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君臣，怕「夷」是一種傳統。無論是晚宋還是晚清中國，政府官員在「恐夷症」方面，是世界聞名的。

　　然而，民間對「夷」卻往往恨大於怕，尤其是民間武裝，他們並不恐夷，甚至最喜歡與夷敵叫陣。從晚宋到晚清，從宋江征遼，到義和團大戰八國聯軍，民間武裝不時跳出來向「夷」挑戰，前赴後繼，不怕犧牲。

　　在翻看這些「內憂外患」時期的中國農民起義史料中，我發現了這樣一個令人唏噓的現象：

　　這些義軍一旦有政府撐腰，什麼都敢幹，什麼敵人都敢打。

　　宋江征遼正史鮮有記載，民間傳說、《水滸傳》裡講述得比較多，是真是假有待考證；但是晚清「義和團大戰八國聯軍」，雖然幾乎不在同一個時空隧道裡，但卻有確鑿史料記述著他們的勇敢——

　　「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沖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

　　義和團之英勇，與他們的亂殺無辜一樣，令西方軍隊驚駭。然而，如此英勇的義和團，卻也有一怕，他們怕什麼呢？怕政府官員。

　　那些不怕死的義和團首領，到了清政府官員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

　　史料記載，義和團山西首領在山西巡撫毓賢面前畢恭畢敬，贊其是「大清官」。義和團河北首領李來中向清朝大員剛毅表忠心——義和團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當慈禧太后肯定了義和團的「愛國行為」，獎勵了攻打使館的義和團幾車瓜果梨桃後，這些義和團員們，奮勇前進，不惜以生命代價報答慈禧太后的「水果」。

　　義軍的勇敢，為什麼在本國君主面前就蕩然無存了呢？

　　梁山與義和團這類義軍的「膽量」，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認為，這恰恰就是中國「內憂外患」時期民間武裝愛犯的通病——有膽打狼，無膽殺犬。

　　就像那宋江起義，你連「虎狼之師」契丹都敢打，怎麼就不敢滅了「鳥皇帝」呢？至於義和團，拿著熱兵器的洋軍嚇不倒你，為什麼在一半還操著刀劍的政府軍面前就五體投地了呢？

　　要解開這個「勇氣」謎團，就必須細究什麼才是他們的「膽」？並且，還要分析「膽」後面的「識」起到的作用。

　　宋江造反，犯於一個「義」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個「忠」字，之後「聚義廳」改成「正義堂」明擺出來——忠義是他們的膽，而忠是頭等大事，這是他們最大的膽——要「替皇帝做事」。

　　義和團在這一點上與宋江大同小異。他們以「裝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膽子卻不是虛擬的「蓮花聖母」給予的，而是現實中的「老佛爺」給予的。他們的第一願望和動力，均是獲得太后的認可、清政府的承認。

　　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

　　可見，義和團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國君主的好奴才。義和團的死敵不是政府，而是外國軍隊。「扶清滅洋」的與「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

　　翻看義和團歷史的後一頁，即便那「掃清」與政府翻臉，主要矛盾也不是對著政府來，二次起義之後的「新義和團」幹了些什麼呢？不進攻官府，而依然走與「老義和團」一脈相承的老路——逢洋便燒。他們「最輝煌戰果」，還是瞄準教堂——焚燒威縣張家莊教堂，殺死法國天主教神父。

　　如果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那麼他還能怕什麼呢？所以，義和團和梁山的問題，恐怕不是「膽」的問題，而是「識」的問題了。

　　水泊梁山的好漢們，義和團的大俠們，他們不懂得「反什麼」才是救國的根本。他們不明白，外敵之所以在自己的國家為所欲為，是因為本國有個腐敗政府。此番道理，血的教訓也未換來思想的覺悟，可謂「死都沒死個明白」。

　　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兩千年一成不變。就是因為有人「有識無膽」，有人「有膽無識」。有識無膽的人不敢行動成不了事，有膽無識的人敢打敢拚，但腦子不先進，所以，除了被利用，還是被利用——利用過後，整個社會還是「原地踏步走」，甚至「向後轉」。

　　可惜了他們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