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夫妻生活



   

    婉容

    郭布羅·婉容,達斡爾族,正白旗,1905年出生於內務府大臣榮源府內。1922年,已滿17歲的婉容因其不僅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而在貴族中聞名遐邇。同年,被選入宮,成為清朝史上最後一位皇后。然而婉容的當選並不是因為她的美麗與多才,而是因為皇帝溥儀隨手在她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同時也就圈定了婉容淒苦的一生。與婉容同時入選的還有另外一個少女——文繡,但是由於文繡家族勢力沒有婉容家大,所以文繡退而居其次,成為皇妃。然而現在看來,婉容的幸運當選卻正是她不幸命運的開始。

    婉容婚後在儲秀宮生活了將近兩年,她到底是怎樣一位女士呢?有人說她“大有明星皇后的資格”,這似乎並不誇張,因為她不但有皇后的身份,而且有超越清朝歷代皇后的表現,特別是她西方化的思想傾向。正像一位美國人對婉容所作的評述:“雖然出身貴族之家,她的父親卻改營商業。她是一個滿洲美女,她和皇帝在思想上很對勁,而且也像他一樣,受過西方的新式教育,也取了一個外國名字叫伊麗莎白。”


 

    文繡

    當年溥儀選妃時送選不少照片,溥儀在文繡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便決定了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女孩一生的命運。

    史料記載,當年溥儀選皇后的時候,下面推薦上來兩張照片,就是文繡和婉容,要溥儀從中選出一個皇后和一個皇妃。當時只有16歲的溥儀指定文繡為皇后,但無奈婉容出身貴族家庭,找人說動了隆裕太后,把婉容定為了皇后,自此婉容就對文繡記恨在心。

    紅色的宮牆並沒有阻斷婉容與西方“新式教育”的聯繫,因為有“思想上很對勁”的溥儀支持。起初溥儀給婉容延聘兩位師傅:一位是美國費城牧師的女兒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蘭木。她們顯然都與婉容在天津唸書那個教會學校有關,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選。不久,伊莎貝爾·任薩姆女士也被聘到宮裡來了,她與婉容也是舊相識。她們不但教授英文,也講授文學、歷史、藝術及世界各地風物知識。

    婉容的師傅們頗受禮遇,她們每天下午入宮授課,屆時總有幾乘二人肩輿在神武門內迎候。酬謝金也是可觀的,逢年過節都有豐厚的賞賜,此外還有俸祿。據清室內務府1924年1月間的規定:馬修容和英格蘭木每人月薪三百洋元,按時價可買一百五十袋“洋面”。任薩姆的月薪自然更高些。

    婉容深受師傅們的影響,和她們相處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學得很不錯,不但能用英語講話,而且能用英文寫信。她在宮中用英文給溥儀寫過大量的簡訊。這一對年輕的皇家夫婦,同處深宮之中,每天見面,卻還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內容當然可想而知。婉容給溥儀寫英文簡訊的時候,落款總是用溥儀給她取的、與英國女王相同的名字:伊麗莎白。

    婉容在清宮的那兩年常見外賓,這或許可以說是她的一樁正經事。

    莊士敦和任薩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們把一批又一批金髮碧眼的先生、女士帶進紫禁城,並介紹給早已喪失政權的中國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間那次非正式外國人招待會已經開了先例,男女無須迴避的“外事活動”當然可以繼續下去。現存一張溥儀和婉容在養心殿前與外賓合影的照片頗能說明問題:溥儀夫婦居中而坐,站在他們身後及兩側的二十二個人中,除了受到接見的外賓,還有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溥儀最信賴的師傅陳寶琛及皇族溥傑等人,莊士敦和任薩姆當然也在其中。可見這種接見形式已經得到小朝廷的公認。

    在新時代的條件下,清宮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一些傳統的東西被洋味兒的東西取代了。比較起來,在天津長大的婉容,西化程度更甚於圈在紫禁城內的溥儀。她不但常給溥儀寫些抒情的英文簡訊,而且教會了溥儀吃西餐。

    西餐,當時稱作“洋飯”。作為中國的帝王,溥儀完全不懂這“洋飯”的“進”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書裡回憶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說,他讓太監到六國飯店(今東交民巷新僑飯店)去買西餐。店裡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裡要派人來擺放餐桌、刀叉並布菜,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裡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儀看見一碟黃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嘗嘗!”他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溥儀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正是婉容把溥儀從這個水平線上,教到會吃、愛吃,直到特赦以後還很喜歡西餐的程度。

    表面看來,這時期的婉容悠閒快樂,其實她內心裡面有難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發現她時常愁眉不展,她的貼身太監孫耀庭曾回憶道:“起先皇后的脾氣挺好,皇上常到她屋裡來,可是很少在她屋裡宿夜,只是說會兒話,玩玩就走;後來。皇上來的次數少了,她的脾氣也變得不太好,有時候在屋裡繡著花就停下來,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聲;每當這時,我們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見,婉容雖在宮中有令人羨慕的高貴身份,卻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樣享受夫妻之愛和天倫之樂,在這種虛偽無聊的環境裡生活,婉容內心感到鬱悶,在某些人的引誘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煙的毛病,每頓飯後都要吸上幾口。

    溥儀這樣回憶了婉容向他傳授西餐知識的情形:“結婚後,有一天我對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繡提議道:‘我們今天吃洋飯好不好?’當然她們都是極端贊成的了。於是就如法炮製,和上次一樣,把多得驚人的西餐端來擺滿一大桌子。正要舉箸(因為我尚不慣於使用刀叉)來吃時,婉容見狀似乎是吃了一驚,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說:‘這樣吃法太老趕了,應當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盤子裡吃!’於是就由分盛湯菜起一直到怎樣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術上極其生動的說明,並做出了極富自信的實際示範動作。我固然覺得被這種技術問題束縛得很彆扭,但從那次起就逐次體會到了其中的奧妙,而學會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領。”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當地看到報紙刊出窮人挨餓或無錢救醫、無力安葬的消息時,自要派人送去幾元幾十元。據1923年2月12日《事實白話報》載:一群由窮苦無告者組成的“北京臨時窩窩頭會”,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來的600元大洋,婉容的行善樂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為之感動。

    像婉容這樣一位講英語、吃“洋飯”,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貴族千金,怎麼能夠受的了宮牆的禁錮呢?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她和溥儀是有共同語言的。於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從自己狹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儀回憶那段歷史時說:“這時我已漸漸對於那種‘宮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厭倦,總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鮮景色。但由於‘陳規舊矩’處處拘束著我,有一次我的老師陳寶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問師病’為理由,嘗到坐汽車走大街的‘快樂滋味’。於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擴大訪問的範圍,如探望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後則把範圍擴大到遊頤和園和玉泉山了。當然我的每次出門,都得編成一列幾十輛的小汽車隊,並且每一次的開支也是大得驚人。

    溥儀的回憶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心境。溥儀大婚後,出宮日漸頻繁,而且每次必攜一後一妃,恐怕不能說這與婉容無關吧。關於溥儀與婉容雙雙出宮的消息,也在社會上時有流傳。從當年的舊報紙上可以找到許多報道,也能夠反映皇帝和皇后宮廷生活的一斑。(摘編自《正說清朝十二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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