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 魏晉朝美男嵇康究竟是被誰殺死的?
導讀:魏晉風流人物,以嵇康為首。他不但文采飛揚、精通音律,而且「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可謂是天之驕子。然而嵇康橫遭殺戮,又彷彿是天妒英才,究竟原因何在?
我們知道,有個成語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的是,司馬昭在繼承父兄權力之後,篡位的野心暴露無疑。據考證,嵇康被殺於魏景元三年(262年)前後,其時距司馬氏篡位大約三年。嵇康之死正與司馬氏自立,密切相關。
嵇康深陷囹圄,起因在於呂氏昆仲。呂撰姦污弟媳徐氏,事情敗露,弟弟呂安要到官府告發。呂撰請出嵇康(他是兩兄弟的好友)做和事老,打算息事寧人。誰知,就在事情將要了結的當口,呂撰竟倒打一耙,誣告呂安虐待老母。結果不僅呂安被抓,連居中調節的嵇康也被牽連入獄。
要說這案子本不難查清,只要呂母出庭作證,即可真相大白。退一步講,即便呂安不孝,要殺要剮(當時不孝雖是重罪,可也罪不至死),也是他一個人的事,與嵇康有什麼關係?如此看來,此案確屬蹊蹺,可能根本就是一個為嵇康專門設計的圈套。不然為什麼呂撰在姦污弟媳之事已然平息的時候,還要去冒險誣告弟弟?是不是有人背後指使?又是為什麼呂安一案連基本事實也未弄清,便急著要讓嵇康和呂安身首異處?
不管真相如何,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嵇康坐牢,鍾會很開心。鍾會素來嫉妒嵇康的才華,而且曾被後者怠慢,有此良機,自然要置之於死地。
嵇康被殺,鍾會為其羅織有兩項罪名:意圖幫助毋丘儉和非侮名教。據《三國誌。王粲傳》注引《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筆者以為,這個記載頗有疑點,一介平民的嵇康如何能夠「起兵應之」?若嵇康真的有意助拳,為什麼不及時出手,要等毋丘儉快要失敗了,才去向山濤問計?不過,嵇康同情討伐司馬氏的魏臣卻無疑義,他曾作《管蔡論》,借周公誅殺管、蔡的歷史,為人毋丘儉等聲辯,「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僥禍也。」肯定反對司馬氏專權的毋丘儉等是魏室忠臣。
另一個罪名,也不是子虛烏有。嵇康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蔑視世俗禮教,「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禮」,將矛頭直指統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體系,可謂是離經叛道。
要說兩個罪名都是有據可查,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可問題在於,毋丘儉造反是在正元二年(255年),嵇康被殺則是景元三年(262年)。司馬昭怎麼早不動手?魏晉之交,蔑視禮教、放浪形骸已經成為一股社會風氣,怎麼就單單挑嵇康下手?既然嵇康有此罪狀,為什麼不名正言順的抓人,而要借助呂安一案?總之一句話,司馬昭怎麼就突然想起要殺嵇康?
由於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長樂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孫女),於是很多人推測,嵇康在政治上傾向於曹氏,以致於對司馬昭心生反感,乃採取隱居避世的不合作態度。此一說在邏輯上雖然講得通,但事實上卻違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莊學說,無意仕途,只有早年做過一陣中散大夫,後來好朋友山濤舉薦他入朝為官,乾脆寫了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以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因此,無論朝廷上掌權的姓曹、姓劉、姓孫,還是姓司馬,他都不會違背本性的與其「合作」,而要去做一個逍遙的隱士。而嵇家對司馬氏,也從沒有什麼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兒子嵇紹更是為護衛晉惠帝,被亂軍所殺。因此,所謂不合作,恐怕並不是司馬昭殺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曹家女婿,縱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絕然無力。那又是什麼,讓司馬昭萌動殺心?答案可能很簡單,他不過想借嵇康人頭,來震懾人心。正如鍾會向司馬昭說的那樣,「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在當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數。司馬昭要奪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導輿論的名士。怎麼辦?殺雞儆猴。誰是最肥的野雞?嵇康。
此後,同為竹林七賢之一、曾和嵇康一同在樹下打鐵的向秀,接受舉薦,來到洛陽。司馬昭問他:「聽說你向來有歸隱的志向,現在怎麼跑到我這來了?」向子期垂首答道:「古代隱士巢父、許由都是狂傲、清高之輩,根本不值得我去羨慕。」----嵇康正是前車之鑒,我哪裡敢去學他!七賢中的二號人物阮籍,也不得不為司馬昭進封晉公,作了一篇《勸進箴》。可見,嵇康沒有白死,拒絕與司馬氏合作的隱士群被成功解體。
其實,也不見得司馬昭容不得隱士、名士,這樣的人,魏晉時期有的是,慘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嵇康之所以為當權者記恨,那是因為他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隱士,用今天的話說,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朋友孫登對嵇康的悲劇命運早有預知,「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後來嵇康在獄中作《幽憤詩》,有「今愧孫登」之句,為未能聽從友人的遠見而感慨自責。故此,錢鍾書先生稱嵇康為「忤世之狂」,其人「既『直性狹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盡之累』,『不喜俗人』,『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那又「安望世之能見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臨行那天,有三千太學生聚集法場,想要拜嵇康為師。刑場上的嵇康,依舊的從容淡定,他抬頭看看日影,知道時間尚早,於是索琴一張,瀟灑撫之,如癡如醉,正是一曲《廣陵散》。曲終聲止,嵇康慨然歎息:「《廣陵散》於今絕矣!」這一年,嵇康四十歲。培根說的對,偉大的靈魂從不會被死亡征服。
嵇康生前,多有文字指斥孔子,可若要對此之死作一詮釋,筆者卻不得不借《論語》一用----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誠然,伯夷、叔齊為堅持義的信念,餓死首陽山中;嵇康追求自由的生活,死在屠刀之下,都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古往今來,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的一直難以理順。前者想依仗後者,而後者卻要批評前者,前者不能忍受,便要舉起屠刀,以使後者閉嘴、服從。然而,自由地批判統治者,既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是知識分子的權利。沒有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一個社會無從進步。當年的司馬昭當然不會明白,那麼在今天,我們又是否可以容忍嵇康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