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當日，蔣介石即給毛澤東發去電報，後又連發兩封電報，催促國共在重慶舉行和平談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現出少有的熱情。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當時國內國際大背景下的歷史必然。

　　蔣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後，美英蘇三大國就醞釀著早日結束亞洲的戰爭，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國在德國柏林郊外波茨坦召開會議，通過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聲稱要「決心戰至最悲慘的結局」。

　　蔣介石對即將到來的勝利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還在盧溝橋事變8週年發表紀念文章，號召全國軍民還要有長期作戰的精神準備。

　　美國總統杜魯門早就想盡快結束戰爭，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後，對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心中終於有了底。8月6日晨8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騰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雲也驚醒了斯大林，蘇聯於8日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出兵東北。驕橫的日本軍閥還是不投降。9日11時30分，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廣島和長崎遭受滅頂之災，日本天皇很快便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

　　勝利來得太突然了，蔣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時，國民黨軍事主力偏處西南，日軍仍然佔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片國土，接收與繳械的問題已迫在眉睫，諸如廣州、長沙、武漢、南昌、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鄭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峰、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太原、包頭、石家莊等戰略要點的接收，對於蔣介石來說至關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隊距這些地方都太遠。

　　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120萬，民兵也有220萬，解放區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局勢。8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於日本投降後我軍任務的決定》，明確指出：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一定向解放區進攻，和我們就接收問題，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蔣介石

　　毛澤東對抗戰勝利後將要出現的情況，已是洞若觀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中，再次明確提醒全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並斬釘截鐵地表明了應對的方針：「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命令，號召各解放區抗日部隊向日偽軍發起猛烈進攻，並命令附近的日偽軍在限定的時間內繳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將接收其所佔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延安總部又連續發佈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敵偽所佔地區和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包括要求冀熱遼解放區等地的部隊向東北進軍，迫使日偽軍投降。

　　蔣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給八路軍發出強硬的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當然，蔣介石也很清楚，八路軍、新四軍是不會買他的賬的。現在對於他來說，時間是最關鍵的問題。他於是裝出一副謙恭的樣子，邀請毛澤東來重慶，以談判拖延時間。

　　事實也確實如此，就在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之際，上海、浙江的漢奸武裝，搖身一變為國軍，阻止新四軍的進入。廣州等27個戰略要點，除張家口、古北口由八路軍解放，多倫、赤峰、承德為蘇軍和外蒙古軍佔領外，其餘的戰略要點，多由美國搶運的國軍所接收。

　　赫爾利願以國格擔保

　　抗戰勝利了，戰後中國能否實現真正的和平，一直是美國關注的焦點。抗戰以來，美國基於其在遠東的利益，不斷調整對華政策，而其對中共的認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中共也有意與美國接觸。1942年5月下旬，周恩來在重慶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誠懇地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去延安參觀訪問。他還委託斯諾將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資料帶給羅斯福的顧問居裡，並附信一封，表明中共堅持抗戰、反對內戰的態度和決心。

　　1943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兼中緬印戰區司令政治顧問約翰·謝偉思最先提出：美軍應向延安、華北和西北抗日根據地派出觀察組。之後不久，另一位美國外交官戴維斯也在一份備忘錄中，呼籲羅斯福總統派軍事觀察員去西北、華北。

　　與此相呼應的是，美國在華最高軍事長官史迪威將軍和駐華大使高斯也多次要求羅斯福總統致函蔣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區派遣美軍觀察組的事與之交涉。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明確表示出對國共關係的關切，一再提出美軍觀察組的問題。蔣介石這才勉強同意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7月22日，美軍觀察組一行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帶領下，由重慶飛往延安。自此，中共與美國官方有了外交接觸。

　　中共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表示出熱忱的歡迎態度，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積極參與會見和談話。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談話中表示，希望美國運用其影響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毛澤東還向謝偉思提出這樣的要求，考慮到戰後美軍觀察組的撤銷，美國可否在延安設立領事館。

　　觀察組基於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給華盛頓發去許多報告。這些報告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在美國產生出「激動人心的影響」。美國朝野無不反對中國內戰，美國政府從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力主調停國共兩黨的衝突，以一致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蔣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國。隨之而來的赫爾利，先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後又繼任美國駐華大使，其在華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調處國共兩黨的關係，繼續中共與美國的對話。11月7日，赫爾利飛往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會談，力促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

　　赫爾利在延安向毛澤東表明：如果蔣介石表示要見毛主席，我願意陪毛主席去重慶，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祉、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並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澤東及其隨員的安全。正是出於對赫爾利的尊重，周恩來才由延安回到重慶，使業已中斷的國共談判又重新開啟。

　　1945年2月13日，赫爾利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蔣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見，反對成立聯合政府，國共和談又陷入僵局。而半年後，抗戰全面勝利，蔣介石慌了手腳，已全力支持蔣介石的赫爾利向其建言，鑒於斯大林的公開態度，大可不必擔心蘇聯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膽地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無論是否接受，毛澤東都將陷入兩難之中。如果拒絕，則表明毛無和談的誠意;倘若真的來了，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利用談判的機會，將國軍運往華北、華中等地。赫爾利的建議正中蔣介石的下懷，這才連發電報，催促毛澤東早日成行。

　　斯大林兩次來電催促

　　蔣介石最擔心蘇聯出於政治信念的立場，會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漸坐大。

　　其實，蔣介石哪裡知曉斯大林對毛澤東有著很深的誤解。抗日戰爭初期，當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斯大林就十分不滿，唯恐這種「獨立自主」無邊無際，以至得罪國民黨得罪蔣介石，影響到蘇聯的戰略利益，於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國監督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斯大林一直過高地估計國民黨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中共的力量，甚至認為戰後的中國只能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只能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共產黨只有妥協，避免內戰，建立以蔣介石為領袖的聯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談話中還說：戰後我們曾邀請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來，討論中國的形勢。我們直率地對他們說，中國同志應設法和蔣介石達成妥協，他們應參加蔣介石政府並解散自己的軍隊。

　　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在蔣介石第一封電報發來時，據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報》，中央在致徐冰、張明電報中指出：「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中共中央還針對來電，以朱德的名義公開提出6點要求，其中包括「國民黨在接收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後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必須事先與中共商量並取得一致」。換句話說，這些要求如不能實現，那麼，毛澤東的來渝談判也就不可能。

　　對於國共重慶談判，斯大林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否則一但打起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在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來第三封電報時，斯大林也發來了第二封電報，再次催促毛澤東成行，並指出，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內戰真的打起來，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還在電報中擔保：你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你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承擔。

　　民主人士從中斡旋

　　抗戰勝利前夕，國共兩黨幾乎在同一時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從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5月5日開至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主張。

　　國民黨六全大會很快就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堅決拒絕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決定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還在政治總報告中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於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

　　同時，從1945年1月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鬆對中共武裝力量的壓迫和打擊。

　　國共之間劍拔弩張的形勢，急壞了中間人士，他們擔心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於6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十分體諒褚輔成等人的良苦用心，於16日復函，懇切表示出和平的意願，並邀請他們前往延安。

　　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除卻因病的王雲五，6位參政員於7月1日從重慶飛抵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熱情接待。雙方達成《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取得兩點共識：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

　　中共中央對和平表示出積極的態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協，並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可以考慮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中共對於和平談判，已經發出了十分明顯的信號。這樣，中間力量才得以從中斡旋和遊說。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籲》，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

　　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後，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張對美蘇採取平衡政策，對國共採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並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團結，成為抗戰勝利後中國的關鍵詞。蔣介石正是接過這些口號，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蔣介石怎麼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慨然成行，更沒有料到毛澤東到重慶後，異常活躍，會客訪友，如魚得水，媒體會面，妙語解頤，一掃幾十年來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園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風，展現出毛澤東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蔣介石又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