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半期，有不少文人學者談論議院問題，這可以說是20世紀初立憲運動的先聲。對此學界已有較充分的關注，但對官方人士的談論，學界則注意不多。而直接向清廷提出設議院建言的人，世人皆以為是康有為，實則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建言設議院。
文祥率先肯定議院
據筆者迄今為止所見資料，清政府高層中較早論及議院的是文祥。光緒元年，也就是文祥臨終前一年(1875年)，他曾上《密陳大計疏》，其中先指出中國面臨的困境：「洋人為患中國，愈久愈深」，「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計占越南，緊接滇、粵，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動之勢，益不可遏」。文祥認為，「馭外之大本」，「所繫者在人心」。就「人心」二字而言，似乎與較保守的倭仁等人相似，但文祥說的內涵卻與倭仁完全不同。那麼，如何爭取人心，什麼樣算是得「人心」呢?文祥舉的例子是西洋各國的議院政治：
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即比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說法主張，是那個年代的常用作法，重要的在於，文祥對這種制度給予了肯定和讚許，認為這種制度是合理的，並與西方的富強密切相關。文祥認為這樣的制度，中國一時還不能實行，「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但其「義可採取」。如何「採取」其「義」呢?
凡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事系人心所共快，則務期於成。崇節儉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備，納諫諍以開言路，下情藉以上通。總期人心永結，大本永固，當各外國環伺之時，而使之無一間可乘，庶彼謀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為目前猶可及之計，亦為此時不能稍緩之圖。若待其間之既開，而欲為斡旋補苴之法，則和與戰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復問。(文祥奏折均見《清史稿》列傳第173，中華書局1977年版)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施政要考慮民意，符合民意。文祥認為，如果仍與以前一樣苟安，那麼將來大局不堪設想。文祥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可謂清朝統治的核心成員，也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關鍵人物，他的觀念就是：羨慕議院政治，又認為中國國情不可行，只能師其義。而「師其義」的內涵，似又向中國傳統回歸。不過考慮到文祥此折是在郭嵩燾出使的同一年(1875年)，那麼他對議院制度的讚賞是相當大膽和超前的，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最高統治者提出議院問題。但是文祥死後10年，在最高決策圈的官員中，筆者沒有見到討論此類問題的記錄，文祥的奏折也沒有見到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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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聲請設議院
如果說文祥還只是肯定議院，那麼10年後的1884年，中法戰爭的炮火硝煙中，淮軍宿將、兩廣總督張樹聲在遺折中直接提出倣傚西方議院的要求。遺折指出中國面臨的危急形勢：
數十年來，俄羅斯侵軼於北方，日本窺伺於東海，英吉利於印度、緬甸以規滇藏，法蘭西據西貢、海防而謀滇粵……而中國蹈常習故，衣冠而救焚，揖讓而拯溺，其何以濟耶?
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如何應對，作者指出：
近歲以來，士大夫漸明外交，言洋務、籌海防，中外同聲矣。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19世紀後半期，有不少文人學者談論議院問題，這可以說是20世紀初立憲運動的先聲。對此學界已有較充分的關注，但對官方人士的談論，學界則注意不多。而直接向清廷提出設議院建言的人，世人皆以為是康有為，實則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建言設議院。
文祥率先肯定議院
據筆者迄今為止所見資料，清政府高層中較早論及議院的是文祥。光緒元年，也就是文祥臨終前一年(1875年)，他曾上《密陳大計疏》，其中先指出中國面臨的困境：「洋人為患中國，愈久愈深」，「俄人逼於西疆，法人計占越南，緊接滇、粵，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動之勢，益不可遏」。文祥認為，「馭外之大本」，「所繫者在人心」。就「人心」二字而言，似乎與較保守的倭仁等人相似，但文祥說的內涵卻與倭仁完全不同。那麼，如何爭取人心，什麼樣算是得「人心」呢?文祥舉的例子是西洋各國的議院政治：
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
「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即比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說法主張，是那個年代的常用作法，重要的在於，文祥對這種制度給予了肯定和讚許，認為這種制度是合理的，並與西方的富強密切相關。文祥認為這樣的制度，中國一時還不能實行，「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但其「義可採取」。如何「採取」其「義」呢?
凡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則急止勿為;事系人心所共快，則務期於成。崇節儉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備，納諫諍以開言路，下情藉以上通。總期人心永結，大本永固，當各外國環伺之時，而使之無一間可乘，庶彼謀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為目前猶可及之計，亦為此時不能稍緩之圖。若待其間之既開，而欲為斡旋補苴之法，則和與戰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復問。(文祥奏折均見《清史稿》列傳第173，中華書局1977年版)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施政要考慮民意，符合民意。文祥認為，如果仍與以前一樣苟安，那麼將來大局不堪設想。文祥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可謂清朝統治的核心成員，也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關鍵人物，他的觀念就是：羨慕議院政治，又認為中國國情不可行，只能師其義。而「師其義」的內涵，似又向中國傳統回歸。不過考慮到文祥此折是在郭嵩燾出使的同一年(1875年)，那麼他對議院制度的讚賞是相當大膽和超前的，也是第一次有人向最高統治者提出議院問題。但是文祥死後10年，在最高決策圈的官員中，筆者沒有見到討論此類問題的記錄，文祥的奏折也沒有見到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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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聲請設議院
如果說文祥還只是肯定議院，那麼10年後的1884年，中法戰爭的炮火硝煙中，淮軍宿將、兩廣總督張樹聲在遺折中直接提出倣傚西方議院的要求。遺折指出中國面臨的危急形勢：
數十年來，俄羅斯侵軼於北方，日本窺伺於東海，英吉利於印度、緬甸以規滇藏，法蘭西據西貢、海防而謀滇粵……而中國蹈常習故，衣冠而救焚，揖讓而拯溺，其何以濟耶?
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如何應對，作者指出：
近歲以來，士大夫漸明外交，言洋務、籌海防，中外同聲矣。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至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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