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製造的「四大冤案」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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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製造的「四大冤案」

2018年12月06日 唐朝歷史 暫無評論 閱讀 86 次

  唐太宗是歷史上不得不提的風雲人物,他的一生給人們留下的都是豐功偉績,不僅創造了貞觀之治的唐朝盛世,成就了輝煌時代的一個“聖君”形象,而且引領大唐步入一個後人無法企及的高度。這位在歷史上掩飾的毫無瑕疵的人物,締造了史上最強帝國,關於他的故事你又瞭解多少呢?下文講述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製造的“四大冤案”。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猜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李世民多次製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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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被稱為“千古一帝”,實行“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他在位期間,朝廷每處決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並把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假錯案。他還一再告誡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從貞觀六年(632年),他讓近400名死囚犯回家過年的創舉中,我們就可以領略到他對生命的尊重和對犯人的關懷。對犯人尚且如此,那麼對開國功臣和社稷重臣更應當珍惜呵護,但李世民卻多次製造冤假錯案,讓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賢能之士遭受無妄之災。

  李世民製造的“四大冤案”

  1、武將盛彥師之死

  盛彥師是一員武將,他剿滅李密、平定王世充,是難得的軍事奇才,但如果讓他當勸降的說客,那他可就是門外漢了。徐圓朗叛亂時,李世民有意選派盛彥師為安撫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讓徐圓朗束手就擒,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彥師話還沒說上兩句,就被徐圓朗活捉。據《舊唐書·盛彥師傳》記載,盛彥師被俘後,面對徐圓朗的威逼利誘,始終大義凜然,表現出了對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盛彥師落入敵手,有辱使命,罪過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當,其罪更甚。李世民賜死盛彥師,與其說是為了發洩對盛彥師的不滿,倒不如說是為了推脫自身責任,掩蓋自身失誤。

  唐太宗李世民 資料圖

  2、戰功赫赫的李君羨之死

  如果說盛彥師被賜死,有其自身過錯的因素,那麼李君羨的死就不可思議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讖語,一道無中生有的讒言,就輕鬆地讓久經沙場、戰功赫赫的李君羨斷送了性命。據《資治通鑒》記載,貞觀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讖語,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對大臣們的猜疑。當他得知李君羨小名叫“五娘子”,其武連郡公、左武衛將軍、玄武門守將等一系列封號官職中皆帶有“武”字,正好與“女主武王”暗合時,李君羨的霉運便接踵而至。他先是被皇帝“深惡之”,接著被調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彈劾“與妖人交通謀不軌”,最後李世民連審都不審,就下詔“君羨坐誅,籍沒其家”。厄運來得如此迅速,如此連貫,恐怕李君羨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麼得罪了李世民。

  3、刑部尚書張亮被殺

  刑部尚書張亮被殺的罪名是“謀反”。因為其為官地相州被人傳言是“形勝之地,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因為有人發現了“有弓長之君當別都”的圖讖,因為他私下裡與幾個江湖術士談論了這些敏感話題,因為其老婆喜歡巫術進而干預政事對他產生了負面影響,所以這位農民出身的凌煙閣功臣成員,很快就被推上了“謀反”的風口浪尖。“謀反”,是皇帝最不願意聽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必欲除之而後快。正當李世民為找不到過硬的證據而焦頭爛額的時候,他突然又聽到張亮私下裡畜養500壯士為義子的事,總算是一個現成的把柄。於是,李世民就來了個主觀推斷,對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於是,這位當年輔佐李世民爭奪帝位的死黨,這位剛剛從高麗戰場返回長安的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這位臨死前還在苦苦哀求寬大處理的刑部尚書,被“下詔處斬,籍沒其家”。

  4、忠心之臣劉洎之死

  能夠得到李世民高度評價的人不多,除了“鏡子”魏征,就應該是“性最堅貞”的劉洎了。因為劉洎忠於職守,敢於直諫,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遠征高句麗時,才把輔佐太子監國的重任放心地交給他。貞觀十九年,遠征高句麗歸來的唐太宗,聽信了褚遂良讒言,在沒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情況上,草率地把劉洎給殺了。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出征高句麗時得了“癰疽”,劉洎聽到消息後,憂心忡忡,曾和同僚們說了八個字:“疾勢如此,聖躬可憂!”這本是一句憂國憂君的肺腑之言,但被進讒者傳到唐太宗的耳朵裡,卻完全變了味:“(劉)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宮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謀反”,就是“傳位”了。進讒者十分瞭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問題上大肆進讒,皇帝因此才會失去理智,龍顏震怒。唐太宗二話不說,即刻下詔:“(劉)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導“寬大安撫”,實行開明統治,體現人文關懷;一面本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猜忌心理,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李世民是一位賢明的皇帝,更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看來,沒有什麼能比政局穩定更為重要。平庸之人犯了錯誤,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過,但位高權重的臣屬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點點捕風捉影的風吹草動,只要有可能威脅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會興師動眾,殺氣騰騰。尤其是到了貞觀中後期,隨著“隋亡為戒”歷史教訓的逐漸淡忘,隨著驕傲自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封建帝王的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體現出來。難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為中書令後,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面露憂色。母親問他為什麼,他說:“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朋好友前來道賀,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賀也。”寥寥數語道出了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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