不敢硬頂，於是這兩處終於被保留下來。

拆城進展隨著時局的變化時斷時續，直到1929年，武昌城垣被全部拆毀，護城河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馬路外，其他地方都被當時的士紳階層購買建宅。城磚則被百姓取走。武昌城自此僅餘城門名字供後人憑弔。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1928年，因大規模改建武漢，漢陽古城垣大部分也被拆除，餘下西門及兩側一段城牆也在1950年被拆，如今東門、西門、南門僅作為地名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僅留地名延續文化血脈

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古城拆除後，地名擔當了延續文化血脈的使命。

在武昌，清末洋務運動中大興土木、建廠修路，使城市地貌發生較大變化。而過去的大半個世紀，變化就更大了，所以新地名產生的節奏也不斷加快。不過，細看武昌地圖，武昌古城仍依稀「存留」，如今日武昌中山路基本上是沿著武昌古城的牆基走向拓建而成的，至今仍留有小東門、大東門、漢陽門、起義門、平湖門、保安街、巡司河、新橋等與古城有關的地名。如今當我們漫步在這條寬闊的馬路上，看到兩旁的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時，深感時代步伐前進之快。

漢陽城自1928年拆毀後，1931年特大洪水襲擊武漢，漢陽城區水淹1米以上，但曾貫通漢陽城牆東西的顯正街，仍為商賈要道。與顯正街垂直的東門正街（今攔江路）、西門正街（今鸚鵡大道），則成為漢陽商貿繁華的地區。

儘管如此，古城垣的拆除，至今仍令無數「老武漢」惋惜。

張誠傑教授說，城牆的範圍是固定的，城市卻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二者之間必然產生矛盾，城牆確實延緩了城市的發展。正因為如此，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不是多開城門，就是拆除城牆，為城市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是必然趨勢，無法阻擋。但盲目地亂拆除，破壞了文物古跡，帶來的後果也是嚴重的。城牆是勞動人民建造的，表現了極高的建築藝術，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有些已存在了數百年，甚至千餘年，代表了各個時代的建築工程水平，可以為發展旅遊和研究工程技術服務。

保存了有價值的城牆，勢必影響城市的發展，那就只有多開城門，向郊區發展，或乾脆在它的近旁開闢新市區，以解決城市發展和保護城牆的矛盾。西安就是這樣做的，既保存了歷史名城，又開闢了新的市區，使古城與新市區協調發展，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一磚一瓦，一寺一院，一街一巷，一歌一詠，一詩一畫，這些歷經歷史風雨淘洗流傳下來的文化遺產，棲息著我們民族歷史的靈魂，傳承著我們民族的精神薪火，凝聚著我們民族的情感氣質，是我們民族得以血脈綿延、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更是我們走向未來、實現振興的『軟實力』。」張誠傑教授說。（記者李昌建 通訊員付本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