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興中會最早的會員:包括犬養毅等多名日本人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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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興中會最早的會員:包括犬養毅等多名日本人

2018年05月19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59 次

  導讀:在興中會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就包括犬養毅、宮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多名日本人。並且實際參與者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號召中日密切合作、中日聯合,他堅決認為西方列強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是白種人對黃種人的鄙視,日本除了援助中國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一時間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這類流行口號。「大隈主義」很複雜,不是一個肯定或否定可以概括的。一方面,不能說它是「騙局」,「大隈主義」的提出有深厚的歷史、現實背景,當時日強中弱,中國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威脅,在某種程度上真誠地「扶植」中國有利於日本的國際處境的提升;另一方面,它當然不是希望中國強大,作為日本人,大隈重信沒有這個義務,作為日本首相,不可能把支持中國作為自己的施政目標,除非他有精神分裂症。

  很碰巧,由於中國的貧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希望聯合亞洲國家抵禦西方列強,包括尼赫魯在內的亞洲精神當時都有這種類似的想法。

  在宮崎寅藏、平山周之後,更多的日本政壇重量級人物開始與孫中山接觸,孫中山成為他們眼中的「有用之材」——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人。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清政府的死敵,但是在革命的邏輯裡,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謂「大隈主義」、「亞洲主義」有點複雜,簡單說不清楚,至於日本人接納孫中山流亡該國的動機,倒是一清二楚,這一點在後任首相犬養致陸實(時任《日本新聞》主編)的信(1898年2月3日)中說得很清楚:「拜啟: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氏同寓一處。近,尚有王陳(指王質甫、陳少白)二人來此。彼等亦廣東革命黨員。弟刻下臥病中,諸事不能兼顧。與神鞭君磋商結果,務請吾兄代為照顧彼等一切。至於生活費用,由平岡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當面謝平岡也。願吾兄將彼等掌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也。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自去歲以來,弟即暗中著手作此計畫矣。書不盡意。」信中寫得很明白,孫中山、陳少白等人雖然在當時「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今天「重金購置」,日後會有大用。

  而像宮崎寅藏這樣支持孫中山的日本浪人,不可否認,在他的身上有某種俠肝義膽的風範,他們也被孫中山身上的某些精神所深深折服,但是他們所有的考慮,都不可能違背日本的利益,而單方面考慮革命黨人的利益,宮崎寅藏在1898年12月12日指出:「今後日本對中國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現今的愛新覺羅政權,以改善中國。第二,擁護皇上,號令天下,以組織新政府。第三,團結民間的革命黨,推行大革命,以重新整理中國大陸。」「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應以何來挽救中國時局?捨革命莫屬。目前,南方革命黨的領袖孫逸仙正在隱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簡而言之一句話,日本人用不用孫中山這樣的政治潛力股,完全取決於日本自己的利益。

  此外,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他們所持有所謂的「亞洲主義」精神,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這種所謂的「友好」,很容易滑向侵略主義的魔界,甚至從一開始就不懷好意,而北一輝則是日本有名的軍國主義教師爺。在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就包括犬養毅、宮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多名日本人。並且實際參與者遠遠不止這個數目。據萱野長知古籍,跟隨革命黨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300人。僅廣州惠州一役,參加「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在逃跑的路上被清政府軍逮捕殺掉。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彩的人,所使用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此同時,康、梁保皇改良派所出版的雜誌、報紙卻是風行於海內外。只是在戊戌變法前,上海就有《時務報》、澳門有《知新報》;戊戌年之後,有橫濱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的《亞東報》、新加坡的《天南新報》、檀香山的《新中國報》、舊金山的《文興報》、紐約的《維新報》、澳洲的《東華新報》等等。與此相比,革命黨人的宣傳陣地相形見絀。即便是被稱為興中會地盤的橫濱、檀香山兩地,保皇改良派的勢力也是佔絕對優勢。1899秋天,孫中山派陳少白到香港組織創辦《中國日報》,當年十二月份出版,這份報紙是革命派報紙的濫觴。但是因為操筆論政者,對於歐美新思想非常匱乏,並不被當時的社會所重視。1900年以後,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熏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等繽紛並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等月刊繼起,這樣一個契機,留學日本的有志之士與興中會領袖們的政見逐漸熔為一爐。革命出版物,由是開始呈風起雲湧之勢,在1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後,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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