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新網15日凌晨消息，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梁思禮4月14日10時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梁思禮祖籍廣東新會，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他在1945年獲美國普渡大學學士學位，1947年獲辛辛那提大學碩士學位，1949年獲辛辛那提大學博士學位。
梁思禮是中國著名的飛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他參與了中國航天歷史上的諸多「首次」，曾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研製中首次採用新技術。他對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闢論述，成為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
梁思禮曾任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也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科技委顧問。他曾先後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何梁何利基金獎、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獎、中國僑界傑出人物等榮譽。有代表作品《向太空長征》、《梁思禮文集》等。
據悉，梁思禮在今年3月患感冒，因肺部不適入院治療。因年事已高，嚴重影響到心肺功能。目前，他的家屬正在安排後事。根據梁思禮治喪辦公室消息，將於北京時間4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送別儀式。
梁思禮：飲冰室血統的「馴火者」
梁啟超九個子女，各個菁秀，其中三個成了院士。梁思禮被叫做「老白鼻」，這是父親梁啟超對他的暱稱。風趣的父親將英語Baby(寶貝)一詞漢化，變成屬於梁思禮特有的甜蜜。也正是這個「老白鼻」，後來成為我國航天質量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術帶頭人之一。
回憶中的1949年，吹去歷史煙塵，露出一絹恆久的畫面，鐫在如今91歲的梁思禮的心頭。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一如往常，駛出舊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禮，剛從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和船上同樣學成歸國的20多位留學生一樣，遊子心念，歸心似箭，千里之遙，快馬一鞭。
天津的碼頭上，闊別八年、白髮蒼蒼、眼角噙淚的老母親迎接自己，正如飽受苦難的祖國張開雙臂歡迎海外遊子的歸來。
幾個月後，著名航天技術專家、「兩彈一星」元勳王希季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6年後，錢學森回國，乘坐的也是這艘船。有人說，「克利夫蘭總統號」為中國的「馴火史」帶來了最初的火種。
火箭如噴著火舌的莽獸巨龍，梁思禮這些第一代中國「馴火人」就要為這頭巨獸套上籠頭，綁上馬鞍，駕著它從戰爭的廢墟馳向航天的大門。
一雙大眼，鵝鑾式的寬闊前額，一張典型的「梁家嘴」，舉手投足間處處是父親梁啟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經在南開中學聽過梁啟超演講的周恩來總理第一次見到梁思禮時，竟有種恍若隔世之感。
梁啟超的遺傳，一個留在了臉上，一個種在了心裡。
有人曾經問梁思禮，你從你父親那裡繼承下來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他回答說：「愛國。」
「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
「愛國救國」幾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記。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6號，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築，這裡就是飲冰室，梁啟超伏案奮筆之所。他在這裡寫的「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來的路。回憶中，梁思禮瞇起了眼睛：「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幾個哥哥姐姐都受過父親言傳身教，國學功底屬我最弱，但『愛國』這一課，我不曾落下半節。」
1941年，梁思禮赴美國深造。為了省錢，他曾裹著大衣在零下40度的儲物室挨了一夜，險些凍死，也曾在罐頭廠靠著冷凍豌豆過了一個暑假。儘管條件艱苦，但仍沒有磨滅他心中「工業救國」之夢。為了能夠轉入「工程師搖籃」的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他放棄了嘉爾頓學院的優厚的獎學金，改領每月微薄的盟國津貼。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動控制專業博士學位，著名無線電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但「千金馬、五花裘」無法稀釋他的赤子熱血，他選擇了回國。
此時，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樺，與他分道揚鑣，留在美國。曾經朝夕相處的兩人，人生的境遇由此畫出了兩條完全不同的拋物線。
幾十年後，林樺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梁思禮成了航天部的總工程師。林樺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梁思禮住在普通的單元房裡，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問他對此有什麼想法，梁思禮的回答是：「他幹的飛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幹的飛彈是保衛祖國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以後，美國人嘲笑「中國只有子彈，沒有槍」，認為中國沒有運載工具，不承認中國是核大國。中央專委決定改進中近程飛彈，進行「兩彈結合」的熱實驗，梁思禮負責控制系統設計。
正當梁思禮埋頭實驗時，「破四舊」運動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啟超之子」帶給梁思禮的不是榮耀和尊重，而是數不清的磨難。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母親賣掉家中老宅攢下的積蓄，成了梁思禮被揭發有經濟問題的「證據」。一邊唱著「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一邊卻被剃光了頭髮，坐在鋪蓋捲上，絕望地等待著去坐牢，梁思禮心裡五味雜陳。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願輕易放過他。1968年，母親去世，梁思禮要去奔喪，卻被要求「劃清界限」;1974年，本該在運載火箭上大展拳腳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豬倌……
有人為他的遭遇鳴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國，而是1979年回國，或許就能躲過這些災難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話作答：「我的祖國正在苦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哪怕僅僅是暫時的。」
梁思禮和所有的中國「馴火人」一樣，站在歷史耀眼處的暗面。近處，找不到他們的名字，設計圖紙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是戈壁灘上被漫天風沙遮蔽著的群像背影，他們的名字被封印在打著「絕密」標籤的文件袋裡。遠處，他們的名字，被一筆一筆刻在歷史坐標上。
多次失敗，奠定了東風、長征的成功
1960年，「東風一號」仿製成功後，聶榮臻要求五院轉入飛彈的自行設計和研製，「仿製只是爬樓梯的第一階」。臨危受命的梁思禮將那份「天嬌談笑凱歌還」的鬆弛，重新裹進了還沾著戈壁風沙的軍大衣，奔赴下一場會戰——中近程地地飛彈的設計和飛行試驗任務。
1962年3月21日9時5分，「東風二號」點火發射。起飛幾秒鐘後，飛彈像喝醉了酒似地搖搖晃晃，頭部還冒著白煙，最後落在發射陣地前300米的地方，由於裡面的推進劑裝得滿滿的，飛彈炸起了一個蘑菇雲，地面炸出一個直徑20多米的大坑。「東風二號」首次發射失敗了，事後得知，原因是飛彈產生橫向彈性振動和發動機管道起火。
這一場景在他的演講、報告中被重複了上百次，失敗的記憶永遠要比成功來得痛切。對於一位「馴火者」來說，失敗的經驗比成功的經驗貴得多。這個「貴」字不僅意味著上千萬的「學費」，更意味著從失敗的對岸回望時才能發現的寶貴財富。
梁思禮更願意將自己的「馴火史」總結為一本「失敗者之書」。翻開這本書，上面「敗績斑斑」：
1967年，首批「東風二號」戰鬥彈抽檢三發考核飛行試驗，其中兩發發射後像體操運動員似地連翻幾個跟頭後落地。梁思禮一點點地研究，一點點往回捋，經過大量艱苦的分析計算，找出故障：工人在裝配水平陀螺儀修正電刷時，固定螺釘少擰了1.5圈，使得電刷壓力不夠;
1974年11月，長征二號發射返回式衛星失敗，原因是穩定系統的速率陀螺的輸出電纜中斷了一根導線，致使控制系統失靈;
……
多次試驗失敗，讓梁思禮深感質量和可靠性對研製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也正是這些失敗，成就了梁思禮開創的「可靠性工程學」。
當時的日本和美國，靠的是在批量生產中用系統概率數學來解決飛彈和火箭的質量和可靠性問題，但這種方法對批量生產有效。和國外不同，中國飛彈和衛星的研製都是小批量，甚至單件生產，每個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決質量和可靠性，既無理論也無方法。
梁思禮提出質量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的、生產出來的、管理出來的，而不是檢驗、實驗和統計分析出來的……實際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個研製過程中解決每一個工程技術問題，並提出有中國特色的、極小批量的全面質量理論相關原則。」
2006年9月9日，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創造了16次發射全部成功的紀錄。梁思禮自始至終參與了研製長征二號系列火箭的工作，他開創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學」成為長征火箭安全飛行的堅實保障。
女兒眼中的「老黃牛」：只會低頭拉車不看路
中國的第一枚遠程運載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亂的年代，「生於亂世，先天不足」注定了這枚火箭多舛的命運。
那時，梁思禮擔任該型號火箭的控制系統主任設計師。遠程運載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統也要更進一步，原有的分離元件組成的計算裝置體積、重量過大，必須做出小型彈上計算機。這在當時，是個棘手難題。
梁思禮大膽決策，決定採用「慣性平台—計算機方案」。但這種方案必須用到集成電路，集成電路在當時技術成熟度並不高，對於飛彈研製和發射來說，這塊神秘莫測的區域雖然誘人卻少有人染指。當時只有美國的一款洲際飛彈用過，但元器件經常出問題。
梁思禮和負責制導控制的同志，決定從系統設計上解決集成電路穩定性問題。他們重新推導了制導方程和關機程序，犧牲了一些方法誤差，以減少計算機的負擔。最後，他們拿出了一個方案，減少了三分之一的集成電路，不僅為計算機「瘦了身」，還解決了可靠性的問題。
然而，與政治上的壓力比起來，技術上的壓力，還只是小兒科。
1969年底，軍管會與北京市聯合組織「705」大會戰，提出了「改革研製程序，不搞煩瑣哲學」的口號，用搞群眾運動的方式抓科研。「705」大會戰雖然突破了一批關鍵技術，但是以群眾運動方式研製飛彈，使大部分設備在試驗時問題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廠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禮被逼無奈，想出了另一個對策。他說：「當時我留了一個後手，我沒敢把彈上所有的東西拿去會戰，僅僅同意把地面設備、電源設備，這些不是太重要的東西拿去會戰了。結果會戰搞了很多場，就是不按照規範、工藝要求幹活，元器件沒有很好篩選，焊接也不行。結果會戰表面轟轟烈烈，其實回來以後還得返修整頓，搞得非常被動。」
就在這樣的閃轉騰挪中，遠程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一步步進行著。
1971年春天，遠程運載火箭各個分系統完成，送到211廠做總裝測試。測試中，梁思禮發現筆錄儀上出現了一個不應該有的「毛刺」干擾，而且時有時無。為了查明原因，梁思禮帶領技術人員「守株待兔」等了幾個小時，最後發現是相鄰車間用電載荷瞬間突變造成的。總裝測試中，這樣的問題層出不窮。
軍管會揚鞭急催，為趕工期，「705」大會戰中做出來的元器件大多有問題，焊接質量也差。因為脫落插頭裡的一顆小鋼珠不見了，總設計師就要帶著大家趴在廠房裡找上幾個小時，級倍數的問題累計到了總裝階段。
後來，在解決航天的可靠性問題上，梁思禮提出了「十倍理論」，意思是在概念設計階段，花一塊錢能解決的問題;拖到方案設計階段，就要花10元錢才能解決;到了出樣階段，要花100元錢……
而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中，最後的問題又何止十倍?為了搞掉這些「毛刺兒」，梁思禮帶著同事在211廠不分晝夜拚命幹，一幹就是50天，最後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遠程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走上正軌，連續6次試驗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禮帶領9人精度小組，對向太平洋發射遠程運載火箭飛行試驗的設計、工藝、環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細緻的精度分析工作。靠著這個飛行試驗，他摘取了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桂冠。
倘若時空能像紙張一樣輕鬆折疊，用鉛筆在上面戳個洞，再展開：普渡大學模擬電網實驗室裡做實驗的梁思禮、五院裡夜夜鏖戰的梁思禮、酒泉發射基地裡做著發射前最後檢查的梁思禮、站在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領獎台上的梁思禮……在每一個節點，梁思禮眸子裡不變的熱情抵禦著時間的輪番攻擊。時間奪去了他的青春，卻沒能撼動他的初心——對中國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兒梁紅曾逗他，說他是「老黃牛，只會低頭拉車，不看路」。對於一個只懂業務、不掌權的知識分子，「老黃牛」又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
他如同一頭拓荒牛，勤勤懇懇、不畏艱險地開拓著一個又一個技術領域的處女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梁思禮開始進軍計算機軟體輔助設計領域。「硬體是軀體，軟體是靈魂」，一次出國考察，讓梁思禮看到中國和其他國家在軟體工程領域的差距。當時IBM公司為航天飛機設計的機載軟體已經達到了5級成熟度。「這個5級成熟度意味著什麼呢?如果把它比作是小學5年級，我們現在幼兒園還沒有開始辦呢。」梁思禮說。
在他的大力倡導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體拓展到軟體。事實證明，梁思禮倡導的軟體工程化，對載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系列飛船的可靠性、安全性達到了從未達到的高度。
1983年，梁思禮退居二線，但他從未遠離「戰場」。他重新站上講台，要將航天的火種傳給下一代，正如他信奉的蕭伯納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們暫時拿著的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後交給下一代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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