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漢初期的閉門政策

　　公元25年東漢王朝建立初期，朝廷無暇西顧，對西域早有企圖的匈奴奴隸主貴族，見有機可乘，加緊擴大勢力範圍。南道莎車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鄰近各國，首舉擁漢大旗。「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1。延死後，其子康即位，康關心中原戰局，與東漢河西大將軍竇融時有往來，竇融深知邊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東漢朝廷的名義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國皆聽其號令，實際上莎車王已有著西域都護的聲威。康死，其弟賢即位，建武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遣使要求東漢朝廷設置西域都護，恢復西漢以來正常的統轄關係，光武帝劉秀以內地初定，不遑外顧，未允所請。

　　三年後，賢又派人再次提出請求。雖然從以後的事實看，賢再三要求派遣都護也別有打算，但當時此舉，確能表達西域廣大人士的迫切願望。時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竇融向劉秀建議，賜莎車王賢西域都護印緩及車旗錦繡。莎車王室自西漢元帝以來，一貫忠於漢中央朝廷，慕樂中國，「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數世不渝，當中原與西域中斷聯繫時，表現尤為突出。東漢朝廷採納竇融的建議，賜賢都護印緩，原打算依靠其團結爭取西域諸城國，以穩定形勢，恢復西漢時的正常統轄關係，孰知莎車使者持都護印緩及其它賞賜返至敦煌時，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權」。反對將西域都護印緩賜與莎車王賢，由於西域事宜在朱設都護前敦煌太守最有發言權，劉秀乃下詔收還都護印緩改賜賢以大將軍印。其使不從，裴遵強行迫奪，致使莎車王賢和東漢關係頓時緊張起來。

　　竇融推薦賢任西域都護，根據莎車王室的一貫表現來看，並沒有錯，但這時融已在洛陽任大司空，對賢之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車王康逝世，賢以不正當的手段奪得王位後，馬上動手，殺死拘彌王、西夜王，又不斷殺略鄰國人眾，重求賦稅，野心勃勃，暴虐驕橫。所以裴遵持反對態度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權」，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自西漢通西域以來，西域各城國的上層人物積極靠攏中央朝廷，為維護祖國的統一作出貢獻的屢見不鮮，莎車王康如此，前拘彌王太子賴丹表現更為突出。裴遵對西域各個民族一概採取歧視、排斥的態度是絕對錯誤的。當然就具體人來說，莎車王賢是否適宜擔任西域都護要職，那是另一回事。就賢的一貫表現來看，攻掠鄰邦，對抗中央朝廷，確實不宜重任，授予大權。東漢朝廷開始不瞭解情況，苟且求安，承認既成事實，先授賢以西域都護印緩，後又推翻前議，輕舉妄為，特別是在中途裴遵強行迫使莎車使者換印，侮慢而近於戲弄，莎車王賢心懷怨憤，浸以驕橫，態意兼併，一時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東漢朝廷處置不當，亦難辭其咎。建武廿一年平素與匈奴關係最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車師前王等十八國派使覷見光武帝劉秀，訴說莎車王賢橫暴，懇求朝廷派遣都護，不料劉秀仍以「中原初城國的安危和屢次請派都護的迫切願望，毫不在乎地答覆:「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於匈奴奴主貴族對西域斂稅重課，索求無度，所以西域各國雖屬匈奴，不相親附，更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而且由於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別是北匈奴，在漢王朝與南匈奴的壓力與分化下日益衰弱，單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除通過龜茲為首的親匈勢力為其效勞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東漢朝廷承認其對西域的統治，從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維持其對西域各國的奴役。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擾邊境，向漢朝施加壓力;一面又不斷派人和朝廷往來，玩弄花招。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鄭眾分析的那樣:「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請求率領西域諸國來洛陽朝貢，儼然欲以西域諸國首領身份正式出現在東漢朝廷上。

　　光武時期經過劇烈兼併，夷滅群越實現中原統一，對社會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為維護豪強利益，這個政權有著先天的弱點。自稱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處理西域問題上，一開始就缺乏堅強有力的政策，軟弱搖擺，以致後來出現了史稱「三絕三通」的曲折過程。

　　二、三通與三絕

　　東漢明帝時，南匈奴早已經歸降於漢，西域莎車勢力也已經衰落，西域各國更加混亂，北匈奴則乘機在西域擴張勢力，並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與東漢抗衡並襲擾漢邊。但此時中原地區日漸安定，東漢政權已經完全鞏固，勢力有了很大的增強，在這種情況下，漢明帝改變東漢初期對西域和北匈奴採取的消極政策，開始積極經營西域和打擊北匈奴的勢力。

　　七十二年，(永平五年)謁者僕射耿秉上書建議出兵打擊匈奴，恢復對西域的控制，並建議「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4明帝採納了這個建議，於七十三年，派大兵四路出擊。一路由騎都尉來苗率領北部各郡兵及烏桓、鮮卑兵一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大同北);一路由度遼將軍吳棠率領河東、河西羌、胡及南單于兵一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一路由駙馬都尉耿秉等統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車都尉竇固等統率河西甲率及盧水羌、胡一萬二千騎出酒泉塞。前三路軍隊都是北出蒙古地區，戰績一般。竇固率領的一路軍隊到達東部天山，擊破駐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將其追趕至蒲類海，在伊吾地區設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開了東漢與西域的進一步聯繫。次年，明帝又命竇固與耿秉率軍一萬四千騎出擊車師各部。耿秉率部深入車師後部，後部王安德降，前部王為安德的兒子，亦隨其父歸降，整個車師地區屬於東漢。

　　與此同時，班超在西域南道諸國積極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率領三十六人，來往於諸國之間，輕易的誅殺匈奴使者和于闐巫師，使西域各國歸屬東漢。之所以能如此，班超個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於西域各國早就希望與漢朝恢復聯繫，希望漢政府趕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處都受到普遍的歡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國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一通。

　　這次西域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只維持了兩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竇固率大軍返回後，在北道，匈奴北單于遣左鹿蠢王率二萬騎兵反攻車師，在南道，焉耆王勾結疏勒國王，乘亂殺害了西域都護陳睦。在這場眾寡懸殊的爭奪戰中，漢屯兵僅數百人，堅守不屈，「鑿山為井，煮弩為糧」，當耿恭率軍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奮戰時，東漢朝廷由於明帝之死，放棄西域的論調再次提出，朝臣楊終等人認為:「北征匈奴，西開卅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城」。對關寵等人的求援，置若罔聞，只有司徒鮑顯力主援救。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二萬之眾，被譽為「節過蘇武」的耿恭在援軍救護下，倖免於難。自此朝廷「聽還徙者，悉罷邊屯」。5當時朝廷內部矛盾重重，無意顧及邊事，之後章帝恐班超單危，不能自立，下令班超撤回洛陽。與班超並肩作戰的西域人士激烈反對，班超一行返至於聞，當地兄弟民族群情激憤，堅決阻止班超東歸，「互抱超馬腳不行」。班超為這種誠懇的挽留所感動，同時也認識到，他一撤退，匈奴勢力將立即統治整個西域，東漢政府幾年來經營西域的成就將付諸東流。於是他不顧漢章帝的旨意，決定重返疏勒。但疏勒部分城池已經降於匈奴支持的龜茲。

　　班超平定疏勒後，又率領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攻取故墨。同時為了獲得朝廷的諒解和支持，上書漢章帝，報告在于闐、鄯善等地支持下，爭取統一的有利形勢，反映西域諸國「倚漢與倚天等」，渴望統一，要求擺脫匈奴羈絆的迫切心情。並陳述自己「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6的不可動搖之志。當時北匈奴「黨眾離叛，南匈奴、丁零、鮮卑、西域四面為敵」，東漢竇憲的大軍，屢次出擊，給予匈奴重創，在這樣有利的形勢下，漢章帝見其功可成，也改變初衷，採取積豐支持的態度，不僅派徐乾等前來增援，而且對李邑之流的破壞活動也給予嚴厲斥責，使班超無後顧之優，積極組織聯繫各城國進行統一的活動。西域西南南部大部分地區復聽命於班超。

　　自七十六年漢章帝下令撤回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到九十一年(和帝永元三年)，班超率領少數官兵，以疏勒為基地，堅守西域十五年。在此期間，他平定了疏勒少數首領的叛亂，擊敗了莎車、康居、月氏的侵襲，也挫敗了其他東漢官員的誣陷，逐步擴大了東漢政府在西域的勢力，迎來了東漢政府第二次對西域統治的恢復。這是二通。

　　東漢政府之所以能第二次設立西域都護，主要是由於有了以下幾個條件：一、九十—九十一年，竇憲、耿秉、耿夔等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單于西遁，勢力大衰，無力與東漢在西域抗衡。二、九十年，竇憲在打擊北匈奴時，又派兵襲擊北匈奴防守伊吾的部落，奪取了伊吾，車師等地震恐，又倒向東漢。三、九十年，大月氏派兵七萬越蔥嶺，攻打班超，班超堅守疏勒，大月氏糧草斷絕，被擊敗，西域震恐，龜茲、故墨、溫宿等表示聽命於班超，於是南北西域兩道均歸附東漢。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92年，東漢政府正式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徐干為長史，恢復了東漢對西域的統治。當時西域都護駐龜茲，長史徐干駐疏勒，以任尚為戊己校尉，駐守高昌壁，領兵五百人。班超任西域都護十年，從七十三年隨竇固出征算，他在西域駐守三十年之久，其間他多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創造了續張騫之後的另一個西域傳奇，班超在西域的活動，之所以能取得極大的成功，最根本的一點，是他充分認識當地廣大人民迫切要求統一的強烈願望，提出正確的統一方針，依靠當地兄弟民族的丈量，擊敗依附匈奴的政治勢力。而與建立反匈統一戰線相輔以行的是有力的軍事行動，使他多次戰勝強大的對手，以少勝多，轉危為安，而終於完成自己偉大的使命。在他的活動中西域各族的奮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班超的活動和西域廣大人民要求歸向漢廷的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業跡。在西域期間，班超鞏固了東漢在西域的統治，維護了西域安定，加強了中國同中亞各地的聯繫。97年，他派甘英出使大秦(東羅馬)、條支，到達西海而還。漢和帝下詔書表彰他說：「逾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7並封他為定遠侯。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病重，請求回到洛陽，書中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書上三年得不到批准。其妹班昭親自上書和帝，要求其調回，得到和帝應允。和帝永元十四年(92 年)，班超回到洛陽，當年去世。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回洛陽，接替班超任西域都護的乃一貫從事征伐的任尚。交接前，任尚曾求教班超，班超說他：「性嚴急」，並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在少數民族地區，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己」但任尚頗不以為然，說：「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8驕橫的任尚，根本聽不進班超離任時對他的懇切勸告，嚴酷暴虐，施政不當，西域人民反對任尚的暴政，從而釀成動亂。公元106年，朝廷調回任尚，由段禧接任都護，段禧與西域長史趙博率軍駐守它乾城，西域副校尉梁慬因成城小，勸說龜茲王白霸與漢軍共同防守龜茲，白霸將段禧等及漢軍人眾迎入城中共同防守。引起國人強烈不滿，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與溫宿、姑墨數萬士卒圍攻龜茲，後事變雖已平定，但由於東漢朝廷開始就對西域采放棄態度，一些保守頑固的大臣一直引此為據，喋喋不休。少數有識之士，堅持主張維護漢武開創大業，統一西域，北軒匈奴，確保河西安全。這兩派鬥爭時有起落，朝廷的決策也反反覆覆，由於東政權腐朽傾向越來越突出，內部矛盾尖銳，國力衰弱，所以放棄西域退守玉門的主張，也就越來越佔上風。永初元(107)年六月，漢安帝下詔罷西域都護，招回伊吾、柳中屯田吏士。這是二絕。

　　中原與西域二絕後，北匈奴殘部以烏孫等地為基地，仍然不斷侵擾西域，甚至襲擾河西地區。為了確保河西的安全，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建議朝廷出兵伊吾，以招撫西域。安帝同意，於是當年派敦煌長史索班率領千餘人出屯伊吾，車師、鄯善等望風歸附。第二年，索班為匈奴所殺，一些大臣要求「閉玉門關，遂棄西域」，但敦煌太守曹宗堅持要求出擊匈奴，復通西域。當時執政的鄧太后支持這個建議，但西域道遠費巨，且無必勝把握。於是招班超之子班勇詢問。在西域長大，熟諳西域情況，頗具父風的班勇，在朝廷會議上指出當漢明帝時期西域內附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而西域絕後「北虜遂譴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匈奴不僅要西域諸國以馬畜等貢獻，而且還要追償都護統轄期間積欠的財物。野蠻的奴役，沉重的壓搾，使得西域各地，「皆懷憤怨，思樂事漢」，班勇深切瞭解西域各地心向中原的熱烈願望，所以西域發生事端，他不像一般官僚那樣，厲聲斥之為「背叛」，而是認為朝廷官員「牧養失宜」，也就是施政不當所致。班勇還指出「今通西域則虜執之勢弱，虜之勢弱則為患微」，如「西域歸匈奴，……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中國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而「西域之人無它求索」，若「拘屯戍之費」，必將造成「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的局面。9通過據理力爭，延光二(123)年，東漢以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五百出屯柳中。

　　可是這時東漢政權內部傾軋不已，事變層出不窮。為了鎮壓羌人起義，十餘年來，府帑空竭，兵疲財盡，連班勇提出的「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那樣有限的計畫也無法實現，只能「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後當匈奴裹脅車師騷擾河西四郡時，閉玉門陽關之論，復又喧嘩而起，幸敦煌太守張璫、尚書陳忠等上疏，堅持主張統一西域，才使班勇的前議沒有流產。張璫上書說，他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10張璫到敦煌瞭解邊情後，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方略：上策是出兵摧毀盤踞西域的匈奴勢力，和北正面作戰;中策是按計畫有步驟的向西進展，先置司馬率五百士卒出屯柳中;下策是退守玉門。陳忠支持張擋的主張，進一步指出放棄西域「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他進一步指出「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11。經過朝議，安帝採納了張璫的中策，任命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以這樣一支微弱的兵力，走出玉門，手開西域的局面，不僅持反對意見的權貴搖頭嗤笑，班勇自己亦不敢抱有奢望。他率軍屯柳中，只不過在玉門關外建立前哨卜地，確保河西四郡而已。但形勢的發展，遠遠超出他的估計，第二年鄯善歸附，龜茲王白英率姑墨、溫宿負荊投首，在西域各地有力的支持下，班勇率西域各國步騎萬餘人，在車師前王庭擊敗匈奴伊蠡王，恢復車師前部，在短時期內，順利打開西域的局面。從此班勇在柳中屯田積穀，為進一步開拓西域建立了穩固的基地。

　　延光四年(125)，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配合都善、疏勒、車師前部兵，進攻車師後部，俘獲車師後部王軍就與匈奴使節，帶到索班戰死的地方殺了，又派人殺了東且彌王，報了索班被殺之仇。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在此基礎上，班勇再接再厲，抓緊時機，召集各國人馬數萬，徹底搗毀匈奴老巢，呼衍王逃至枯梧河，其眾二萬餘人皆降，北單于自將萬餘騎人後部營救，亦狼狽引退，自此車師再也見不到匈奴騎兵，這樣西域諸國包括早就心向漢室的南道各地在內，復歸於東漢朝廷統轄之下。班勇在西域活動的時間不長，由於各城國的有力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是三通。

　　漢安帝之後，東漢統治集團日益腐朽，豪強地主兼併加劇，加上天災不斷，農民破產流亡，漢靈帝時期宦官專權，政治腐敗之極，西域的形勢自然也不能平靜，西域「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12東漢政府雖然最終擊敗了自己在西域的競爭對手——匈奴，但由於少了這個競爭對手對西域各國的壓力，西域各國離心力加強，不再服從東漢政府，一些大國開始自相攻伐，不斷兼併小國，同時反抗政令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元嘉二年(151)，西域長史王敬受拘彌王成國的欺騙，貪功殺死于闐王建，于闐將領輸僰不服，殺死王敬，于闐國人又殺死輸僰，立建子安國為王，敦煌太守馬達聞訊欲出兵于闐問罪，漢桓帝不許，招回馬達，另派宋亮為敦煌太守，宋亮到任後不能出兵，于闐把已死的輸僰人頭獻上就不了了之。建寧元年(168)，疏勒王於獵中被自己的叔父和得殺害，和得自立，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陀派任涉等率西域各國三萬人馬圍攻疏勒楨中城四十餘日不下，撤圍，此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東漢朝廷已經不能禁止。

　　此後，河西羌人起義，中原黃巾起義，東漢朝廷與西域通道受阻，西域與中原聯繫斷絕。

　　三、東漢西域政策的原因與影響

　　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是時斷時續的，早期光武帝劉秀對西域的重要地位認識不清，對於西域各國要求內屬的迫切願望報以「東西南北自在也」的回應，在莎車王賢的事件上更時舉措失當，嚴重影響了莎車以及以莎車為首的西域抗擊匈奴同盟對東漢王朝的態度。他對西域的認識更讓其後的統治者和決策層作為放棄西域的論據。

　　漢明帝時期，由於內部逐漸穩定，而北匈奴不斷內犯，東漢改變了早期的西域閉門政策，轉而對西域進行穩步的經營。班超在西域依靠西域民眾的力量，背靠東漢巨大的軍事潛力，以微小的代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一時期是東漢西域經營最多彩的一幕，也是東漢西域經營的高峰。

　　由於西域各國發展情況不同，早在東漢初期，西域即進入列國時代，各國互相攻伐，極力欲完成西域的統一，整個西域處於動盪和調整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方面對東漢王朝有著強烈的歸屬要求，同時也產生了較明確的獨立意識。但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分立的多種經濟，西域的統一即使沒有任何外力的干涉也是不可能的，但這樣的局面為東漢西域經營也造成了極大的障礙。

　　與西漢經營西域時期的內外環境相比，雖然匈奴這個最大的競爭者已經不能構成威脅，但這只能說進入西域的道路更順暢，但經營西域的環境卻更複雜了。而東漢決策者們的猶豫、觀望與退縮，使這個過程更加曲折。西域各國的反叛數量增加了，而由於擔心西域反叛和駐軍的巨大費用，東漢政府在西域屯墾與駐軍的規模縮小了，戰線也在不斷東移。

　　東漢對西域經營是隨對匈奴戰爭需要而出台的，在匈奴的威脅消除後，西漢對西域也越來越不重視，所以也就輕言放棄。隨著東漢的逐步退出，西域的局面更加混亂，最終形成了南北疆幾個大國爭雄的局面。而隨著匈奴勢力的退出，西域出現了巨大的權利與壓力真空，西域國家一時又不能迅速填補，於是北方草原的其他遊牧民族乘機進入西域，使西域歷史出現了更大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