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我國二千多年前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女屍，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的男屍，都是舉世無雙的。自西漢以來，我國歷代的古屍時有出土，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曾記載著：有人發掘晉代的墓葬時，掘出了「百屍縱橫及衣冠皆如生人」的大量古屍。我國古屍保存的方法和完好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國外的古屍，據報道，絕大部分是乾屍，如埃及木乃伊和某些國家沙漠中的死亡者(我國新疆也有)。此外，據說還有幾百年前埋藏在西伯利亞永久凍土地帶的類型。古屍如按保存狀況來區分，則有臘屍(外形如臘制，皮肉已腐，一觸即潰)、鞣屍(肌肉組織已腐，皮膚已鞣化)、乾屍和濕屍四種。研究價值之高，首推濕屍。其最佳者，不僅外形完整，而且體內組織器官，都保存完好，機體顯得較豐滿，甚至皮色也接近新屍。這樣完好的古屍，除馬王堆漢墓外，其他時代的，筆者也有所見到。我國有相當數量的濕屍保存，其原因就是保存方法優越。主要措施可以概括為：深埋、密封和一定的乾燥措施和芳香物質的滲透。深埋、密封可以保持恆溫、恆濕，不受光線和地下生物的破壞。下葬時的乾燥措施(如棺內外填放石灰、木炭、燈草等乾燥劑)，則有防霉、抑菌以及有利於芳香物質的滲透等作用，因而更能不霉不腐。

　　發生在棺中的變化

　　據保存狀況的研究和對現代屍體的模擬試驗資料推測，古屍在棺中是經歷著一系列變化的，首先是外源性腐敗。在一般情況下，機體死亡之後，在幾年的時間內，其軟組織即為腐敗細菌和某些黴菌、昆蟲所破壞而全部解體，僅存白骨一付。古屍在地下棺中，起初也受腐敗細菌和少量帶入的昆蟲所解體，但由於低溫、密封缺氧、芳香物質、棺液中的汞素、古屍糖元分解產生的乳酸等的作用，細菌和少量昆蟲僅在入殮下葬後的一段不太長時間內起作用，不久即告停止。

　　其次是內源性的自溶。這主要指的是機體死亡、新陳代謝停止後，機體活動的能量來源斷絕，細胞只有崩解而無新生，其生物高分子在溶解酶的作用下逐步降解為簡單物質的過程。這些溶解酶本來存在於機體組織之中，機體死亡之後，它們失去了控制，活動增加，因而引起溶解的作用，直到他們失去活性、消失為止。在組織中，凡溶解酶較多和溶解酶容易達到的部位，自溶程度較深；反之，自溶程度較淺，這些酶作用達不到的地方保存較好。膠原纖維則由於機體內膠原酶極少以及其螺旋結構等結構上的特點，保存最為良好。此外，在自溶環境中，如大腦蛋白，則由於被脂肪所包圍、隔離而保存下來，如馬王堆女屍。

　　再就是脫水和水合作用。對屍體保存程度的研究得知，有些構造特徵如整個軀體和組織、器官的收縮，橫紋肌纖維直徑變細，肌小節固縮(長度只及正常的1／4)，膠原纖維變細以及軟骨細胞固縮等等，說明屍體曾有一逐漸脫水的過程。後來，由於地下水逐漸滲入，脫水的膠原纖維在棺液中再度吸收水分(水合)，基本恢復了原來狀態，而蛋白質則由於已變性不再吸水，所以肌小節一直保持固縮狀態。

　　科學研究上的價值

　　研究古屍對古代醫學、屍體防腐、古病理、病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等的研究，都能提供極為珍貴而難得的資料。

　　先說屍體防腐。看來採取密封、低溫、濾光(尤其是濾掉紫外光)芳香劑抑菌措施來保存屍體是很有效的。

　　在古病理學的研究方面，我國已經積累了不少資料。例如，從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中出土的二千一百四十年前的男屍的肝臟中，發現有較多的血吸蟲卵和肝吸蟲卵，這與馬王堆女屍中查出血吸蟲卵相印證，說明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兩湖地區已有了血吸蟲病流行。證明我國古代醫藥典籍中的記載是仔細而正確的。又如馬王堆女屍身患九種疾病，其中膽石症一項，不僅該女屍有，鳳凰山男屍有，在明代的若干古屍解剖中也曾有發現。我們曾得到比鴿蛋要大的膽結石三顆，產於同一古屍的膽囊之中。在另一明代女屍中曾獲得子宮腫厚的標本，堅如石球。更有趣的是，我們曾在一古屍中獲得干縮心臟上保存得極好的心臟瓣膜的標本。這些標本資料對研究相應疾病的病理和病史都是極為珍貴的。

　　不言而喻，如果知道疾病長期以來是怎樣發展、傳播的，人們就能更有效地診斷、治療，甚至根除它。外國科學家在公元前1100年的木乃伊上觀察到天花的痂痕。更有意思的是，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是一種老年性疾病的動脈粥樣化，卻在年齡不大的木乃伊中很普遍，這就使得醫學科學家們思路大開，從各種新的可能性去研究此病的病因。

　　此外，在人類生活環境保護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古屍的研究也很有意義。對古屍組織器官中若干污染指標的測定，跟近代人體內相同指標相對照，就可以瞭解近代人類生產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污染有多麼嚴重，從而為確定環境保護指標提供可靠的參數。

　　對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來說，古屍也是一個絕好的資料來源。保存完好的古屍，其種族特徵異常鮮明，人類學者不僅能據以推知古代居民的民族，而且能結合歷代古屍的資料進而推知人類體質形態在歷史發展中的變異，這比單從骨骼上獲得的資料豐富得多。同時，由於人類體質形態的變化遠遠慢於人類文化的變化，因此相同的體質形態往往可以幫助弄清幾個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人類文化共同體的族源關係。這不僅有人類學意義，而且有歷史民族考古學方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