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往往弊端叢生，內外交困，在這種情況下，是大刀闊斧地實行變法，還是兢兢業業地恪守祖宗之制，歷代帝王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儘管史學界長期謳歌變法，但歷史上的變法為什麼大多並不成功呢?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王朝盛衰的週期性現象——哪個王朝都避免不了興起、鼎盛、衰落、滅亡的過程，於是，王朝的「中期」問題也因之而生。換言之，「中期」就是王朝由盛轉衰的過渡期。表面上看，此間江山一統，金甌無缺，但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國家機器百弊叢生，社會矛盾危機重重，問題成山，積重難返，統治者不甘沉淪，又難施回天之力，整個社會處於焦灼、困頓之中!

　　處於「中期」的皇帝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如果苟且偷安，不顧長遠，沒落的大趨勢就無法扭轉;如果任用佞臣，胡作非為，王朝就會在下坡路上飛奔，於是，「中期」就變成了「晚期」;相反，皇帝也可以興利除弊，大膽變法，一旦取得成效，不僅能延長王朝的生命週期，甚至可能重現中興。但變法的風險也不小，由此激化矛盾，必將迅速崩盤，結果依然是「中期」變成了「晚期」。

　　可見，處於「中期」的帝王責任重大，舉步維艱，怎麼辦?

　　(一)

　　長期以來，史學家熱情地謳歌歷史上的變法，然而，這種謳歌與史實相符嗎?

　　首先，從秦朝到隋朝，變法並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現象。

　　中國的皇帝制度確立於秦始皇，經兩漢魏晉迄於隋朝，歷時八百餘年，此間，統治時間最長的是兩漢，但並未做過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其餘王朝大多短命，興亡合計不過幾十年，「中期」本不明顯，更談不上什麼變法了。

　　其次，唐朝以後，王朝中期變法普遍出現，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從唐朝起，經宋、元、明，直到清朝，多為統治時間超過百年的大王朝，漫長的時光不僅使歷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現，統治者也可以較深入地反思、調整，所以，這些王朝大多進行了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比如唐朝德宗時期的變法、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這些變法大多並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時，盛世景像已成明日黃花，相反，藩鎮割據，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區域日趨縮小，財政稅收入不敷出，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國家政權風雨飄搖。鑒於此，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實行變法，以期扭轉衰頹的國勢，重現王朝的生機。

　　德宗變法中最精彩的內容是兩稅法。兩稅法改變了原來的納稅依據——從以戶口為主，到以戶口、土地並重，從理論上講，這減輕了無地少地的農民的稅賦負擔，擴大了稅源，也體現了富者多納稅，貧者少納稅的平等原則，而且，一年分兩次徵收，取消了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簡化了賦稅的徵收成本。

　　但是，兩稅法實行的結果卻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戶稅部分，政府以錢計稅，納稅人交錢完稅，而當時並不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有限，以致農民賣掉收穫物，不僅多受一層商人的盤剝，而且，人人爭相換錢，使得物賤錢貴，農民的負擔反而沒有減輕。再比如，實行兩稅法以後，土地可以合法買賣，這樣一來，土地兼併更為嚴重，社會矛盾趨於激化，變法不得不草草收場，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大多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毫無疑問，這些變法具有進步意義，不僅一些有價值的舉措為後代繼承，促進了古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時間裡、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從長遠來看，並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不僅變法者身敗名裂，還累及國運，間接成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

　　長期以來，史學家熱情地謳歌歷史上的變法，然而，這種謳歌與史實相符嗎?

　　首先，從秦朝到隋朝，變法並不是王朝中期的普遍現象。

　　中國的皇帝制度確立於秦始皇，經兩漢魏晉迄於隋朝，歷時八百餘年，此間，統治時間最長的是兩漢，但並未做過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其餘王朝大多短命，興亡合計不過幾十年，「中期」本不明顯，更談不上什麼變法了。

　　其次，唐朝以後，王朝中期變法普遍出現，但效果大多不理想。

　　從唐朝起，經宋、元、明，直到清朝，多為統治時間超過百年的大王朝，漫長的時光不僅使歷史分期得以清晰地呈現，統治者也可以較深入地反思、調整，所以，這些王朝大多進行了中期調整性質的變法。比如唐朝德宗時期的變法、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這些變法大多並未成功。

　　比如唐德宗時，盛世景像已成明日黃花，相反，藩鎮割據，雄踞一方，中央政府控制的區域日趨縮小，財政稅收入不敷出，社會秩序動盪不安，國家政權風雨飄搖。鑒於此，德宗於建中元年(780)實行變法，以期扭轉衰頹的國勢，重現王朝的生機。

　　德宗變法中最精彩的內容是兩稅法。兩稅法改變了原來的納稅依據——從以戶口為主，到以戶口、土地並重，從理論上講，這減輕了無地少地的農民的稅賦負擔，擴大了稅源，也體現了富者多納稅，貧者少納稅的平等原則，而且，一年分兩次徵收，取消了租庸調及各項雜稅，簡化了賦稅的徵收成本。

　　但是，兩稅法實行的結果卻是弊端重重，比如在戶稅部分，政府以錢計稅，納稅人交錢完稅，而當時並不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有限，以致農民賣掉收穫物，不僅多受一層商人的盤剝，而且，人人爭相換錢，使得物賤錢貴，農民的負擔反而沒有減輕。再比如，實行兩稅法以後，土地可以合法買賣，這樣一來，土地兼併更為嚴重，社會矛盾趨於激化，變法不得不草草收場，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此外，北宋的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等大多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毫無疑問，這些變法具有進步意義，不僅一些有價值的舉措為後代繼承，促進了古代政治、經濟制度的完善，而且也曾在一段時間裡、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但從長遠來看，並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不僅變法者身敗名裂，還累及國運，間接成為王朝覆亡的替罪羊，這又是為什麼呢?

　　史學界普遍認為，古代歷朝變法失敗的原因有三：

　　1.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強有力支持。

　　2.變法觸動了實力集團的既得利益，引發他們動用一切資源拚死抵制、破壞，比較而言，變法派的勢力相對弱小。

　　3.變法的舉措可能因超前而不盡符合實際，或因變法派操之過急，缺乏冷靜耐心等。

　　其實，上述認識並未觸及問題的實質，歷代變法失敗的最根本原因還是受制於王朝盛衰的週期律。換言之，當一個王朝衰亡的命運已經鑄成的時候，往往並非人力所能改變。

　　比如，到了王朝中期，君臣遠非開國時代可比。想當年艱苦創業，大刀闊斧，皇帝雄才大略，目光遠大，臣子艱苦樸素，兢兢業業。而今文恬武嬉，安於享樂，皇帝也沒有了祖輩的威風，根本約束不住臣子的腐化墮落，更何況很多皇帝帶頭腐敗，上樑不正下樑歪，國家政治就更不可收拾了。

　　同時，和平時間一長，人口肯定越來越多，而國土面積的擴張卻是有限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吃飯問題、就業問題尖銳地擺在統治者面前。古代的中國是農業社會，經濟形態單一，基本無力解決上述問題。而且，隨著人口的膨脹，官僚隊伍必然擴編，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吏與民爭利，無所不用其極，普通百姓越發沒有活路了。種種問題的積累，預示著大動盪的不遠，在這種情況下，企圖通過體制內的調整，緩和矛盾，扭轉危機，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

　　表面上看，變法比革命的代價小，但就難度而言，卻遠遠大於血流成河的革命。因為革命只有一個敵人，大家戮力同心，捨命向前，往往可能死裡求生，殺出一條血路。相反，變法是在維護現有體制的前提下，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達成妥協，要處理的關係堪稱千頭萬緒，面臨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極大的勇氣和運用極高的政治鬥爭藝術，其難度可想而知。

　　古話說得好：打鐵先要自身硬，而中國古代王朝中期的變法家的群體形象卻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領導下的變法團隊大多由見風使舵的政客、首鼠兩端的小人、貪污腐敗的官吏構成。當時皇帝傾向變法，變法成為時尚，於是，一些人前來投機。像變法派的第二號人物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親信，據說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為了爭奪宰相的位置，呂惠卿對王安石無情打擊，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另一位變法干將鄧綰本來靠巴結王安石起家，見狀立即牆倒眾人推，加入到打擊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見王安石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又搖身一變，轉而攻擊呂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責鄧綰無恥，他居然回應說：「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 至於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變法派中的先鋒干將。

　　歷代變法派往往有一個難以掙脫的「小辮子」——腐敗。他們要重振朝綱，而自己的操守卻不乾淨。王安石變法中，變法派裡面不乏腐敗分子，借變法之機貪贓枉法，搜刮民財，但王安石本人尚屬檢點。而明代變法的領導者張居正卻不能以身作則，他獨斷專橫，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猶以為無下箸處」，死後被抄家，沒收的財物折合白銀近二十萬兩，良田幾百萬畝。當然，這很可能是家鄉親人、僕人背著他所為，但他主政期間，三個兒子考中進士，而且名次極為理想——一個榜眼、一個狀元，這是偶然的巧合嗎?天下的讀書人會心服口服嗎?這些人推行變法，怎能不讓人懷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擋得住反對勢力的反攻?

　　史學家還抱怨古代的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實，中國古代的皇帝代表著各方面的利益，帝王術的基本原則是「平衡」，而不是「選邊站」，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變法一天也堅持不下去;但隨著變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皇帝統籌全局，自然要隨時調整，要想讓皇帝孤注一擲，投身變法，本身就是違背王朝政治規則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如果說王朝中期的變法鮮有成功的話，王朝晚期的變法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危險的舉動。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果不搞變法，一個衰敗的王朝尚可維持時日，一旦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會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脫脫急於挽救王朝，搞「舊政更化」，推行與漢文化接軌的變法舉措，又在經濟上減輕人民的負擔，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針對通貨膨脹進行的鈔法改革導致經濟失控，疏浚黃河的最直接結果是千千萬萬的治河民工在工地豎起了反元大旗，最終脫脫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並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統治者急於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結果激發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終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後，有遺老反省，認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雖以無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說，即使推行獨裁統治，誰反對就鎮壓誰，也不會那麼快地亡國。

　　表面上看，變法比革命的代價小，但就難度而言，卻遠遠大於血流成河的革命。因為革命只有一個敵人，大家戮力同心，捨命向前，往往可能死裡求生，殺出一條血路。相反，變法是在維護現有體制的前提下，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化解矛盾，達成妥協，要處理的關係堪稱千頭萬緒，面臨的阻力可想而知，需要有極大的勇氣和運用極高的政治鬥爭藝術，其難度可想而知。

　　古話說得好：打鐵先要自身硬，而中國古代王朝中期的變法家的群體形象卻不理想。比如，北宋王安石領導下的變法團隊大多由見風使舵的政客、首鼠兩端的小人、貪污腐敗的官吏構成。當時皇帝傾向變法，變法成為時尚，於是，一些人前來投機。像變法派的第二號人物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親信，據說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為了爭奪宰相的位置，呂惠卿對王安石無情打擊，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另一位變法干將鄧綰本來靠巴結王安石起家，見狀立即牆倒眾人推，加入到打擊王安石的行列中，不久見王安石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又搖身一變，轉而攻擊呂惠卿，重投王安石。有人指責鄧綰無恥，他居然回應說：「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 至於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奸臣蔡京，也曾是變法派中的先鋒干將。

　　歷代變法派往往有一個難以掙脫的「小辮子」——腐敗。他們要重振朝綱，而自己的操守卻不乾淨。王安石變法中，變法派裡面不乏腐敗分子，借變法之機貪贓枉法，搜刮民財，但王安石本人尚屬檢點。而明代變法的領導者張居正卻不能以身作則，他獨斷專橫，生活豪奢，每餐菜品上百，「猶以為無下箸處」，死後被抄家，沒收的財物折合白銀近二十萬兩，良田幾百萬畝。當然，這很可能是家鄉親人、僕人背著他所為，但他主政期間，三個兒子考中進士，而且名次極為理想——一個榜眼、一個狀元，這是偶然的巧合嗎?天下的讀書人會心服口服嗎?這些人推行變法，怎能不讓人懷疑其私利的成分，又怎能抵擋得住反對勢力的反攻?

　　史學家還抱怨古代的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有力支持。其實，中國古代的皇帝代表著各方面的利益，帝王術的基本原則是「平衡」，而不是「選邊站」，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變法一天也堅持不下去;但隨著變法的深入，必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皇帝統籌全局，自然要隨時調整，要想讓皇帝孤注一擲，投身變法，本身就是違背王朝政治規則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如果說王朝中期的變法鮮有成功的話，王朝晚期的變法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危險的舉動。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果不搞變法，一個衰敗的王朝尚可維持時日，一旦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政，可能很快就會土崩瓦解。比如元末丞相脫脫急於挽救王朝，搞「舊政更化」，推行與漢文化接軌的變法舉措，又在經濟上減輕人民的負擔，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然而，針對通貨膨脹進行的鈔法改革導致經濟失控，疏浚黃河的最直接結果是千千萬萬的治河民工在工地豎起了反元大旗，最終脫脫成了元亡的替罪羊，被流放並被毒死。再比如清末統治者急於挽救王朝，居然想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結果激發起了民主化的大潮，最終被埋葬在辛亥革命之中。清亡後，有遺老反省，認為如果不搞政治改革，「雖以無道行之，未遽亡也」。 也就是說，即使推行獨裁統治，誰反對就鎮壓誰，也不會那麼快地亡國。

　　可見，變法往往是一劑猛藥，而衰敗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過急，用藥過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過程;即使變法稍有成效，也不過延長統治週期而已，不可能扭轉王朝更迭的週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運的靈丹妙藥，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而不宜誇大其作用。

　　(二)

　　長期以來，中國史學界有一個誤區——以派畫線，作「一刀切」的評判。比如，受謳歌變法的思維定勢的影響，對歷史上的反變法者多持否定態度，認為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人物，是陰險的小人等，而事實往往並非如此。

　　漢朝獨尊儒術後，歷朝實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飽讀經典，入仕做官，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對變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學者名流構成，地位可能較高，但大多沒有政治、經濟的實權，平素以俸祿為生，並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點決定他們很難跟所謂的「利益集團」沆瀣一氣，在歷史上也找不到他們受「利益集團」指使或接受其資助的材料。

　　更不能認為反對變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試想當變法派策動皇帝，掀起變法大潮的時候，如果隨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順風順水，又可能渾水摸魚，謀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這種得罪君主、同僚，影響自己政治前途和經濟利益的舉動呢?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他們能堅持自己的立場嗎?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國古代歷朝的反變法人物的道德素養普遍高於變法派。比如在反對北宋王安石變法的人物中，有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蘇軾那樣的學者、詩人、政治家，他們不僅學術水平高，而且道德修養好，備受打擊仍不改初衷，是公認的君子類型的人物。司馬光晚年掌權，盡廢新法，但推動朝廷禮葬王安石，不抹殺其功績。相反，變法派一朝得勢，便黨同伐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僅因為政見不同，王安石就對年輕的蘇軾百般排斥，屢進讒言，由此看來，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嗎?

　　說到這裡，讀者可能會問，這些人是基於什麼樣的認識來反對變法，站到變法派的對立面上的呢?

　　其實，這主要應該是治國理念上的分歧。

　　據《宋史》記載，司馬光首創了一個對變法派具有極大殺傷力的「理論武器」——祖宗之法不可變， 成為歷代反變法者長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來，這可能是迂腐到極點的觀點，因為「變」是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祖宗之法為什麼不可變?但稍加分析，就可見這一觀點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無法否認經濟窘迫、社會危機、國力衰弱的事實，但他們往往會提出這樣的質問：此時經濟形勢再惡化，也強於王朝初期的一窮二白，同樣一部法，為什麼祖宗的時候能維持國家的持續發展，現在就難以為繼了呢?換言之，是法壞了，還是人壞了呢?如果是人壞了，歪嘴和尚念歪經，換成什麼樣的法能解決問題呢?如果是人壞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豈不是捨本逐末?

　　中國古代講究敬天法祖，祖宗是個神聖的觀念，哪位子孫敢自認為比祖宗還偉大?漢朝有一個「蕭規曹隨」的典故，說的是惠帝的時候，曹參任丞相卻不積極工作，整天飲酒作樂的故事。惠帝心中當然不滿，找人提醒曹參。曹參進宮質問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幹比得上漢高祖嗎?」惠帝不假思索地說：「我哪裡比得上先帝!」曹參又說：「陛下看我跟蕭何丞相比起來誰更高明呢?」惠帝說：「你好像比不上蕭何。」曹參說：「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換言之咱君臣倆你比不上劉邦，我比不上蕭何，還折騰什麼?你無為而治，我恪盡職守，不就行了嗎!惠帝豁然開朗，就不怪罪曹參了。眾所周知，在漢朝的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蕭規曹隨」跟文景之治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多事，不生事，不擾民，兢兢業業地貫徹好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難道沒有合理性嗎?

　　中國古代歷朝反變法的理由還在於「與民爭利」。這關係到對國家職能的認識，治國不是經商，不能以盈利為目的，任何一個政府，都要把維護社會秩序和基本的價值觀、追求社會和諧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應該讓利於民，藏富於民，絕不能與民爭利，所以，這是頗有殺傷力的指控。

　　在北宋變法中，王安石受到了「與民爭利」的指責，他為自己辯解，強調並未提高賦稅標準，也沒新設稅種，怎麼說是與民爭利呢?司馬光反唇相譏：天下的財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公家，想讓國家富裕又不取之於民，你從哪裡取?司馬光進而指出，這種觀點本來是當年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把戲，如果沒有盤剝百姓，怎麼會群盜滿山，難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嗎? 事實也是這樣，全國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國家掌握的財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額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無以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變法似乎沒有加賦，但他為了增加國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馬法等措施觸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賺錢的商業、金融業的某些領域由國家壟斷起來，成為國家的專利;而把不賺錢的某些「國營經濟」改制為民營，把虧損轉移到民間。這樣一來，國家只賺不賠，而百姓則虧損自負，這不是與民爭利是什麼?

　　其實，王安石並沒有兌現不加稅的承諾，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種變相加稅的辦法。眾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員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從事雜務的衙役，這些人本來由當地百姓輪流充當，由於流動性大，自然責任心不強，業務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輪流為政府服役，而是按戶交錢，供國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職業化也有助於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繳納的「免役錢」普遍高於政府僱傭衙役的開支，結餘部分就充實了國家財政，這不是變相加稅是什麼?總之，王安石變法確實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並沒有減輕普通百姓的負擔，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負擔，這是史學界的共識。

　　自古以來，老成的政治家重視法制的穩定性、連續性，因而對變法持謹慎態度。當年商鞅變法，反對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變法」的觀點。 意思是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變原來的法度。司馬光也說過：「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 在他們看來，變法是不得已的事兒，難免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百姓的無所適從，如果沒有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這個風險，這無疑是有價值的看法。

　　中國歷史上反變法的理由還有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等。確實，歷朝的變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而且難以根除，變法成了某些人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遮羞布，這也是變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結黨問題更為嚴重，像王安石、張居正等變法的領導者任人唯親，黨同伐異，不留餘地;很多官員投身變法，只是借用這條捷徑來實現飛黃騰達的目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投機，以致朝秦暮楚，內訌和分裂不斷，在這無休止的紛爭中，王朝走向沒落，而王安石、張居正等人富國強兵的初衷最終並未實現。

　　前面說過，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認當時國家經濟窘迫、社會危機的現實，他們反對變法，並不意味他們坐視危機的惡化而袖手旁觀。一般來說，歷朝的保守派普遍認為，挽救危機的辦法在於皇帝要以身作則，艱苦樸素，扭轉官場風氣，還要把好用人關，任用君子、賢人，並且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提高官員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道德素養。針對國家的經濟危機，保守派的共同主張是厲行節儉，少花錢，把開支降下來。這樣一來，整個國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遠離了內憂外患，即使窮點兒，也是個和諧的社會。從理論上講，這些建議是有價值的，但在實踐中，又不免顯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變法與保守的兩難，歸根到底，這仍是受制於王朝盛衰的週期律的結果，換言之，當一個王朝衰敗的命運已經鑄成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

　　(三)

　　在中國歷史上，清朝是一個歷時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顯，問題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沒搞大規模的中期變法，而是持之以恆地做了「微調」，但效果卻相對好得多。

　　自古以來，老成的政治家重視法制的穩定性、連續性，因而對變法持謹慎態度。當年商鞅變法，反對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變法」的觀點。 意思是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變原來的法度。司馬光也說過：「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則不更造;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則不成。」 在他們看來，變法是不得已的事兒，難免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百姓的無所適從，如果沒有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這個風險，這無疑是有價值的看法。

　　中國歷史上反變法的理由還有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等。確實，歷朝的變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敗現象，而且難以根除，變法成了某些人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遮羞布，這也是變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結黨問題更為嚴重，像王安石、張居正等變法的領導者任人唯親，黨同伐異，不留餘地;很多官員投身變法，只是借用這條捷徑來實現飛黃騰達的目的，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投機，以致朝秦暮楚，內訌和分裂不斷，在這無休止的紛爭中，王朝走向沒落，而王安石、張居正等人富國強兵的初衷最終並未實現。

　　前面說過，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認當時國家經濟窘迫、社會危機的現實，他們反對變法，並不意味他們坐視危機的惡化而袖手旁觀。一般來說，歷朝的保守派普遍認為，挽救危機的辦法在於皇帝要以身作則，艱苦樸素，扭轉官場風氣，還要把好用人關，任用君子、賢人，並且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提高官員以及全體社會成員的道德素養。針對國家的經濟危機，保守派的共同主張是厲行節儉，少花錢，把開支降下來。這樣一來，整個國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遠離了內憂外患，即使窮點兒，也是個和諧的社會。從理論上講，這些建議是有價值的，但在實踐中，又不免顯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變法與保守的兩難，歸根到底，這仍是受制於王朝盛衰的週期律的結果，換言之，當一個王朝衰敗的命運已經鑄成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變。

　　(三)

　　在中國歷史上，清朝是一個歷時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顯，問題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沒搞大規模的中期變法，而是持之以恆地做了「微調」，但效果卻相對好得多。

　　其實，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大王朝的中期都沒有面臨像清朝那樣嚴峻的局面。乾隆以後，國勢衰頹，在下坡路上飛奔，到了嘉慶初年，土地集中、經濟危機、吏治腐敗、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等問題集中爆發，統治者焦頭爛額，應接不暇。然而，這不過是歷代王朝中期的普遍性問題，嘉慶皇帝還面臨著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來史無前例的難題——人口爆炸。

　　就中國歷代的人口而論，清朝最多;就有清一代的人口而論，嘉慶朝是一個高點，人口迅速突破三億，向四億邁進，稱之為人口爆炸毫不為過。當時，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到處人滿為患，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銳，勞動力出現了剩餘，由此造成了糧食供應的危機，飢餓的陰影籠罩著人民的生活，社會矛盾隨時可能激化。清政府鼓勵墾荒、推廣高產作物、嚴禁釀酒、限制經濟作物的種植，但土地面積無法擴大，人口增殖的勢頭得不到遏制，這些舉措都是治標不治本。

　　到了道光皇帝執政時期，人口終於突破了四億，問題更為嚴峻，同時，另一個史無前例的難題凸現出來——毒品氾濫。原來，從嘉慶以來，英國向中國大規模地走私鴉片，至道光中葉，輸入量達到年四萬箱(每箱120斤)。這導致白銀大量外流，加劇了經濟危機;為了走私毒品，毒梟向清政府官員行賄，又腐蝕了國家機器;鴉片還毒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怎麼辦?嚴禁無效，屢禁不止，任其蔓延將導致國家的衰亡，君臣在困頓中一籌莫展。而他們並不知道，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敵——英吉利已經站到了家門口，即將發動侵略戰爭。什麼叫雪上加霜?哪個朝代遇到過這樣險惡的環境?

　　不得不承認，嘉慶、道光以及此後的清朝皇帝創造了一個奇跡——當這個王朝已經注定了衰亡命運的情況下，他們硬是把這個王朝的生命週期延長至了1911年，此間，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長期衰而不亡，這不是一個奇跡嗎?這個奇跡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

　　面對嚴峻的形勢，嘉慶、道光兩代君主沒有傚法前代王朝，搞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而是把求真務實當成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實政」舉措。據《清宣宗實錄》記載，道光帝曾說：「皇考實心實政，天下臣民所共見」， 「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總求一實字。」 要求各級官員事事核實、剔弊厘奸、破除情面、推行實政，採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其一，皇帝以身作則，勤政圖治。不分春夏秋冬，不論雨雪風霜，每天清晨按時開早朝，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召見大臣，批答奏章，日以繼夜。比如，嘉慶十三年五月初五，嘉慶帝上朝，部院大臣誰都表示沒有公事上奏。嘉慶帝十分奇怪，突然，他想起來了，今天是端午節，立即表示端午節不比新年，是個一般性的節日，應該照常辦公，並讓軍機大臣下發上諭，向各級官員申明這一點。還有一次，嘉慶帝到景山祭祀，回來已經是下午了。考慮到皇帝奔波勞苦，天氣又熱，候見的大臣就回家了，呈上的文件也撤回去了。嘉慶帝得知此事，十分生氣，將一些大臣交部議處。

　　其二，堅持恤民的原則。遇到水旱災荒，能及時救濟，並能豁免災區的錢糧，遇到國家慶典，也能想著給老百姓一些實惠。比如，嘉慶二十四年，因為皇帝六十大壽，決定豁免天下拖欠的錢糧。國家不富裕，勉強舉行一次，各地為豁免的比例爭吵，互相指責。嘉慶帝知道後，批了八個字：「損上益下，朕之願也。」 意思是不跟地方計較，國家受點兒損失，老百姓得些實惠，我願意!就照原來上報的數字蠲免。

　　嘉慶、道光兩代君主都嚴格限制地方官進貢，嘉慶帝規定地方官只能進貢土特產，比如水果、茶葉、藥材等。道光帝乾脆連土特產也不讓進貢。地方官勸他說這些土特產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道光帝說：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受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暴殄天物，想想都心疼。

　　不得不承認，嘉慶、道光以及此後的清朝皇帝創造了一個奇跡——當這個王朝已經注定了衰亡命運的情況下，他們硬是把這個王朝的生命週期延長至了1911年，此間，清朝多次起死回生，長期衰而不亡，這不是一個奇跡嗎?這個奇跡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

　　面對嚴峻的形勢，嘉慶、道光兩代君主沒有傚法前代王朝，搞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而是把求真務實當成為政之道，推行了一系列的「實政」舉措。據《清宣宗實錄》記載，道光帝曾說：「皇考實心實政，天下臣民所共見」， 「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總求一實字。」 要求各級官員事事核實、剔弊厘奸、破除情面、推行實政，採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其一，皇帝以身作則，勤政圖治。不分春夏秋冬，不論雨雪風霜，每天清晨按時開早朝，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召見大臣，批答奏章，日以繼夜。比如，嘉慶十三年五月初五，嘉慶帝上朝，部院大臣誰都表示沒有公事上奏。嘉慶帝十分奇怪，突然，他想起來了，今天是端午節，立即表示端午節不比新年，是個一般性的節日，應該照常辦公，並讓軍機大臣下發上諭，向各級官員申明這一點。還有一次，嘉慶帝到景山祭祀，回來已經是下午了。考慮到皇帝奔波勞苦，天氣又熱，候見的大臣就回家了，呈上的文件也撤回去了。嘉慶帝得知此事，十分生氣，將一些大臣交部議處。

　　其二，堅持恤民的原則。遇到水旱災荒，能及時救濟，並能豁免災區的錢糧，遇到國家慶典，也能想著給老百姓一些實惠。比如，嘉慶二十四年，因為皇帝六十大壽，決定豁免天下拖欠的錢糧。國家不富裕，勉強舉行一次，各地為豁免的比例爭吵，互相指責。嘉慶帝知道後，批了八個字：「損上益下，朕之願也。」 意思是不跟地方計較，國家受點兒損失，老百姓得些實惠，我願意!就照原來上報的數字蠲免。

　　嘉慶、道光兩代君主都嚴格限制地方官進貢，嘉慶帝規定地方官只能進貢土特產，比如水果、茶葉、藥材等。道光帝乾脆連土特產也不讓進貢。地方官勸他說這些土特產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錢。道光帝說：一點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點兒，百姓就少受一點兒負擔。而且，不遠千里，送到北京，運費太貴，浪費更大，暴殄天物，想想都心疼。

　　據《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帝說：「朕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實所鄙棄。」 道光帝更是引用古代聖賢的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意思是百姓富足，我皇帝能窮嗎?百姓貧窮，我皇帝能富嗎?一位帝王能有如此境界實在難得。

　　其三，厲行節儉。希望以此帶動官場風氣、社會風氣的轉變。嘉道兩代君主都很節儉，比如，嘉慶帝修陵寢，考慮到南方採辦楠木花費太大，也很擾民，指示使用北方常見的紅松。道光帝更是節儉得出格，他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御膳不超過四樣菜餚，嬪妃除了年節以外，不得穿錦繡的衣服，不得吃肉，不許使用化妝品，其生活水準恐怕不及富商大賈的排場。

　　其四，適度變法。比如開始轉變國策，更信用漢族官僚。清朝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其統治者對漢族士大夫不乏戒心。從嘉慶朝起，對此有所調整，這既擴大了統治基礎，也讓陶澍、林則徐這樣的有才幹的人脫穎而出，對王朝渡過難關作用不小。再比如搞局部的經濟改革，如海運漕糧、鹽法改革、允許開礦等，都收到了實效。

　　其五，嚴格執法，懲貪獎廉，約束親貴等。比如廣興本是嘉慶帝的親信，但因貪贓枉法被執行了死刑。豫親王強姦使女，被道光帝處以終身監禁的刑罰。同時，提拔了不少操守清廉、明達幹練的官員。據史書記載，此間的社會、官場風氣較為簡樸，跟很多王朝比較起來，官員大多能兢兢業業，積極工作，很少攀比服飾車馬，偶爾酒席宴請，並不奢華;官僚子弟、王公貴族也較為收斂。

　　讀者可能會問：嘉慶、道光兩代君主的這些舉措足以扭轉王朝沒落的大趨勢嗎?實事求是地說，這些舉措不足以使一個沒落的王朝的命運出現根本性的轉機，但是，他們把傳統體制的潛力挖掘到極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王朝的威信未倒，人心未散。當道光王朝落幕，太平天國起義席捲半個中國的時候，士大夫階層沒有贊助太平軍，而是與清王朝站到一起;當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然後揮軍北伐的時候，北方的老百姓沒有熱烈地迎接太平軍的到來，他們至少在清軍和太平軍之間採取了中立立場;而漢族士大夫的代表曾國藩異軍突起，最終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此後，由於人口壓力、吏治腐敗、財富不均等問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緩解，所以，清朝走出了衰落的難關，迎來了一個枯木逢春的「中興」的時代，這真是中國王朝盛衰週期中的一個奇跡!

　　總之，變法是不得已的舉動，尤其是到了王朝的中期、晚期，如果大舉變法，其力度、深度很難把握，一旦矛盾激化，危機爆發，可能難以收拾。由此看來，清朝中期的統治者推行實政、關注民生、以身作則、抓住機遇、適當改革的經驗是有價值的。

　　創業維艱，守成亦難，處於中期的皇帝面臨著艱難的選擇。他們絞盡腦汁，煞費苦心，結果利弊交織，成敗互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此外，歷代皇帝還有一個耗費行政成本較大的舉措，雖不能說完全徒勞無益，卻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