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康乾盛世，人們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盛世。康熙、乾隆這兩位皇帝的豐功偉績也備受讚揚。然而，康乾之間還有一位皇帝雍正，對於這位皇帝，歷來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
雍正全名愛新覺羅·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是清入關後第三代皇帝，共在位13年，廟號世宗。
登基迷霧
康熙號稱“千古一帝”，他8歲登基，在位61年，擒鰲拜、平三藩、收台灣、剿噶爾丹，可以說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卻一籌莫展。臨終之時，連定誰為太子，都懸而未決。康熙生有36個兒子，除了夭折及過繼出去的，還有26個。皇子們都為爭奪太子之位，互相傾軋、明爭暗鬥，私結朋黨。1722年10月康熙到南苑狩獵十幾天後，覺得身體不適。13日病情惡化，當天夜裡69歲的康熙皇帝於北京西郊暢春園駕崩。隨即鑾輿載著康熙遺體，像日常皇帝出巡一樣，連夜送回北京城中大內乾清宮。
次日，由康熙帝臨終前的惟一“顧命大臣”、擔任衛戍京城與皇宮的步軍統領、國舅隆科多傳達康熙遺詔，命皇四子胤禎繼位。同時，皇宮內外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諸王非傳令不得進”大內；關閉京城九門六天，等等。到11月20日，胤禎在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賀，頒布即位詔書，正式登上皇位寶座。次年改年號為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動朝野。
關於雍正是如何登上皇帝寶座的，是清宮三大疑案之一，也是說法最多、最複雜的一個疑案。各種傳聞紛紛揚揚，時至今日，仍是一個未解之謎。
關於雍正的繼位，有三種代表性說法：遺詔繼位說、改詔篡位說和無詔奪位說。雍正的皇位，是正取還是逆取？是繼位還是篡位？從胤登基以來，幾百年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據正史記載，胤禛是奉康熙遺詔登上帝位的。1722年末，康熙病情突然惡化，傳各位皇子入見。不久，皇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十二子、十三子以及步兵統領隆科多等人到了御榻旁，聽取了康熙的遺詔：“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這一詔書出人意料，據說胤禛知道後也深感意外。
12月20日，康熙皇帝去世。七天後，皇四子胤禎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雍正。不久，有關雍正篡位的傳說就開始流傳，並引發篡位說與合法繼位說兩派的激烈爭論。
而在民間傳說中，更是廣泛流傳著多種版本的雍正篡位登基的說法，比較有代表性的：
一是“雍正改詔說”：在太子胤礽被廢以後，康熙特別寵愛十四子胤禵。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來是想把皇位傳給十四子允禵的，可當時胤禵正統帥西征，不在京城，於是權力很大的雍正就串通隆科多、年羹堯，暗地裡把詔書中的“十”字改成“於”字，這樣詔書就由“傳位十四子”變成了“傳位於四子”。雍正繼位後，將允禵調回北京關押起來，太后想見允禵，雍正不准，太后一氣之下撞柱而死。
二是“隆科多改詔說”：隆科多是當時的步軍統領，負責康熙的安全警衛及執掌衛戍兵權，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時只有他能接近康熙康熙病重時發諭旨叫遠在西寧的允禵緊急回京，要傳位給他。可是隆科多卻把遺詔捏在手裡，沒有發出去。等到康熙駕崩，隆科多假傳聖旨立了四皇子胤禎，即雍正。
關於“隆科多改詔說”還有另一版本：康熙剛嚥氣，隆科多趕緊從“正大光明”匾後面取出密藏在那裡的詔書，把“傳位十四子”改成“傳位於四子”。
三是“雍正投毒說”：康熙病重時，胤禎進了一碗參湯，康熙喝後就一命歸天了。也有人說是雍正氣死了康熙，密謀登上了王位。
四是“年羹堯改詔說”：年羹堯是當年的川陝總督，傳說雍正的母親曾與他私通，雍正是年羹堯的私生子，改詔的事是年羹堯干的。
這些傳說都把雍正描述成一個弒父逼母、改詔篡位、殘害兄弟的暴君，而在這些傳說中，最關鍵的就是雍正是篡位還是繼位。
在歷史學家看來，這些民間傳說大都屬於捕風捉影，沒有事實根據。比如，“傳位十四子”被改成“傳位於四子”是根本不會有這樣可能的，因為康熙詔書是用滿漢兩種文字寫成的，而且漢文中的“於”字是一個繁體字“於”，要想改詔書，將“十”改成“於”沒那麼簡單，更何況還有滿文呢？而從保存至今的康熙遺詔上可以看到，上面寫著的是：“雍親王皇四子胤禎，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根本不是傳說中所說的“傳位於四子”那麼簡單的一句話。從遺詔看，所謂改成“傳位於四皇子”之說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謂康熙喝了雍正獻的參湯而中毒同樣不可能，因為康熙根本不喜歡這東西。由於康熙精通醫學，曾多次說人參宜於南方人，對北方人不合適，所以雍正要做手腳也不會用進參湯這一招。
而隆科多偷改詔書同樣不符合歷史，因為將秘密諭旨放在正大光明匾後的制度，是從雍正才開始的。雍正是年羹堯私生子之說更是無稽之談，因為雍正比年羹堯年齡還大。何況年羹堯和雍正關係不一定很密切，同時作為川陝總督的他不可能鉗制西征的撫遠將軍胤禵。胤禵兵力不多，即便知道京城有變，也不敢輕舉妄動，用不著年羹堯去鉗制。最後，從康熙末年的情況看，雍正可能是最佳皇帝人選。在有實力爭奪儲位的諸皇子中，皇長子胤礽因求皇位過急而遭貶，皇八子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十四子地位雖顯赫，但從種種跡象看並未被康熙定位繼承人。而雍正狡猾無比，與諸兄弟表面關係很好，並得康熙的好感。康熙晚年多次命他代行祭天，表明對他特別信任。另外，在諸多皇孫中，康熙特別喜愛雍正之子弘歷（乾隆），這也是雍正得有力因素。
民間傳說雖然十分荒謬，站不住腳，但歷史學家通過研究，還是把結論分成兩種：一種認為雍正是篡位，另一種則認為雍正是正常繼位。
篡位論者認為，雍正在康熙病逝前後，精心策劃了篡位陰謀。步軍統領隆科多是雍正心腹，在康熙病危昏迷時，雍正在隆科多幫助下偽造了遺詔，變相軟禁皇子，編造七位皇子和隆科多聽到康熙口傳遺詔的重要情節，乘機篡位。
因為證明雍正合法繼位的關鍵問題，是康熙臨終前是否曾召見過皇子和隆科多，並口授傳位遺旨。學者經過對史料對比研究後認為，雍正繼位前後對這一關鍵問題一直沒有明確表述，直到敵對勢力被打壓後才這樣講，所以很可能是編造的。
還有人稱，在清宮秘檔中發現了兩份康熙遺詔，內容不一樣，一份只有漢文，另一份則為滿漢文，說明公佈的遺詔很可能是假的。所以儘管民間所傳“十”改“於”是不可能的，但並不能排除雍正矯詔篡立，因為正史記載有很多破綻。
這派學者認為，康熙晚年並不十分信任胤禛，而最喜歡的是允禵，屢屢委派胤禵以重任，尤其是任命他為撫遠大將軍，實際已認定他為接班人，讓他去西北打仗是為讓他樹立威信。而在年齡上，胤禎也處於劣勢。雍正繼位時已45歲，比同母弟允禵大十歲，因此有人認為康熙不可能選一位年齡過大的皇子接班。
對於康熙非常喜歡胤禎的兒子弘歷（即乾隆），增加了胤禎繼位砝碼的說法，許多人認為這很牽強。因為從檔案記載上看，康熙對皇孫們都非常喜愛，特別是對廢太子胤礽的兒子和允禵的兒子。何況雍正與隆科多、年羹堯的關係也確實可疑，年的“今日之不負皇上，他日不負王爺”，更是篡位鐵證。另外，雍正即位後殘害兄弟也難於用缺乏寬大之心來解釋。
由此他們推論：正因雍正篡位心裡有鬼，才沒遵循“子隨父葬”的習俗，他把自己的陵墓選在清西陵，而不是康熙陵所在的清東陵。
繼位論者則堅持認為，是康熙欽定的雍正，所以在有臨終傳位之舉。他們認為，康熙臨終前召見了六位年齡在30歲以上的皇子和隆科多等人，下達了傳位給皇四子胤禎的遺命，應該是真實的。康熙病危時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親自祭祀，這就有了特殊的意味。康熙在召見幾個皇子時，下旨讓雍正從天壇趕到康熙寢宮，顯然是要把皇位交給他。
另外，在皇子們還在世時，雍正不可能編造康熙召見皇子們的事，否則他們一定會把真相揭露出來，可至今沒有發現這方面的檔案材料。
康熙雖然在22歲時就立了太子：皇二子胤礽，但後來由於皇太子驕橫跋扈，揮霍無度，並在朝廷裡結成太子黨，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康熙四十七年，康熙第一次廢掉了太子。
廢了太子後，皇子們爭奪太子位的鬥爭愈演愈烈。康熙為制止這種情況，第二年不得不重新立胤礽為皇太子。但三年後，由於太子黨的威脅，康熙再次廢了太子，並傾向於從皇三子、四子和十四子中選繼承人。這期間，康熙曾多次對大臣們說：一定找一個“堅固可托之人”，說明康熙對誰繼位已心中有數。而眾皇子中，雍正性格堅毅，治理國家的能力有目共睹。
康熙六十年，康熙諭令胤禎清查京通各倉，並明確表示：若派其他人不一定能辦成。隨後，康熙又指定胤禎代他去行祭天大典，這就不難看出康熙對胤禎的器重和信賴了。康熙曾多次說胤禎“誠孝”，說明他對這位皇子的人品也十分嘉許。
這就是說，雍正是靠“誠孝友愛”來得到皇位的。胤禎為了謀取皇位，韜光養晦，費盡心機。他的心腹戴鐸提出的策略是——對皇父要誠孝：適當展露才華。不露才華，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露得過多，同樣會引起皇父疑忌。對兄弟要友愛：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對事對人都要平和忍讓：能和則和，能結則結，能忍則忍，能容則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嫉恨你，沒有才能的人把你當作依靠。雍正正是按照這種策略，一步一步地繞過皇位爭奪中的險灘暗礁，向著皇帝的寶座曲折航進的。
胤禎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賴和喜歡，是自己一生事業中最為重要的事情。他抱定一項宗旨，就是誠孝皇父。如在諸皇子爭奪皇位激烈之時，他極力表現出對皇父的“誠”與“孝”，既不公開競爭，又勸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廢太子後，大病一場。胤禎入內，奏請選擇太醫及皇子中稍知藥性者允祉、允祺、允和自己檢視方藥，服侍皇父吃藥治療。康熙帝服藥後，病體逐漸痊癒。於是，康熙帝命內侍梁九功等傳諭：“當初拘禁允礽時，並沒有一個人替他說話，只有四阿哥深知大義，多次在我面前為允礽保奏，像這樣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胤禎知道，善於處理兄弟之間的關係，是自己一生事業中僅次於誠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繼位之前，處理兄弟關係的主要原則是“不結黨”、“不結怨”。諸兄弟之間，結黨必結怨。胤禎沒有參加皇太子黨，也沒有參加皇八子黨。他表現出既誠孝皇父，也友愛兄弟的態度，使他躲避開皇父與兄弟兩方面的矢鏃，而安然無恙。
胤禎盡量避開皇儲爭奪的矛盾，極力表現自己不僅誠孝皇父、友愛兄弟，而且勤勉敬業。凡是皇父交辦的事情，都竭盡全力去辦好。自結婚後30年的實際磨練，使他對社會、對人生有了深刻認識與深切體驗，為後雍正手書對聯來登上皇位準備了條件。
胤禎的性格，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經批評過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禎央求皇父說：“現在我已經三十多歲了，請您開恩將諭旨內‘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記載了吧。”康熙帝同意，因此發出上諭：“此語不必記載！”胤禎繼位後，就以“戒急用忍”為座右銘，用以警示自己。
對於為什麼康熙最後選中的不是皇十四子，人們認為，如果康熙真想傳位給他的話，是不會在自己年老生病時，把他派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的。
如果說康熙五十七年讓允禵到西北指揮對準噶爾的戰鬥，是為了讓他建功立業，但康熙六十年將立戰功的允禵召回北京述職後，第二年康熙又在自己體弱多病時讓他重回前線，這顯然表明皇位不是要傳給允禵的。
雍正繼位後，允禵被召回北京，雍正將他軟禁，但這只是雍正認為允禵對皇權有威脅採取的措施，不能以此說雍正就是篡位。
而康熙選中胤禎，還因為他喜歡胤禎第四子弘歷，這話也有些來歷。康熙第一次見到弘歷時，12歲的弘歷天資聰穎、品貌端正，引起康熙的好感。康熙當即就令弘歷搬到皇宮中，並親自指導他讀書。康熙到圍場打獵或批閱奏章，都要弘歷在一旁侍奉。
佐證這一說法的還有清東陵乾隆陵前的《裕陵神功聖德碑》，它記述了乾隆一生的豐功偉績，也明確表述了康熙默定乾隆為繼其皇位的第三代皇帝。這是最早明確表述康熙默定乾隆繼未來帝位的官方說法，這也間接說明雍正是正常繼位的。
至於雍正沒有遵循“子隨父葬”的習俗，作為篡位旁證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順治父親的昭陵是在瀋陽，順治死後並沒葬在瀋陽；雍正墓在清西陵，其子乾隆的墓卻在清東陵。而且，如果雍正因篡位死後無顏見康熙，那他也不敢進太廟才對，因為太廟供奉著清朝歷代皇帝，按當時迷信的說法，在那裡雍正不是還能見到康熙和他的祖先嗎？
勤政務實
歷史上的雍正是一位勇於革新、勤於理政的傑出政治家，他對康熙晚年的積弊進行改革整頓，一掃頹風，使吏治澄清、統治穩定、國庫充盈、人民負擔減輕。
雍正的父親康熙，可以說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統一台灣，穩定邊陲，為大一統的清王朝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康熙在晚年，由於“太平盛世”而滋長了政寬事省的思想，這時期他處理朝政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隊伍中，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等種種腐敗之風嚴重氾濫，已經直接威脅著“盛世”的存亡。於是，懲治腐敗、整頓官場風氣的重擔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雍正執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說，是以務實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剛一即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的懲治與清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這一“憎”一“惡”，鮮明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虛假不實的奏報，在封建官場上比比皆是。因為有那麼一種所謂巧於仕宦的官員，往往能通過弄虛作假吹拍阿諛而獲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賞識，從中撈到好處。然而，這一套在以務實精神治天下興邦國的雍正皇帝那裡，卻是行不通的。
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各省文武官員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地整頓，情況已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說見得太多，都看得厭煩了，他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對大臣奏折中的浮誇成分，雍正總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並進行尖銳批評。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視台灣的監察御史索琳上折說：台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昇平。看了這一言過其實的奏報，雍正警告說：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讚、套文陋習，萬不可法”。主管河南山東一帶黃河河道的總督朱藻曾接到雍正這樣一則諭訓：地方上一點小事，“何用如此誇張”，你的奏報往往是虛浮不實，“朕甚不取”，“一處不實，則事事難以為信也”。雍正告誡百官，虛假奏報將會失去皇上日後的信任。
浮誇粉飾，在有關雨雪水旱農業收成的奏章中問題尤其突出。對此類失真奏報，雍正每每透過誇誇其談的文字遊戲擠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撫石文焯奏報說，全省各州縣的蝗蟲災害已撲滅十之八九。雍正通過查問河南的其他官員，察覺到石文焯的奏報不是實情，於是尖銳地批評石文焯說：如果不是你在欺騙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屬欺騙了！可是，這個石文焯老毛病難改。他調任甘肅巡撫之後，依舊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肅大旱，七月下了一場小雨，石文焯趕緊奏報說：已是豐收在望，這都是皇上敬天愛民的結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煩，揮筆批道：“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言，朕實厭觀。”雍正就是這樣，一眼就能看出誰在說真話，誰在拍馬屁，對拍馬屁的人總是很不客氣。
雍正對籠統含糊的奏章也不放過。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隸總督劉於義奏報說，所屬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覽後批評他“所奏甚屬含糊”，“不明不實”，指示他日後將各州縣雨水情況細加分別上報，不可一筆糊塗賬。同年閏五月，江西巡撫謝旻有兩個折子，一個說冬雪頗足，春雨亦調；一個說麥收情況不如往年。雍正仔細看過批復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麥收為何減產，二者必有一處不實，著明白回奏。
雍正厭惡虛套形式，對地方官員進呈“瑞谷”，他多次下諭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廣東新寧縣產有兩株一莖兩穗的稻穀，海關監督毛克明專折呈報，雍正批評他：朕屢有諭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進呈，也不用奏報，你為何專務此等虛而不實之事？
清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員，無不存在著欺上瞞下的虛假劣習。為杜絕官場上的欺瞞互騙，雍正反覆提醒內外大員，凡事要躬親辦理，不可輕信屬員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陽遭受水災，巡撫法敏將分設篷廠煮粥施賑之情奏報，雍正告誡他：“此等事只要勤實辦理，萬不可聽信屬員下役之欺隱。”清代刑罰，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多比照舊案，由於案例靈活多變，辦案人員便可隨意比附，稽查檔案的書吏接受請托、收受賄賂後，往往是斷章取義，或刪去前後文詞，只摘中間數語，或避重就輕，隨手高下。針對這種弊端，雍正諭令刑部衙門，一切“稿案”由司員“親自主稿”，以免被書吏造假欺騙。
當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員官僚習氣相當嚴重，這些人身居高位，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對皇帝指令商議的事件，文武大臣們往往一味附和，並不拿出主見，很難看到直言詳議據理力爭的場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餘年，對朝臣這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甚至連鍾都撞不響的苟且偷生惡習看得十分清楚，他剛剛即位不久就頒發諭旨，嚴加整飭此風，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今朝中九卿大員坐班，每當商議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諉，不發一言”，有的假裝打瞌睡，有的海闊天空地閒談，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時候，便鼓動一兩個新來的科道官員發言表態，然後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圖塞責”。似此朝臣議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議事件務要各抒己見，不得觀望附和。
雍正認為，官場上流行的八面討好、圓滑世故的習氣最為可惡，指出這種劣習實為“國家之大蠢，妨政敗俗莫此為甚”。訓導文武大員做官要有骨氣，要果敢剛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將在京的文武大員召到勤政殿，訓諭說：現查朝臣所議定事件，大多並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議事理中各懷私心”，其身為王子者，以現有眾臣，我等不必先說；那些剛提升的大臣，又以現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門弄斧而閉口不言；而資歷深厚的老臣，深知槍打出頭鳥，自己不拿意見，最後還落得個“從公議論”尊重別人的美名。為徹底改變這種彼此觀望的劣習，雍正宣佈，即日起將議事的親王大臣分為三班，凡遇應議之事，分頭酌議，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見，最後，如果所議意見相符一致，就照這一意見定稿啟奏；若是意見不完全一樣，由諸位大臣另行商議。“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諉，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見。”雍正試圖建立一種分班議事制度，讓議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從而使投機者失去附和的機會。
善於搞迎合把戲的朝臣，除了對皇上的話不敢說半個不字外，還想方設法地討好皇上，但這種人在雍正那裡卻往往討個沒趣兒。山東兗州知府吳關傑曾奉到一道諭旨，內容是令他實心任事，為政勤慎。吳關傑把皇上的諭旨奉為至寶，先是“懸掛堂中”，朝夕瞻仰，後來又找工匠把諭訓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門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聖旨的舉動詳細奏報，說如此“時凜天顏於咫只，勿忘聖訓於須臾，觸目驚心，甚為有益。”極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歡心。吳關傑甚至還請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員，一律在大小衙門的屏門上刊刻諭旨，使聖旨高懸，舉目皆是。雍正當即給吳關傑潑了一瓢冷水，教訓他：你本不是什麼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內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舉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對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稱頌和不著邊際的套話，雍正十分反感，每有這類折子送達御前，必遭嚴厲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廣東巡撫年希堯奉到雍正一道口傳諭令，教導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堯寫折子奏謝說，皇上所頒諭旨不僅周詳備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後批道：“寫來套話，何常有一句你心裡的話。”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學政黃之雋寫折子稱頌“皇恩浩蕩”，雍正訓斥他：“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雍正毫不客氣地鄭告群臣，歌功頌德的套話空文“實聽厭矣”。
借用好年景來稱讚皇上的聖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樣。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陝西巡撫馬爾泰奏報地方雨雪情形，說仰賴皇上洪福，今春風調雨順。雍正用硃筆在“洪福”二字旁畫了一道線，批道：仰賴洪福，這類套話實在沒味，朕已再三告誡內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虛文，已是口乾舌燥了，你竟仍務此道，難道沒長耳目嗎？那些想通過美言贊詞博取雍正歡心賞識的臣工，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等待他們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責罵。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大臣自稱“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謙恭的美德，雍正卻認為這是官員虛偽不實諉過卸責的空文。雍正五年（1727），安徽巡撫徐本在一件奏折上說，“臣深覺見識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畫了一道紅線，批道：“此二字，朕深惡之，非由衷之言也。”有個叫劉應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後寫折子謝恩，說自己性情愚昧，見識短淺。看到這過分恭謙並不實在的話，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違之空文，朕實厭而惡之。”在雍正看來，內外百官中，這種過分恭順謙虛的言辭，沒有一句是心裡話，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雍正七年（1729）冬，陝西降雪，巡撫武格沒有及時奏報。當皇帝追問時，武格回奏說“臣等愚昧，實難辭咎。”雍正用硃筆將“愚昧”二字劃去，怒加訓斥：朕深惡此等虛詐俗談！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臣，那麼朕的愚昧又怎樣講？還是誠實一些好，這樣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個術語，叫“名實兼收”。那麼，究竟什麼是“名”，什麼是“實”呢？對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釋：“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他進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雲名實兼收。”這種名實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誠，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潔無私，實際卻是善於鑽營者。他們對自己應盡的有關吏治民生的職責並不上心，專以逢迎上司為能，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托，巧吞錢財，很是神通廣大。結果，既撈到了實惠，又博得了美名，實在是名利雙收。相反，那些“樸實無華，敦尚實治”的官員，卻備受壓抑和排擠，由於他們實實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開，到頭來錢財沒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謂“名實”皆無。面對這種吏治敗壞的狀況，雍正嚴加整頓，針鋒相對地提出新的名實觀，這就是：以百姓稱頌為名，以奉公盡職為實。雍正要一改官場上的腐敗觀念，樹立一種新風。
看到雍正嚴懲貪污受賄的官員，有人為迎合皇上，故作“廉潔”姿態，竟連正常的俸祿工資也不要了，想以此換取美名再升高官。對此，雍正很不以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個度，哪有餓著肚子辦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隱，不在分外謀財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說：“沽名邀譽，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朝有個敢講真話的御史叫李元直，雍正對他很賞識。一次，李元直遞上一道奏折，他說：現今一些大臣為保全官位一味迎合，皇上認為可以，沒有一個敢說不可以；皇上若認為不可以，則沒有一個敢說可以。李元直進而直言，這種陋習在中央六部隨處可見。講這樣的話，固然要有膽量，而聽的人就更需要胸懷。雍正認為李元直“真實任事”，說中了要害，把他召入內廷面談，還一起吃荔枝，鼓勵他以後仍要“盡言毋懼”。
實心任事，是雍正對內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頒諭給各省封疆大臣說：朕望天下總督、巡撫大員，“屏棄虛文，敦尚實政”。雍正二年（1724），福建巡撫黃國材在一件奏折內表示要“實力奉行”，雍正在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1725），在給江蘇巡撫張楷的一條朱諭中，雍正談到：為官者要有所作為，“惟以實心行實政，重公忘私，將國事如身事辦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謝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訓導，要他“做實在好官”。
雍正帝自己是一位勤奮理政的皇帝。他在位13年，13年如一日，親理政務。他白天無一刻清閒。上朝研究政事，聆聽大臣面奏，商討各種建議，處理突發事件。晚間則要批閱批不完的奏章。他不像他的父親康熙帝，也不像他的兒子乾隆帝，他沒有南巡北狩，巡視祖國大地，視察大江南北。他13年都是在北京城的辦公桌上度過的，他的生活是很單調乏味的。可以說，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58歲就死了，可以說是累死的。歷史上這樣的皇帝還沒有過。
雍正還為文武百官樹立起“公忠誠勤，實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賞識的幾位重臣，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都是以直言不諱、據實辦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鏡本是一個官位不高的內閣侍讀學士，他引起雍正重視，是在雍正元年（1723）祭告華山回京覆命時，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鬧災荒財政虧欠的情形一一如實奏報，雍正認為，該員“直言無隱”，“若非忠國愛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調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裡，官職累遷。田文鏡受寵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商議，要在全國各州縣的大鄉村設立“講約所”，每月初一召集農民宣講《聖諭廣訓》，雍正批示“依議”，令各地推行。接到這一諭令，已任職河南山東兩省總督的田文鏡據實陳奏不同意見，說農事繁忙，按月宣講，實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鄉村遍設講約所，每年費用不下數十萬，實屬浪費。他建議在春仲、秋末、冬初農閒時酌情召民宣講。在這件事上，田文鏡不因《聖諭廣訓》是康熙大帝的聖訓集錦，而把不能如期宣講、難以持之以恆的實情隱瞞下；不因這件事經過朝臣商議已經得到皇帝諭准，而迎合順從。可貴的是，田文鏡以國是為重，坦抒已見，對皇帝已經批准的事敢於說“不”。而雍正欣賞田文鏡，也恰是這一點。在田文鏡的這一奏折上，雍正揮筆批道：“此奏可嘉處不勝批諭。”欣然採納了田文鏡的建議。
主管雲貴廣西三省軍政要務的總督鄂爾泰，也是以“不計一身利害，大公忘我，致身於國”而得到雍正重用的。雍正八年（1730）正月，湖南巡撫趙弘恩與路經長沙的鄂爾泰面談了四天，事後向雍正報告說，要傚法鄂爾奏的居官為人。雍正訓導說，要想學習鄂爾泰，當知道他的根本，鄂爾泰超過平常人的長處沒有別的，只不過是“忠公二字”，“以種種名利是非心居官為人，而欲傚法鄂爾泰萬萬不能”。雍正告誡臣工，鄂爾泰之所以深受朝廷器重，是因為他忠公務實，這是根本，要學就學他這一點。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著稱，他不苟同於官場積習，勇於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官。這些人聯名向雍正告狀，雍正卻說：李衛“粗率狂縱，人所共知”，但他卻是“剛正之人”，朕賞識李衛，就是因為他操守廉潔，實心任事。從這些被賞識的重臣身上，可以看到雍正著力提倡務實的良苦用心。
雍正帝是一個很有創造性的皇帝。他在政治、經濟方面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作法。
一是在經濟方面，施行攤丁入地，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和土地稅。人頭稅叫丁銀，即按家庭人口數量交稅，五口人就要交五口人的稅。土地稅叫田賦，即按家庭擁有土地的數量徵稅。每個農家都要交這兩種稅。但由於連年戰亂，無地或地少的貧苦農民交不起人頭稅。沒有辦法，他們只有隱瞞人口或逃亡在外，以躲避人頭稅，即丁銀。這就造成了大量流民，使社會不穩，並影響國家稅收。
這是一個拖延多年的老大難問題。順治帝、康熙帝都沒有徹底解決。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多少定納稅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這就是“攤丁入地”，它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對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來說，是一個福音。他們不用再去逃亡躲稅了。他們可以老老實實地種地，國家自然增加了稅收。同時，減少了流民，使社會安定了。這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
二是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徵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的損耗，故徵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徵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徵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徵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祿。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
三是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折制度。明代權力集於內閣，故有權相產生。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其特點是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瞭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
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折制度。由於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複，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而奏折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範圍，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瞭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四是改土歸流，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其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制度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即位後，廢除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許多土司，改成和全國一致的州縣制度。“改土歸流”是一場嚴重的鬥爭，許多土司武裝反抗，雍正堅決派兵平定。在平叛戰爭中雖然也累及無辜，給少數民族造成傷害，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是進步的措施，打擊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利。
雍正帝還有一個重大發明，就是秘密建儲制。清朝皇位的繼承，開始沒有實行中原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康熙帝研究了中原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覺得可以接受。他便採納了中國歷代皇帝的嫡長子繼承製。皇帝生前，公開地將嫡長子立為皇太子，是為儲君。皇帝死後，他就自然繼承皇位了。這種繼承製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缺點是如果嫡長子條件不具備，或皇帝對嫡長子不滿意，一旦更換皇太子，就極易造成諸多皇太子之間的明爭暗鬥。康熙帝二立二廢皇太子，就是明證。這給康熙帝終生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也使政局動盪不穩。
雍正帝45歲即位，他親眼目睹了康熙帝為此焦頭爛額的情景。心中有數的他，在即位之初就著手解決這個難題。即位的當年，他便下令群臣討論如何立儲的問題。其實，他是把寫好的諭旨讓大臣們討論，大臣們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於是，當即確定下來。
所謂“秘密建儲”，就是秘密建儲一事完全公開，儲君為何人則絕對保密。皇帝把自己選定的皇太子寫在紙上，裝在匣中，置於乾清宮順治帝御書的“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待皇帝病危之時，再予開啟。由於不知皇太子是何人，皇子們也只有在修養自己、努力工作上，下功夫了。
這個制度的實行，起到了鞏固皇權、平穩政局的作用。以後幾代的乾隆帝、嘉慶帝、道光帝的繼位，也是採用了這個成熟的模式，使清代皇權得以一代一代地順利交接，政局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秘密建儲制度在清朝的實行，是雍正帝的史無前例的首創。
此外，雍正還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政績，如懲治貪污、解放賤民、平定羅卜藏丹津、始派駐藏大臣等，為中國的統一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鐵腕重典
但雍正帝又是一個生性多疑、猜忌心重的人。在他的統治下，文字獄也更多更嚴重。最出名的是呂留良事件。
呂留良是一個著名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就在家裡收學生教書。有人推薦他博學鴻詞，他堅決拒絕。官員勸他不聽，威脅他也沒用，後來他索性跑到寺院裡，剃光了頭當和尚，官員們拿他沒辦法。呂留良當了和尚之後，躲在寺院裡著書立說。書裡面有反對清朝統治的內容。幸好書寫成了，沒有流傳開去，呂留良死了，更沒被人注意。
有個湖南人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學問十分敬佩，就派了個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下來的文稿。
張熙一到浙江，不但打聽到文稿的下落，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張熙跟他們一談，很合得來。他向曾靜匯報後，曾靜也約兩人見了面，四個人議論起清朝統治，都十分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麼想辦法推翻清王朝。
他們懂得，光靠幾個讀書人辦不了大事。後來，曾靜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岳鍾琪，掌握很大兵權，因為討伐邊境叛亂的時候立了戰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勸說岳鍾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
曾靜寫了一封信，派張熙去找岳鍾琪。岳鍾琪接見張熙，拆看來信，見是勸說他反清的，大吃一驚，問張熙說：“你是哪裡來的，膽敢送這樣大逆不道的信。”張熙面不改色說：“將軍跟清人是世仇，您難道不想報仇？”岳鍾琪說：“這話從哪兒說起？”張熙說：“將軍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飛）的後代，現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當年被金人勾結秦檜害死，千古稱冤。現在將軍手裡有的是人馬，正是替岳王報仇的好機會呢。”
岳鍾琪聽了，馬上翻了臉，吆喝一聲，把張熙打進牢監，並且要當地官吏審問張熙，追查他是什麼人指使的。張熙受盡種種酷刑，就是不招，說：“你們要殺要剮都可以，要問指使人，沒有！”岳鍾琪心想，這個張熙是個硬漢，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個軟的辦法。第二天，他把張熙從牢裡放出來，秘密接見了他。岳鍾琪假惺惺說：昨天的審問，不過是試探，他聽了張熙的話，十分感動，決心起兵反清，希望張熙幫他出主意。
張熙開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鍾琪裝得鄭重其事，還真的賭神罰咒，才相信了他。兩人商談了幾天，漸漸熱絡起來。張熙無話不談，把他老師曾靜怎樣交代的話都抖了出來。
岳鍾琪哄得了張熙提供的情況，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靜，一面立刻寫了一份奏章，把曾靜、張熙怎樣圖謀造反的情節，一五一十報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報告，又氣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靜、張熙解送到北京，嚴刑審問。這時候，張熙才知道上了岳鍾琪的大當，要不招也不中用了。雍正帝再一查，知道曾靜還跟呂留良的兩個學生有來往。
這樣，案子就牽連到呂留良。呂留良已經死了，雍正把呂留良的墳刨了，棺材劈了，還不解恨，又把呂留良的後代和他的兩個學生滿門抄斬。還有不少相信呂留良的讀書人也受到株連，被罰到邊遠地區充軍。
像這樣的案子還是真有反對朝廷的活動引起的。另外有不少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甚至為了一句詩、一個字也惹出大禍。有一次，翰林官徐駿在奏章裡，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帝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裡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挑剔說這“清風”就是指清朝，這一來，徐駿犯了誹謗朝廷的罪，把性命也送掉了。
這些可以說是雍正的敗績、劣跡，但實際上雍正在位期間，嚴懲貪官，整肅官風，使吏治為之一新，“數百年之頹風”為之一變，他臨終時國庫存銀擴充為7000萬兩，建立了較為廉潔奉公的政治體制，為以後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穩定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可是，幾百年來，雍正身後得到的卻是罵名滾滾來，這是為什麼？
原因就在他的行為做事的方式上。雍正一生，最令人稱道的莫過於賦稅的改革和廢除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等。有史料記載，康熙末年，名為盛世，其實內憂外患，外強中乾。國庫空虛，僅有存銀50萬兩，經濟上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宮廷鬥爭尖銳複雜，皇子們為爭奪皇位，結黨營私，明爭暗鬥，幾乎到了置他於死地而後快，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貪官污吏橫行鄉里，大肆侵吞庫銀，水患外患，民不聊生，這就是雍正繼位時的狀況，泱泱大清王朝實則是個爛攤子。雍正正是處在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緊要關頭登基的，所以他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的意義上，將最終決定清王朝的命運。
生性剛毅，辦事一向雷厲風行，且有幾分陰冷、狠毒的雍正，他一旦大權在手，便義無反顧。他一保江山社稷，二為天下勞苦蒼生。為充實國庫，增強國力，他抄了王府和大臣的家；為重整吏制，清除腐敗，他大開殺戒，一個個朝廷重臣成了階下囚、刀下鬼，就是皇子皇孫也在所難免；為推行新政，實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他得罪了天下幾乎所有紳士和讀書人，政敵遍佈朝野上下，成了歷史上少有的孤家寡人。這些人怕他、恨他、罵他，甚至捕風捉影，編造謊言誹謗他，也就不足為怪了。
而這些人恰恰正是宮廷內、官場上的達官貴人。當他們的權力受到制約，私利受到威脅，貪贓枉法被揭露遭到打擊時，便瘋狂反撲，筆鋒直指雍正皇帝。在封建專制家長式的社會裡，這些人在一定範圍內個個都是說一不二的大人物，影響之大，可想而知，無論他們說什麼都有人相信，因為只有這些人真正瞭解宮廷的內幕。因此，他們的言行就具有更大的欺騙性。而百姓都蒙在鼓裡，只有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說雍正是暴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清王朝被推翻之後，為了徹底清除清政府的影響，民國時期大量的武俠、演義小說紛紛面世，把雍正貶成一個謀反、逼母、殺兄、屠弟、誅忠、狂妄、奢靡、十惡不赦的皇帝，廣泛流傳，以訛傳訛。這就是雍正身後罵名滾滾來的原因所在。
比如，在雍正傳說中有一個著名的血滴子故事，認為血滴子外面用革為囊，裡面卻藏著好幾把小刀，遇著仇人，把革囊罩他頭上，用機一撥，頭便斷入囊中，再用化骨藥水一彈，立成血水，因此叫血滴子。這乃是雍正皇帝從幾位綠林豪客處得來的利器。
這班綠林豪客的首領，便是四川總督年羹堯。羹堯系富家之子，幼時脾氣乖張，專喜耍槍弄棍。他的父親年遐齡，請了好幾個教書先生教他讀書，都被羹堯逐走。後來得了一個名師，能文能武，把羹堯壓服，方才學得一身本領。這名師臨別贈言，只有“就才斂范”四字。羹堯起初，倒也謹佩師訓，嗣後與皇四子胤禎結交，受他重托，招羅幾個好漢，結拜異姓兄弟，幫助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薦年羹堯，說他才可大用。
康熙帝召見，果然是一個虎頭燕頷、威風凜凜的人物，遂連次超擢，從百總、千總起，直升至四川總督。後來雍正外恃年羹堯，內仗隆科多，所以才得到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這班豪客，飛簷走壁，刺探人家隱情。
關於血滴子，有這樣一個故事，足以說明人們對其的恐怖和畏懼。
有一年春節，雍正皇帝升殿，受朝禮畢，連下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大致是叫他們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定當嚴懲的意思。次日復視朝，百官俱至。雍正帝問百官道：“昨日春節卿等在家，做何消遣？”眾官員次第回答，或說飲酒，或說圍棋，或說是閒著無事。只有一個侍郎，臉色微赧，聽眾人俱已答畢，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實實地說道：“微臣知罪，昨晚與妻妾們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春節，你又只與家中人消遣，不得為罪。朕念你秉性誠實，毫無欺言，特賞你一物，你拿回去，與妻妾們並看罷。”說畢，擲下小紙包一個，侍郎拾在手中，謝恩而退。回到家中，遵著上諭，拆開紙包，大家一瞧，個個嚇得伸舌。連忙將昨天玩過的紙牌，仔細一檢，恰恰少一張，正是昨天所丟失的一張紙牌兒。
有一位妾道：“昨日的紙牌是我收藏的，當時也來不及細檢，不知如何被皇帝拿去一張，難道當今的聖上，是長手佛轉世麼？”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後大家留意便是。”這位侍妾偏要細問，侍郎走出門外，四周瞧了一番，方才關上門，對妻妾道：“我今日還算大幸，聖上問我昨天的事，我曉得這個聖上，不比那大行皇帝，連忙老實說了，聖上方恕我的罪，賜我這張紙牌。若少許欺騙，不是殺頭，便是革職哩！”眾妻妾又都伸舌道：“有這麼厲害？”侍郎道：“當今皇上做皇子時，曾結交無數好漢，替他當差辦事，這班人藏有一種殺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說到此處，忽聽簷上一聲微響，侍郎大驚失色，連忙把頭抱住。眾妻妾不知何故，有幾個膽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從帳中穿入。侍郎越加膽怯，勉強一看，乃是一隻斑狸貓。侍郎至此，不覺失笑。隨令眾妻妾各歸內室。眾妻妾經此一嚇，再也敢再問這血滴子。
蹊蹺之死
關於雍正之死，清宮檔案是這樣記載的：雍正十三年八月（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圓明園，8月18那天他與大臣們商量處理少數民族事務，20日召見寧古塔的幾位地方官員，第二天仍然正常辦公，說明這時他的身體仍然很好。但到了22日，他卻突然得病，當天晚上，已經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佈傳位給兒子乾隆。第二天，58歲的雍正就在圓明園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對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簡單的記載，也沒有說明任何原因。這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猜測，於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種種說法便產生了。
民間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當時有一位剛烈女子叫呂四娘，她的爺爺和父親都因為文字獄而被雍正斬殺了。為了報這殺父之仇，呂四娘練了一身好武藝，成為遠近聞名的俠女。她尋找機會潛入圓明園，揮劍砍去了雍正的頭顱。因此，安葬雍正時，只好鑄造了一顆金頭來替代雍正的腦袋。
這個故事的另一版本是說：雍正用陰謀手段篡改遺詔，奪得了皇位後，為了保住帝王寶座，他不但殺害了曾與之不和的眾多兄弟，就連為其篡位最出力的主謀人，即他自己的舅舅也不放過。雍正感到這樣做仍不能消除後患，便想出了一個狠毒的計謀，他把那些對自己有過功勞，或認為對己不利的文武官員及政客、謀士們，都請到圓明園，親自設宴賜酒，揚言要給赴宴官員加封獎賞，鼓勵大家盡情飲宴。但雍正在酒中施放了烈性毒藥，全部赴宴人員被毒害而亡。
在這些冤死鬼裡就有呂留良，他的獨生女兒呂四娘聽到父親被害後，決心為父報仇雪恨。但她當時僅十幾歲，無法為父報仇，於是帶著年老的母親，從江南來到北方，拜一個少林寺和尚為師，學藝練武，苦練過硬本領。不幾年功夫，呂四娘練就一身高強武藝，刀法劍法神奇，可飛簷走壁，不留蹤影地出沒於殿宇及人群之中。
之後，呂四娘辭別師傅和母親，來到圓明園附近的一間破廟住下，她四下探聽雍正在園中的日常活動及行走路線。有一天晚上她藏於閣樓之中，正當雍正從宮中出來之時，她飛身而下，一刀砍下雍正的腦袋，然後提首級騰空而去。
呂四娘的母親日夜盼望著女兒的報仇訊息，老人家正在屋內愁思苦想之時，忽然一個人影在眼前晃動，定神一看是女兒回來了。四娘手提一個血淋淋的布包，興奮地對媽說：“我的殺父之仇報了！我把仇人的頭顱帶了回來！”老太太打開布包，見是一顆戴著皇冠的人頭，確認正是雍正的首級。然後將此頭顱置放於呂留良的牌位前，進行祭奠，母女倆跪拜在地，告慰呂留良的在天之靈。呂四娘砍了雍正帝的腦袋，皇家無奈只得為其屍體安裝上一個金頭下葬，所以民間有此宮廷秘聞流傳。
還有一種說法更讓人吃驚。據說，《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個戀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這竺香玉後來被雍正強佔，成為皇后。曹雪芹想念戀人，便想方設法找了一個差事混入宮中，最終與竺香玉合謀，用毒藥將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傳聞，說是宮女與太監串通一氣，用繩子把雍正勒死了。
這裡，關於雍正死因的三種說法，都很有傳奇色彩。正因是傳奇，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起來，總是津津樂道，引人入勝。不過，這些只能算是民間傳說，而不是歷史事實。可以肯定地講，這幾種說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麼？有的歷史學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風死去的。雖然推論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並沒有拿出特別有說服力的證據。那麼，雍正究竟是怎麼死的？隨著清宮檔案的挖掘和研究，越來越多的史學工作者認為，雍正吃丹藥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極大。
自古以來，凡是幻想長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戀神丹大藥。從秦始皇派人入海訪仙求藥，到漢武帝命煉丹家李少君、欒大煉化“益壽”“不死”的黃金器具；從三國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習煉“養性法”，到東晉哀帝“餌長生藥”喪命；從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誕“合煉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長生藥“暴疾不救”；再從宋太祖趙匡胤召見高道蘇澄隱詢問“養生秘術”，到明憲宗以丹縱慾“氣傷龍脈”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對道家的丹術走火如魔，喜怒笑罵盡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位寵信道士迷戀丹藥的皇帝了。
雍正沒當皇帝的時候，就對丹藥產生了興趣。他曾寫過一首《燒丹》詩：“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這首詩中，又是鉛砂，又是爐火，煙霧繚繞，功兼內外，就好像一幅活靈活現的煉丹寫真圖。從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對煉丹有了相當的研究和興趣。
雍正當上皇帝後，極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師張伯端，把他封為“紫陽真人”，雍正特別讚賞張伯端發明了金丹要領。雍正的一生，更是與金丹仙藥結下了不解之緣。從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開始，雍正就經常吃道士煉製的一種叫“既濟丹”的丹藥。從他對田文鏡奏折的批語中，可以知道他感覺服後有效，還把丹藥作為禮品賞賜給鄂爾泰、田文鏡等大臣。
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動的同時，還在圓明園內開始秘密升火煉丹。清宮《活計檔》是專門記載皇宮日用物品的內務府賬本，裡面披露了雍正煉丹的一些情況。最早的記載是在雍正八年（1730年），其主要內容是：12月15日，海望、劉勝芳和四執事執事侍李進忠一同傳令：往圓明園秀清村送去礦銀十兩、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22日，海望和李進忠又一同傳令：圓明園秀清村正在煉銀，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
這裡提到的秀清村依山傍水，是一個進行秘事活動的好地方。根據檔案記載，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兩千多公斤。檔案中的“礦銀”、“化銀”等，是煉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知，從雍正八年末，就在秀清村開始煉丹了。
當時在圓明園內為雍正煉丹的道士有好幾個，其中最主要的是張太虛和王定乾。他們沒有辜負雍正的期望，真的煉出一爐又一爐所謂的金丹大藥。
雍正吃了道士煉製的丹藥，自我感覺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藥，還拿出一部分賞賜給親信官員，如雲貴總督鄂爾泰、河東總督田文鏡等。在田文鏡的一份奏折上，雍正用硃砂筆寫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異，放膽服之，莫稍懷疑，乃有益無損良藥也。朕知之最確。”雍正勸自己的寵臣對御賜丹藥，可以放開膽子吃，絲毫不用懷疑，因為他對這種丹藥“知之最確”。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藥的藥性，並且對他所服用的丹藥已是確信不疑了。
但事實上，煉丹所用的鉛、汞、硫、砷等礦物質都具有毒性，對大腦和五臟侵害相當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計檔》中曾記錄：“總管太監陳久卿、首領太監王守貴一同傳話：圓明園要用牛舌頭黑鉛二百斤。”黑鉛是有毒金屬，過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鉛運入圓明園，之後不久雍正在這個園子內突然死去，史學家認為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證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藥中毒造成的。
隨著雍正檔案發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說法越來越引起一些史學家的關注和認同。因為從清宮檔案看，雍正確實長期服食丹藥。那麼，丹藥的有毒成分在他體內長期積累，最終發作，導致了他的暴亡，這是極有可能的，不少專家都通過著作對此進行了詳細的推斷。
學者們還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兒子乾隆對煉丹道士的處理露出了許多破綻。就在雍正死後的第二天，剛剛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驅逐煉丹道士張太虛、王定乾。如果不是他們惹下彌天大禍，在這種非常時刻乾隆哪至於大發肝火，還專門為兩個小小的道士發一道上諭呢？乾隆在諭旨中還特別強調，雍正喜好“爐火修煉”是有的，但只是作為遊戲，並沒有吃用丹藥。如果真的沒有吃丹藥又何必辯解呢？
就在驅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還告誡宮內太監、宮女不許亂傳“閒話”，免得讓皇太后“心煩”。雍正剛死，究竟能有什麼“閒話”？皇太后為什麼聽了“心煩”？所有這些，不能不讓人推測雍正就是死於服用有毒的丹藥，死於煉丹道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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