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甲午戰敗後國內為何出現東渡日本留學熱?
從甲午戰爭過後的1896年開始,自古以來就習慣於接受日本留學生前來學習的中國,第一次由大清朝廷選派13名學生赴日留學,由此拉開了清末中國人赴日留學熱的序幕。
史料研究表明,由於受到甲午戰爭日本取勝中國慘敗的客觀形勢影響,加之國內的改革維新思潮空前高漲,當時朝野中的改革維新人物紛紛提出要向日本學習。於是,繼清廷選派首批赴日留學生之後,江蘇、浙江、湖南、湖北等江南諸省相繼制訂了各省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的計畫,並迅速著手抓緊實施,其中以湖南、湖北兩省居多,僅第一次就派遣赴日留學生200多名。
進入20世紀後,國內赴日留學熱仍持續不減,各地派遣赴日留學生人數仍在繼續不斷增加。據史料記載,從1904至1905年,赴日留學生人數已從原來的3000人急劇增加到8000人以上,東渡日本留學熱再度形成高潮。
在隨後二三十年的歷史演進中,國內各地青年學生赴日留學的熱度依然居高不下,總人數均保持在8000人至1萬人之間,其中有60%左右為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出資官派,而國內民間赴日遊學者也為數眾多。
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因日本出兵入侵中國東北,赴日留學熱才開始有所降溫,但民間自發赴日留學者仍在連年不斷。
人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甲午戰爭後國內出現東渡日本留學熱的呢?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大體上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甲午戰爭後國內民族危機加深,在客觀上刺激了留學日本熱潮的興起。
甲午中日戰爭後,因清廷戰敗而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隨後西方列強蜂擁而至,在中國搶佔租借地,瓜分勢力範圍。尤其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迫使清廷簽訂《辛丑條約》,更使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國內民族危機的加深,大大刺激了中國的有識之士,他們極欲尋覓救國之道。這種急切的心情,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做出過於長遠的打算,留學歐美固然不錯,但遠水不解近渴。相比之下,到學習西方頗見成效的日本取經,顯然是一條最佳捷徑。於是中國的愛國之士、熱血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際,背負救國使命,「以強敵為師」,東渡日本,興起了一股留學日本的熱潮。
二是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留學日本熱潮的升溫。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清廷迫於壓力,宣佈停止科舉考試,使得推行千年的科舉制度終於走到了盡頭。這對於急於入仕求官進步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講,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由於他們讀書做官之途被堵塞,不得不另想辦法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而清廷獎勵留學的「新政」政策使他們重新看到了「學而優則仕」的希望。只是此「學」非彼「學」,須留學外國方能實現。鑒於留學日本比留學歐美便利,經濟費用負擔較輕,因此大部分知識分子都選擇了去日本留學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願望。
三是一批革命先驅搶先東渡遊學,在輿論環境上帶動了留學日本熱潮的高漲。
從1895年開始,孫中山曾先後三次去日本開展革命活動,先後帶動培養了黃興、陳天華、汪精衛等一批新人,在日本留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據史料記載,1903年,孫中山遊歐抵日時,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約1300人的熱烈歡迎,體現出了一個優秀革命家的號召力。1904年黃興謀劃長沙起義失敗後,與宋教仁一同亡命日本,追隨者甚眾。1905年8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正式成立。此後,革命運動愈演愈烈,日本儼然成為中國革命的舞台,大批志士青年受孫中山、黃興等革命家的吸引,紛紛前往日本留學,尋求革命真理。
回望甲午戰敗後國內出現的東渡日本留學熱,人們不難發現,雖然有些留日學生是為了自己獲取功名和社會地位而東渡扶桑的,但更多的是國內一批熱血青年為了民族之振興,在日本忍辱負重,刻苦學習,將個人理想與民族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絕大多數赴日留學生最終都選擇了回國服務和發展,僅有極少數人留在日本長期定居、工作和生活。
正是這種赤誠的愛國之心和孜孜以求、堅韌不拔的奮鬥精神,為近代中國磨練出了一大批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軍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批愛國者和革命家,而且在清末民初那個重要的歷史轉型時期,為中國的近代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在推動中國近代社會進步方面意義深遠,作用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