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漢武帝時代儒家和黃老之術的浮沉興衰
漢武畫像
初登皇位時,漢武帝只有十六歲,儘管他自幼聰穎乖巧,但對於統治臣民卻是毫無經驗。當時朝中許多軍國大事都是由他母親王太后和舅舅武安侯田蚡做主。因而王太后和田蚡是那時政權的實際主持者。而從最根本處控制這個新皇帝的還是漢武帝的老祖母竇太皇太后。
由於漢武帝的教師衛綰和王臧都是儒家學派,因此,漢武帝對儒學有一種偏愛,所以他即位之後,就著手組織了以儒者為宮廷和軍政輔弼的高級領導層。他任用的丞相是教授自己儒學的衛綰,而且他所重用的武安侯田蚡也專好儒術。田蚡志趣廣泛,慾望很多,是個進取型的人物,這與漢武帝的性格極其相像。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六月,衛綰被免去丞相一職,回家養老去了。竇太皇太后的侄兒竇嬰又復出,擔任丞相。田蚡被封為主管全國軍隊的太尉,成為軍界的第一號人物。
竇嬰和田蚡也知道要加強儒家人物在朝廷官員中的比例,於是竭力向漢武帝推薦儒家人物。漢武帝對於舅舅田蚡的要求總是有求必應。《詩經》方面的專家申公的學生趙綰被拜為御史大夫。漢武帝的另外一個老師王臧,這時也經竇嬰和田蚡的推薦,擔任了郎中令一職,掌握了宮廷中的首要職務。
受儒學教育的漢武帝掌握了政權,儒家人物相繼擔任重要職務,整個漢帝國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尊儒的趨勢。全國各地的儒家學者欣喜若狂,他們一開始就從中感受到自身地位上升的趨勢,因而大受鼓舞,各地儒生都活躍起來。
武帝上台伊始,在長安策問治國之道。董仲舒的對策最受漢武帝的推崇。與董仲舒同來的一百多位賢良文學,有儒家,也有法家、縱橫家以及其他學派。這些人有些是以品德見優的稱為賢良,別的是以文辭見長的稱為文學。他們都不願意放棄在這個新主子剛上任時好好表現的機會,都希望本門學派的思想,成為漢武帝治國的依據。
漢武帝在未央宮宣室招見這一次對策的第一名董仲舒。漢武帝問董仲舒:「朕有些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想煩先生解釋。從前三王五帝的時候,天下太平,到後來王道衰微,國家滅亡,這是不是天命如此呢?朕想取法上古,向堯舜看齊,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用?夏商週三代受天命而興起,它們的祥兆又是什麼呢?世界上的災異變化為什麼會出現?人的年歲有壽夭,天性有好壞,究竟是什麼道理呢?還有,朕現在希望淳樸的風氣在社會上暢流,法令能執行下去,刑罰減輕,奸佞改過。朕也希望百姓和樂,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飭,從而達到雨露滋潤,百谷豐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陰騭,洋溢著的德澤足以施及四海群生,但不知道怎樣才能實現?」
董仲舒對年輕的漢武帝能提出這麼多深刻的社會問題也是大感驚訝。好在他多年講學研究,早巳形成了一套儒家治國的理論。而且這種問題又是他的擅長。董仲舒一一對答漢武帝提出的問題。
董仲舒說:「陛下問到天命和情性,愚臣不易回答,但臣根據《春秋》的記載,看到天人相應的情況,確實使人敬畏。」
漢武帝一聽,其中道理很是奧妙,他就催促道:「請說下去。」
董仲舒接著說:「國家如有亂事發生,上天會先用災害怪異來進行警告,但只要這個世代不是太離道,上天還是願意扶持、成全的,不過自己也要強力勉勵才行。強力勉勵於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力勉勵於道,則德見隆而功日大。這些都是可以馬上見效的事。」
漢武帝微微點頭,董仲舒又接著說:「所謂道,是國家走向大治的途徑。仁義禮樂,又是推行道的工具。古代的聖王已經辭世,而他們的子孫都能夠長久安寧到幾百年的時間,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從前厲王、幽王的時候,周道衰敗了。但這並不是道忘失,而是厲王、幽王不遵循周道。宣王思念先王的德政,興滯補敝,彰明文王、武王的功業,周道又粲然復興起來了,所以說治亂興廢在於自己,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厲王、幽王掌握不當,使道統失去的緣故。」
董伸舒看到漢武帝若有所思,就放慢語氣又說道:「臣按照《春秋》的本義,尋求王道的出發點,那就是個正字。作為一個帝王,要上承天意,糾正自己的所作所為,要任用德教,不要專用刑罰,因為刑罰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講過一元的問題。一是萬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萬物開始於大,只有開始於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則遠近之處莫不統一於正,這樣才能實現王道。
「如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恩厚,智明意美,愛民好士,可以稱為很好的君主。但是天地未應,祥瑞不至,這是在於教化不立,萬民不正的緣故,秦代的遺毒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清除,法令公佈了而奸佞橫生,已經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時候了。自從漢朝取得天下以來已有七十多年了,先帝們常想搞治道,而至今沒有成功,主要原因就在於應該變更教化而沒有採取實際行動的緣故。」
董仲舒的這一次對策,適應了當時漢朝從政治、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句句打動了漢武帝的心懷,這位年輕的君王早就醞釀著許多宏偉的想法,只是還沒有系統化,理論化,還很朦朧,也沒有用文字和語言表達出來。聽了董仲舒的對策,他感到大為驚異,想不到漢家天下竟有這樣難得的人才,真是有相見恨晚之感歎。
漢武帝還沒有從第一次對策的興奮中平靜下來,又緊接著下了第二道制書,命董仲舒將自己的政見寫成文章,提出明確的意見。董仲舒受寵若驚,連忙趕寫第二道對策。
在第二道對策中,董仲舒進一步總結了三代以來的歷史經驗教訓,特別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賦斂無度,導致因觸犯刑律而被處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亂的人也遍地橫生。他認為應以德治天下,為了培養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議設立太學,作為教化的根本場所。
董仲舒在這道對策的最後寫到:「陛下若能通過考試和策問的方式招徠到天下的英才,就可以實現三代的至治局面,聖上的英名也就能和古代的明君堯、舜媲美。」
早就想成就一番事業的漢武帝,被董仲舒的對策深深地打動了。他覺得董仲舒系統而完整地講出了自己想說出的話。
漢武帝第三次寫了制書給董仲舒,表示很欣賞他的天人感應的觀點,他在制中寫道:「朕聽說善於談天的人必有人間的事作為佐證。善於說古的人必在當世有應驗,所以朕虛心地詢問天人相應的關係,接受歷史的教訓,改正以往的所作所為。先生既談論了治國的大道理,陳述了歷史上大治和大亂的原因,請再講得透徹一些,朕將親自覽閱思考。」
兩次對策,都獲得皇帝的讚許,董仲舒感到十分榮幸,他馬上上了第三道對策,鄭重提出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學觀點和政治思想,以求一售。
董仲舒寫道:「治國之道出於上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他希望漢武帝要堅持不變的天道。在不變的天道下,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遵守嚴格有序的上下尊卑關係,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以保持永恆的封建秩序。
在這對策的最後部分,董仲舒重點地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統的思想。他說:「大一統是天地間正常的軌道;自古到今,通暢無阻的大義。而今負責教化的人來源不同,每人的議論見解又迥然不同。一百家學派就有一百種治理國家的方法,結論也不相同,以至於在上位的不能堅持一個方向,法令制度也是屢屢改變。在下位的人又苦於不知道如何遵循。臣很愚鈍,但臣認為應該這樣:凡是不在儒家的經典六經——《易經》、《禮經》、《樂經》、《詩經》、《書經》和《春秋》之內的其他各家學派的學說,以及與儒學相違背的學說,都應該根絕,不准許他們與儒家學派同時並存。那些邪惡荒唐的思想消滅後,道統和綱紀,才可以統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遵從正道。這樣百姓也就好統治了。」
董仲舒的排斥百家,著重一統的議論正合乎漢武帝獨霸天下的心思。漢武帝把董仲舒大大地稱讚了一番,馬上委任他擔任江都國的相,輔佐漢武帝的異母兄長江都王劉非。劉非是現任皇帝的老兄,一向驕傲凶暴。董仲舒用禮教輔佐,不時規勸幾句,很受江都王劉非的敬重。
建元對策稱優者除了董仲舒之外,還有會稽吳縣的嚴助,他被提升為中大夫;川人公孫弘,以六十高齡被征為博士。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開端。
董仲舒在江都任上,不能充分施展抱負以經世致用,他只能侷促在江都一隅,宣傳他的天人感應學說。
公元前135年,遼東的高廟和長陵的高園便殿,相繼遭受火災。當時董仲舒在家閒居,他獲悉這兩次火災,就用他的災異學說加以分析,認為這是上天對漢武帝過失的警告。他也沒有考慮這麼做的政治後果,把自己的想法寫成《災異論》。
《災異論》還沒來得及上奏,就被主父偃探聽到,並偷去呈送漢武帝。武帝召集群儒,命他們審議此文。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也在其中,他不知是自己老師所作,把這篇文章罵得狗血噴頭。當漢武帝告訴他這是董仲舒的大作時,呂步舒當時就傻了眼。
於是漢武帝以誹謗朝廷的罪名將董仲舒投入大獄,並定成了死罪。後來漢武帝念他上《天人三策》有功,又下詔赦免了他。遭此打擊,死裡逃生的董仲舒再也不敢隨便亂講災異了。除了曾一度復出為膠西相外,他一直賦閒在家,治學著書,直到壽終正寢。
且不管董仲舒的沉浮,反正經過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後,儒家在漢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漸提高了起來。董仲舒的對策成了漢武帝治國的主要依據。一個巨大的轉變,在不聲不響中發生了。思想自由的時代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長而單調的儒家思想時代。
儒家學者一提起嬴政的「焚書坑儒」,無不怒髮衝冠。但有時為了自己學術的生路,他們也抓住每個機會,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學派於死地。不過他們採用的並不是暴烈手段,人們看不到血染鋼刀,卻見人頭落地。
儒家學派並沒有單獨的能力生存壯大,他們必須與權力相結合。既然他們需要政權作保鏢,他們就必須付出雇保鏢的代價。那就是,儒家學派不久就淪為既得利益當權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對策時,漢武帝年僅十七歲,他實際上是在丞相衛綰的指使下主持這次對策考試的。這是衛綰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詐術。他們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想達到他們排斥異己的目的。
衛綰本身是個儒者,又做過漢武帝多年的老師,他的話對漢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漢武帝都沒有反對,就上奏一本。
衛綰在奏章中說:「那些專學申不害、商鞅和韓非子學說的法家和蘇秦、張儀學派的縱橫家到處搬弄是非,擾亂國政,請求陛下將這些專學法家、縱橫家的賢良罷免回去。」
漢武帝基本同意了衛綰的意見,他沒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賢良。如果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儒家獨尊的宣言,那麼這次則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走的第一步。
其後,漢武帝又任用一大批儒家人物在朝廷中擔任要職,儒家勢力蒸蒸日上。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就準備實行儒家的一些禮儀制度。他們請漢武帝在長安城外設立明堂,以招見諸侯。
漢武帝早就有改弦更張的念頭,他雄心勃勃,想自己創造出一個新世界來。他聽了趙綰和王臧的建議,馬上就吩咐他們按照古代禮儀制度去起草和設計明堂的計畫。王臧和趙綰乘機向漢武帝推薦他們的老師申公。
漢武帝早就聽說申公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儒學泰斗,他馬上吩咐使者用駟馬安車的高級禮節去聘請申公入朝。
駟馬安車是一種高規格的待遇。一般安車都只用一匹馬,而漢武帝命使者用四匹馬,並且用蒲草包裹好安車的輪子,防止顛簸。這樣做主要表示對德高望重的申公的尊崇。漢武帝還命使者帶上玉璧和布帛等禮物。
申公正在魯國的家裡給門徒們講課,這年他已經八十多歲了。僕人們報告說外面來了官家的安車,要接他去京城。
申公此時已年老體弱,本來不願意再長途跋涉走那麼遠的路。但朝中來使口氣慇勤,又捧上豐厚的禮物,申公心中有些猶豫。後來他又一想,當今皇上對自己這麼重視,也不便推辭,他只好收拾一下簡單的行裝,坐上安車,往西逶迤而去。
漢武帝以隆重的禮節迎接了這位遠道而來的老人。漢武帝挺尊敬地詢問申公如何治理天下。申公恐怕這位年輕的君主好高騖遠,能說不能做,就回答說:「治理國家,不在多說話,而在多做事。」
漢武帝此時正喜歡文學辭藻,聽了申公的話,他覺得有些掃興。他沉默不語等著下文。
申公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就沒有了下文。他等了半天,也沒聽漢武帝再問下去。漢武帝等了半天,也沒聽到個下文,這場會見就這樣草草結束了。不過既然大老遠的把人家請來了,也不能過分冷淡,於是漢武帝任命申公為太中大夫,作為明堂、巡狩、改曆法、易服飾的顧問。
申公只這麼說了一句話就退了出來,他的門生趙綰和王臧感到很奇怪。趙綰和王臧是眼高手低的人,他們向漢武帝提出要建一個封國國君朝覲皇帝用的明堂,以展示皇帝的威儀誇耀天下,但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明堂又該怎麼去建。這次他們奏請漢武帝將申公請來,也是搬救兵去了。
趙綰和王臧過來給申公請安,行了師生之禮。然後兩人就迫不及待地詢問申公古代的明堂制度具體是什麼樣子的。申公對這兩個學生很瞭解,知道他們只會耍嘴皮子。他只是笑了笑,可沒說什麼。
趙綰和王臧認為今天老師脾氣實在古怪,他們互相無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就想過幾天再說吧。哪知道,過了幾天,大禍臨頭了。
正當儒生們熱熱鬧鬧地要實行一系列新政措施的時候,兜頭被潑了一盆涼水,竇太皇太后的一記棒喝,打得儒生們暈頭轉向。
原來太皇太后竇氏是信奉黃老之學的。她聽說漢武帝重用儒生,心裡面已經老大不高興了。別的事情可以任憑漢武帝怎麼去辦,只要是冒犯黃老思想的,她可怎麼也不能容忍。她這一出面,儒生們可要倒霉了。
竇太皇太后從立為皇后開始至今已經有四十一年之久了。她經歷數代皇帝,在宮中地位高,權勢大。她是漢初七十餘年黃老無為而治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同時也是漢武帝時期黃老思想的首席代表。漢武帝要將尊儒制度化,意味著漢代七十多年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思想要退出歷史舞台,這是竇太皇太后決不希望看到的。
「文景之治」使得漢朝強盛起來,黃老無為的思想還有一定社會階層的支持。一些健在的中興老臣們,都是黃老思想的忠實信徒,他們不希望儒生奪去他們在朝廷中的地位。看到儒生因得勢而興奮異常時,他們感到分外的沮喪,只好踉踉蹌蹌跑到宮中,向他們的總代表竇太皇太后哭訴去了。
竇太皇太后本來就不滿意漢武帝和那幫儒生推行他們的那一套東西,加上這些老臣和利益受到威脅的竇家骨肉的淒淒慘慘的哭訴,竇太皇太后就想給這幫狂妄的儒生們一點顏色看看。
竇太皇太后有這個能力給狂妄的儒生們一個教訓。她做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兩年太皇太后,到這一年,她已在宮中高位上坐了四十一個春秋。她在宮廷中的權勢和影響可想而知。她的權力大到足能干預朝廷政事,甚至對於漢武帝的私事,她有時也要出面加以管束。
竇太皇太后還是在做文帝的皇后時,就曾命令宮中太子和王子們以及竇家的子弟都要讀黃老之書。梁王劉武從小在她的督促和影響下,接受黃老思想的教育,在思想上與竇太皇太后一致,否則就不可能得到她的歡心。
竇嬰當時是栗太子劉榮的老師,他是個好儒術的學者,他反對立梁王劉武為皇儲,也是想阻止黃老學派的繼續得勢和為儒家在政治上出頭鋪上一塊墊腳磚。
這一切不能不引起當時還是太后的竇氏的警惕,她召來儒家裡《詩經》專家轅固生,準備加以責難。
轅固生生性狂傲,瞧不起黃老之學,完全是個酸儒形象。他當著竇氏的面鄙視地說:「老子的書寫的儘是些宮婢的話。」對黃老之學根本不屑一顧。
竇太后一聽轅固生竟膽敢在她面前污辱黃老之學,氣得臉色鐵青。她怒氣沖沖地反唇相譏道:「你又是從那裡得到刑徒們所看的儒家的書呢?」竇太后本來出身寒苦,性格溫柔,但這一次她實在是忍不住了,因而大發脾氣,她決定懲罰這個狂妄的傢伙。
為了給轅固生一個教訓,竇太后罰他到御苑的獸圈裡去打野豬,看他除了會耍嘴皮子吹牛之外還有什麼本事。
景帝知道轅固生只是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讓他到獸圈裡打野豬純粹就是想要他的老命。但此時正值竇太后的氣頭上,景帝又想不出辦法來改變母親的決定。他在宮中轉來轉去,實在無計可施。最後只得命人揀一把最好的快刀交給轅固生,讓他好自為之。
轅固生沒想到竇太后竟用這個法子來治他,心裡怕得要死。他看到景帝也沒辦法救他,只好哆哆嗦嗦拿過快刀,硬著頭皮進入關著野豬的獸圈。
那野豬一看有人侵犯它的領地,就想用它的獠牙把這個不速之客攆出去。轅固生被野豬追得狼狽逃竄。眼見得野豬就要頂到他了。轅固生把心一橫,向後狠揮一刀,正好扎中野豬心臟部位,殺死了這只野豬。竇太后見到這個情景也就無話可說了。
轅固生總算撿回一條老命,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在竇太后面前詆毀黃老學說了。
竇太后對於儒家很是瞧不上眼,她認為這些人文多質少,只有一些空洞的禮儀架子,但不干實事,她對於儒家的經典也是一律貶斥,認為都是些空洞的理論。她看到景帝朝中儒生勢力有抬頭的跡象,就想用自己的力量阻撓儒家的發展。
第一個碰上的倒霉鬼就是丞相衛綰。他作皇太子劉徹的老師時,竇太后就不太滿意。但景帝認為衛綰正派持重,竇太后也不好插手這事。
衛綰當上丞相後,招來一批儒生,又把別的學派的賢良、文學都打發回家去了。儘管衛綰並沒怎麼為難黃老學派的人,但這已經叫竇太皇太后生氣的了。她首先拿這個尊儒術退百家的實際推行者開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六月,竇太皇太后以年紀太大為理由,讓衛綰回家養老去了。
這是竇太皇太后直接罷免的一個丞相,所以就連正史中也沒把這事寫在《武帝紀》中,而只是在《衛綰傳》中有這麼一個罪名:「因為景帝生病時,衛綰沒有認真檢查刑事案件,濫殺了一些官吏,引起許多人的不滿。」這樣,作為丞相的衛綰就不應該再幹下去了。很明顯,這是竇太皇太后找的一個借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儒家在這次衝突中損失了一員老將,竇太皇太后阻遏了儒家在董仲舒對策之後迅猛發展的勢頭。
但儒家控制了小皇帝劉徹,所以儒家的又一批替補人物登上歷史舞台。竇嬰、田蚡、趙綰和王臧等人都被封為公卿,相權、兵權和監察權仍然控制在儒家手裡。
趙綰和王臧發起明堂的議論之後,漢武帝被鼓吹得興致很高,他請這幫儒生及其支持者在長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諸侯,並讓他們起草巡狩、封禪、改歷數和易服飾等方面的新政事宜。又用安車駟馬將申公接到京城,作為這一攬子計畫的總顧問。
儒生們的這個計畫一開始就遭到了黃老一派人的抵制。他們依仗著竇太皇太后健在,對儒生的一系列活動進行了牽制。
儒生們勞而無功,心中自然生惱。他們仗著有漢武帝的支持,就想給黃老這派人一記棒喝。儒生實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矛頭直接指向了仗勢欺人的竇家。
竇嬰是竇家的叛逆,他是個信儒術的人,因而不得竇太皇太后的歡心。他和田蚡、趙綰、王臧等人組成儒家集團,對諸竇發動了凌厲的攻勢。他們主要實行兩項措施,一是檢舉和貶謫行為不軌的皇親國戚,二是使留住京城的王侯回封地去。其宗旨還是在於打擊黃老勢力,尤其是諸竇。
諸竇仗著竇太皇太后在朝中的地位,恃寵怙勢,為非作歹,因而遭到檢舉和貶謫的人很多。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們,有的是娶了皇室的公主才被封侯。他們的夫人是公主,而公主又過慣了京城裡的豪華生活,她們說什麼也不願意回到那偏遠的封地裡去。兩條新政策惹翻了這些權貴們,他們一齊向竇太皇太后告狀。
竇太皇太后看到自家人受了委屈,就把漢武帝召入宮中,對於他和儒生們的所作所為提出了警告。
鬥爭到第二年就激化了。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的冬天,御史大夫趙綰對於竇太皇太后的屢次阻撓感到很不耐煩,他向漢武帝上奏一本,建議以後政府決定大政方針,不要再向東宮報告。東宮是竇太皇太后居住的地方,趙綰建議漢武帝這樣去做,無疑是想奪竇太皇太后的權。
竇太皇太后正愁沒借口和儒家翻臉,她一聽趙綰竟膽敢要奪她的權,氣不打一處來。她大發雷霆地說:「這不是想做新垣平第二嗎?」她決意借題發揮。
新垣平是漢文帝時期的一個方士,他靠騙術騙取漢文帝的信任。他叫人在一隻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壽」四個字,詭稱是一個仙人送給漢文帝的。漢文帝想求長生,所以對這些鬼話竟一點也不懷疑。
新垣平靠騙術爬上了大夫的官位。他還請漢文帝做兩件大事,一件是改換年號,一件是進行祭祀天地的封禪大禮。這兩件事與漢武帝的這些儒生們的想法有一定相似之處,這樣竇太皇太后就硬把趙綰和新垣平兩人聯繫到一塊了。
新垣平在漢文帝面前裝神弄鬼,屢屢得逞,得意洋洋的時候,丞相張蒼和廷尉張釋之暗地裡派人去監視新垣平的行動,還真的查出了那個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
張蒼和張釋之讓人上書,告發新垣平所說的話沒有一句是實話,有憑有據的罪狀不得不叫漢文帝相信。他仔細地想一想,才從迷夢中醒來,他後悔自己的糊塗,痛恨方士的可惡,他立刻革去新垣平的職位,把他交送廷尉張釋之審問。
新垣平一見張釋之的威嚴,早已嚇得魂飛天外,一經審問他沒法抵賴,只好把前後欺詐的經過和盤托出。張釋之判他個大逆不道的重罪,新垣平被滅門三族。
竇太皇太后把趙綰等人比成新垣平,也就是說趙綰也是想用一些鬼話來欺騙漢武帝之意。她把漢武帝叫到東宮痛罵一頓。
竇太皇太后怒容滿面對漢武帝說:「看看你用的什麼人,趙綰和王臧是什麼東西?他們只懂得挑撥離間,自己目無長輩還不夠,還要誘惑你藐視孝道。你這個不孝的東西,還要包庇他們嗎?」
漢武帝連忙跪下說:「孫兒不敢。因為竇丞相和田太尉都說他們有才能,所以才用了他們。」
竇太皇太后打斷他的話接著說:「竇嬰、田蚡都不是東西。告訴你,你要是我的子孫,就應該把趙綰、王臧下監獄治罪,將竇嬰、田蚡馬上免職!」
竇太皇太后怕漢武帝包庇趙綰和王臧,馬上又派人去調查和告發趙綰和王臧的貪污受賄等行為。竇太皇太后親自將這些證據交到漢武帝手裡。
漢武帝的母親王太后一看形勢不妙,馬上把漢武帝叫到自己宮中,警告他說:「你的皇位是竇太皇太后點頭才算坐上的,現在你的皇位並不鞏固,竇太皇太后可以隨時找個別的人代替你,你可要小心謹慎,千萬不能和她把矛盾鬧大。」
漢武帝到底還年輕,祖母勢力又大,他只好革去趙綰和王臧的官職,把他們下了監獄。他還想等到竇太皇太后火氣下去之後,再把這兩人放出來。
可是竇太皇太后抓住把柄不肯罷休,非要漢武帝將這兩個宣傳邪道的「新垣平」砍了不可。趙綰和王臧一看已無活路,他們還挺懂事,就在獄中自殺了。
漢武帝把竇嬰和田蚡免了職。那個申公挺有造化,趁著機會告老還鄉。什麼明堂、巡狩等等都成了一團泡影。
竇太皇太后可有她自己的主張。她討厭誇誇其談的儒生,可是她特別看重少說話多做事的實幹家。她對漢武帝說:「儒生專注重外表,寫的文章讀起來好聽,寫得天花亂墜,可是沒有一個趕得上『萬石君』一家子能夠為朝廷實實在在做些事。」
「萬石君」是河內人石奮的雅號。石奮從十五歲時就伺候著漢高祖劉邦打天下,後經惠帝、呂後、文帝、景帝這幾朝一直做著官。石奮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為人忠厚老實,處事謙虛恭敬,無人可比。他有四個兒子,也像石奮自己一樣的樸實。在漢景帝在位時,石奮父子五人都做了朝廷的大官,每人的俸祿都是兩千石。全家一共一萬石,所以漢景帝給石奮一個雅號叫「萬石君」。
石奮一家人是當時忠厚老實的典範。石奮家的子孫擔任低級官吏,回到家中時,石奮一定穿上入朝的官服接見,以示互相敬重。他只稱呼子孫的官銜,而從不叫他們的名字,子孫們從不敢怠慢。
要是子孫中有人犯了過失,石奮也不責備,只是坐在一旁對著飲食不肯吃一口。兒孫們自己責備自己,由別的長輩們脫去上衣,露出臂膀向他請罪,並下保證以後改正錯誤,這時石奮才原諒他們。
子孫們到了二十歲行了冠禮之後,算是正式成人了。石奮只要看見有這些成年的子孫們在旁邊,即使是平常日子,也戴好官帽,不敢有絲毫服飾不整的情況,為子孫們樹立了榜樣。
由於石奮嚴格的自我要求和約束,子孫們又遵守教導,所以他們一家都以孝順謹慎的行為,聞名於所隸屬的封國和郡縣。
竇太皇太后反對儒家舞文弄墨,但對「萬石君」石奮一家那樣專心做事、不多說話的老實人比較欣賞,所以總在漢武帝面前稱讚他們這一家子。
這時候,石奮已經告老還鄉了,他的大兒子石建都已雙鬢飛白,就連小兒子石慶都已是進入壯年。漢武帝聽了竇太皇太后的話,為了討她的歡心,就任命石建為郎中令,負責宮廷的警衛事宜,石慶為內史,管理長安市。
石建曾在漢景帝朝中為官,他總是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時候,才對一些軍國大事談談自己的看法。但等百官早朝聚集一堂時,他卻表現得很遲鈍,好像不善言辭,其實他只不過是不想譁眾取寵而已。景帝劉啟對他十分信任和器重,主要因為這個緣故。
石建擔任朝中高官之後仍不忘孝道,他每隔五天回家一次去給他的老父親請安。他總是偷著將老父親換下來的衣服拿去洗乾淨,然後再交給僕人,從來不讓他父親知道是他自己洗的。
石建看公文時,仔細到了不能再仔細的程度了。有一次公文批下來,他看到屬吏寫的公文上面的「馬」字少了底下一點,不禁大吃一驚,他說:「馬有一尾四足,少一點真是死罪。」他連忙恭敬地將那一點補了上去。
內史石慶的那股謹慎勁兒跟他父親和兄長不相上下。有一次,他替漢武帝套車,漢武帝問他:「拉車的馬一共有幾匹?」
石慶當然知道皇帝的車總是六匹馬拉的,照一般人,恐怕早就脫口而出回答了。可是石慶恐怕忙中出錯,就用馬鞭子一匹一匹地把馬數一遍,這才回答說:「六匹。」再不多說一個字。石慶在石奮的幾個兒子之中,是最為隨便的,還是如此慎重。
經過竇太皇太后的阻撓,漢武帝實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被迫中斷了。繼任的新丞相是許昌,新御史大夫是莊青翟,新郎中令就是上文提到的石建。他們三人全是順從竇太皇太后的,而且均不是儒家。主管全國軍事的太尉一職暫缺,政權基本上操縱在竇太皇太后的手中。
漢武帝看到祖母竇太皇太后干涉朝政,他又無力擺脫這種束縛,所以只好忍氣吞聲地過日子。
漢武帝又不甘心無事可做,由於他生性好動,便利用這個機會,拋開朝政不管,到外面遊獵散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