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沙俄，經濟和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越過烏拉爾山，進入西伯利亞，已是荒原地帶，遠東靠近清疆界的地區只有伊爾庫次克等幾個小鎮，沒有工業，西伯利亞大鐵路還是二百年以後的事。沙俄本身內患外戰不斷，可用於遠東的經濟和人力資源以及軍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對抗自居中華的「我滿清」。俄匪曾經深入黑龍江下遊最大的一支部隊也僅六百餘人。

　　根據分散的各種資料推測，俄軍備戰最高峰，即在康熙準備反攻之前，在雅克薩和尼布楚的全部軍隊人數最多不超過三千人。一六八五年夏季，清軍開始大規模進攻俄軍，彭春、薩布素領軍分兩路合圍俄人主要盤據點雅克薩，用葡萄牙大炮日夜轟城，俄軍死傷十之八九，被迫投降。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接著發生了。

　　康熙不但釋放所有俘虜，居然允許他們持槍械和財產歸去。清軍佔領雅克薩城之後，不在該地留兵駐防，固守戰果或監視俄匪，而是拆毀城牆，大軍全部撤回瑗琿。

　　既不殺俄匪，又不守城地，不知此自衛反擊戰到底為何目的？

　　正是被康熙釋放的侵略者頭目托爾布津，帶著烏合匪幫捲土重來，再佔雅克薩城，並把城牆修得更加堅固。整個冬天，侵略者們就在那裡平安度過，在次年春夏季他們又得到更多增援，準備頑抗到底。

　　康熙心裡想著什麼？

　　抗戰時候，陳嘉庚對蔣介石說，敵猶佔我土而言和者，即是漢奸。這是抗戰時期最讓中國人開智明目的一句話，是自清賣國以來國人行為迷失之後第一次叩擊中國人民族自覺性和自尊心的深刻反省，也是氣衝霄漢、忍無可忍的宣言，是千古經典名句，是判斷是非的不二定律。

　　以這條定律重新審視康熙過早息兵、主動讓步的決策，我們不能不懷疑，康熙的內心有極其陰暗的一面。

　　康熙以為，三藩、台灣乃叛逆，是對皇權和滿清江山的威脅，雖盡國家之財、傾天下之兵、廢百姓之家業而滅之亦在所不惜。

　　俄匪本非我滿清對手，如果拿出平三藩、打台灣的決心，區區幾百俄卒，豈有得逞之理？但如武裝邊民，扶植地方，敵寇雖滅，內患又生，重蹈三藩割據之覆轍，絕不可為！

　　蒙古各部，本是盟友，而非征服所得。如果任蒙汗坐大，一旦漠北喀爾喀，漠南內蒙古，西北厄魯特聯合起來，東山再起，會成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康熙並不信任蒙古的汗們，一個噶爾丹已讓康熙坐臥不寧，借俄人之手，挫鈍喀爾喀，解除北疆之虞，不失為良策。所以在俄人進擾漠北草原的半個世紀中，喀爾喀蒙古人一次次起事反擊侵略者，一次次失敗，一次次被屠殺，清除了授給大汗一個封號之外，不曾給予任何軍事援助。而這種明顯偏心的、陰險的封賞，正是激怒噶爾丹、導致他離心叛道的重要原因。

　　俄寇長途而，只為利，非為我天下，乃小人所為，誘之以利即可息之。我土廣大，留之無用，去之無妨，野人村夫之憤慨，尤不足慮。更何況去土非我滿清本土，北邊一支蒙古勁敵被余，使我可以騰出手來專心對付噶爾丹，交易是划算的。

　　一紙條約換得萬古平安，值得！值得！這就是康熙的心思吧！史書是無法告訴我們這些。但我們通過事實認識了康熙這個人，他心裡怎麼想，也就不難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