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勵行改革，使首都邯鄲成為當時北方最負盛大名的經濟文化中心。西漢時，邯鄲與成都、臨淄、洛陽、宛齊名，被子譽為五大古都。

　　裋褐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改變了中國軍隊中寬袖的最初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趙國所用的「胡服」，因為衣短袖窄，類似於西北戎狄之服，所以被俗稱「胡服」。其實還是有中原服制漢服右衽交領的特徵的。其步驟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後逐步推行。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

　　對後世服飾的影響大體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窄袖交領右衽的服裝，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

　　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誌，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誌。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後，「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

　　趙武靈王雖並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於胡服。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從而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週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

　　至戰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濟文化本就落後的周邊少數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後，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變了民風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

　　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端於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

　　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後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一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