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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怎樣把農民拴在土地上的?

2017年01月04日 歷史真相 暫無評論 閱讀 77 次

當年一個全勞力一天只賺五到六毛錢


上世紀70年代初,為了落實毛主席「以糧為綱」的最高指示,蘇南農村放棄了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一稻一麥」二熟制的種植規律,創造了二稻一麥即雙三制的種植方式。在當時官員的構思中,多種一熟水稻,就可以多收一熟稻穀,糧食自然就增產。有些人民公社還理想地提出了「二綱夾一千」的畝產指標,國家在農業發展綱要中,設定長江以南農田畝產穀物為800斤,而地方幹部的目標是麥子一熟800斤,前季稻1000斤,後季稻800斤,每畝總產達2600斤。這樣的產量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也難以達到。多種一熟水稻,就意味著在同一時間內,要投入一倍的勞動力和化肥、農藥、種子等,當時經過核算,蘇南地區每畝田需投入110個勞動日以上,那時候每個工分的分值都很低,一個全勞力一天只能賺五或六毛錢,個別生產隊還有倒掛現象。


師傅一天僅六毛一分錢,比學徒還少八分錢


我跨出校門那一年,父親擔任生產隊飼養員,勤奮老實的勞動態度,得到工作隊長龔炳臣的關注。一次老龔在視察豬舍時,父親向他提出,能否讓兒子到隊辦廠工作。龔隊長考慮我家中的特殊困難,同時本人也持有一張「文革」中的高中文憑(其實我們整個初高中階段只在學校呆了三年多),就點頭同意了。當時能進「 隊辦廠」工作已是令人羨慕的行當,但一年中三個農忙季節必須回家務農,我們這種職業定性被命名為「亦工亦農」。平時在小工廠勞動的工分值要掛靠所在生產隊的工分值。


記得1973年,因我尚在學徒階段,每8小時得0.9個工分。我所在的北祁頭生產隊每個工分是0.77元。這在當時是中上水平,我勞動8小時得到 0.69元,加班另算。而我的師傅曹根興,是1950年代畢業的技校生,手藝很高,自然災害時由無錫油咀油泵廠下放回家當農民,在隊辦廠得到最高工分,每 8小時得1.3工分,但他所在的白水蕩生產隊每個工分只能0.47元,師傅勞動一天得到0.61元,比學徒要少拿8分錢,其政策依據就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江南一帶有幾句調侃人的民諺:「大王不如土地,老闆不如夥計,夥計不如學生意」。在這裡得到驗證。


1974年南橋大隊河西村一個青年農民的死


一年三次回生產隊農忙,最可怕的是稱為「雙搶」的第二個大忙。當時每個大忙都有專門的命名:第一個叫四夏,第二個叫雙搶,第三個叫四秋。這個數字其實就是大忙的主要內容:無非就是收、種、管、征交公糧等。說雙搶大忙最可怕,其時間段正好是氣溫最高的大暑到立秋半個月出點頭,大自然給我們的最終期限是立秋後不能蒔秧,大家都明白,立秋後氣溫開始下降,稻穗不會灌漿,收穫的只會是癟谷。我們在36℃-37℃的高溫下,每天要勞動17—18個小時,還要與蚊蟲、螞蝗甚至毒蛇相伴。記得1974年,南橋大隊河西村有一個姓朱的青年農民(他有一個妹妹還是我中學同學),在割稻時被蝮蛇咬了一口,沒有人手及時送醫,等毒液進入要害,醫院已無回天之力,拋下一名幼兒及年邁的父母,撒手人寰,他妻子身懷六甲,次子成為遺腹子。出殯那天,正好隊長派我到南橋生產資料部買農藥,就到出殯現場轉了一圈,那是一個令人心碎的場面,死者年輕的妻子和幼兒身穿著白色孝服跪在棺材前,年邁的母親嘴裡在癡癡地說「我的天塌了」。生產大隊為安撫家人,為死者舉行了一個小型追悼會,還按規矩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


知青們在勞動中也會開一些「低級下流」的玩笑


每天清早,東方剛剛泛白,隊長的哨子就響了。吹了幾遍,動靜不大,就一家家敲門,同時告知每人帶什麼農具,幹什麼活,我們在肚皮裡罵隊長:「活脫脫一個周扒皮。」(當時還不知道周扒皮「半夜學雞叫」的故事是虛構的。)我們戴著草帽,穿著破衣服,腳底下的路況還看不清,赤腳向田頭走去。有時走到田頭,鄰村的社員開夜工還沒「歇夜」(下班),我們稱之為「開早工碰到隔夜人」。天還沒有亮,幹活什麼都看不見,只能在秧田里把秧拔出來,紮成一小捆一小捆,然後挑到大田里,蚊蟲叮得我們滿身是塊,水中的螞蝗咬破皮膚不會有知覺,一旦發現已滿腿是血。許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第一次遭遇螞蝗,只會驚慌大哭。


在繁重勞動中,知青們也要議論一些事,也會開一些「低級下流」的玩笑。有一次,三龍龍(沈祖興,我們的同齡人,32歲時得病死去)突然提出一個問題:「監牢裡有沒有我們這樣苦?」這個話題引發了爭論,有人認為,監牢裡關的都是罪大惡極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勞動強度肯定比我們高;也有人說不會,我們的強度已到極限,如果罪犯們天天如此勞動,監牢裡的人早就死光了。誰也沒有蹲過監獄,誰也沒有切身體會,誰也說不服誰。但是,蹲過監獄的人倒有一個:負責管水的反革命分子沈雲海(沈因解放前擔任三青團區委書記而坐牢,直到1980年才平反摘帽),但礙於情面,誰也不好意思要沈雲海交出答卷。


一個姓浦的青年想進監獄而故意犯罪終於如願以償


不久本公社石塘大隊發生了一件事,證明後一種意見是正確的。石塘大隊有一個姓浦的青年,是我家鄰居錦昌的遠房親戚,原來是一名大學生,在高校參加了一個什麼反動組織,其實只是同學們在一起讀讀書,案發後,領頭的老師被槍斃了,這個姓浦的年輕人坐了幾年牢後被釋放回家,此時,父母已離開人世,哥哥是拐腳的,還帶著幾個孩子,自顧自都不行,面對高強度勞動,還要自己洗、燒,糧食不夠吃且不說,還要時常忍受人們歧視和警惕的目光,他開始懷念起監獄的生活來,並且他準備付之行動,有一天晚上,他半公開地盜竊了用於開夜工的300米照明線,並故意留下一些馬腳,公安人員就上門了,什麼罪名都無所謂,破壞生產是反革命分子或者盜竊財產是壞分子都可以,只要能讓他進監獄就行。帶上手銬時,他臉上略帶輕鬆地對哥哥說:「反正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每天上工之前,都要向毛主席早請示


農活中最繁重的是挑擔。由於時間緊,割下的前季稻未經曬乾就要上場。在赤日炎炎下,每一擔稻穀都要超過自身重量的50%以上,最長的路段要1.5公里左右。我們打著赤腳,腳下是碎石和泥土,肩上壓著重擔,咬著牙關來回奔走。按技術要求,重擔在肩半路還不能停下來。一旦停下來,成熟的谷子就會落在地上,造成浪費,肩膀吃不消只能左右換肩。當到達目的地後,就喘著粗氣跑到最近的人家,從大水缸中盛一碗冷水,咕咚咚喝下,最好是剛吊上來的井水,越冷越舒服,然後拿起扁擔草包,向田里走去。半天時間往返5-6趟。我由於身體瘦小,說實話,大多數農活都是弱項,惟有插秧是我的強項,插秧是農村中技術性很強的工種,許多老農能在插秧時施展自己的技能並得到年輕人的尊重,一個人橫插六棵秧苗,從左到右,約1.4米左右,插一行,退一步,快手先到頭,就能吸支煙,喝口茶。在「雙搶」大忙繁重的勞動下,幹部們還忘不了搞「形象工程」和展示高度統一,插秧前的田塊整理要做到田平如鏡,插秧後每棵間距一樣,形成一個個小方格,劃一整齊。有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老農講了句「高高低低照樣種,彎彎曲曲只要通」(現在想來有點像小平同志「黑貓白貓」的理論),但生產大隊還為此開了批判會。不久,不知哪一位農業專家在辦公室裡想出一個絕辦法叫「拉線定點蒔秧」,就是幾十個人站在一條線上,線上用紅色塑膠繩作標記,每人插秧時只能插到標記上,兩邊田埂上有二人各捏一根棍子,吹一聲哨子,所有人齊步向後退一步。這種勞動方式,是折磨了快手,急煞了慢手,但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在上工之前,我們已向毛主席早請示,政治隊長教育我們:要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行動……


農民辛辛苦苦沒有收益,還是處於半飢餓狀態


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目的就是想多打糧食,但我們首先在大量地消耗糧食,勞動強度大,勞動時間長,原來的一日三餐變成六餐、七餐,像我們這種貧困家庭,葷腥很少見面,如果再餓著肚皮,就挺不過來。種植雙季稻,要用數倍的種子、農藥、化肥,原來種植單季稻,一畝田只需4到5斤的種子,雙季稻生長期短,分櫱率低,每畝種子要用40斤出頭。而且穀物的價格低廉,國家的收購價,每斤只有8分錢,當時有一個說法,「政府白貼,城市居民白吃,農民白種」,意思是政府給農業的補貼沒有作用,城市居民把多餘的糧票高價賣給農民,就能把定糧購回,農民辛辛苦苦沒有收益,還是處於半飢餓狀態。


直到1970年代後期,後擔任無錫市農工部長的周偉同志,通過周密的調查,取得大量翔實的數據和資料,與那些企圖將農民永遠拴在土地上的人們激烈論戰,用非常質樸的語言:「三六一十八,二九也是一十八」,否定了「三熟制」即雙季稻這種短命的耕種模式,相關文章在《人民日報》得以發表,我們才回到常態,拉線定點插秧這種田園裡的滑稽劇,也隨即拉上了帷幕。


進城看了一場電影,生產隊長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蹤


我耍過一次小聰明,目的是想偷半天懶,去享受一下城市生活,經過計畫,在一個中午下工時,我跟作業組長說我身體不舒服,下午要到合作醫療去一趟,組長點頭同意了。下午,我還是穿著破衣服,口袋裡揣著五毛錢、赤著腳,把一雙塑膠涼鞋夾在腋下,潛上公路,乘7路公共汽車到了水車灣。我這樣子進城,許多城裡人對我側目相看,以為我是盲流或乞丐,但那時我的心理素質特好,不怕城裡人喊我「阿鄉」,坦坦蕩蕩按計畫實施奢侈生活。我先到位於西門的工農兵電影院,用1毛5分錢買票進場,故事片《英雄兒女》已看過多次,那個時代給我們看的東西實在太少,再看一遍也是享受,更幸福的是電影院有「冷氣」,在田里強度勞作,此時如入仙境。電影散場後,我朝著市中心走去,到崇安寺拱北樓,用8分錢吃二兩麵條,拱北樓的面在無錫是有名的,返回途中,又進了兩次冷飲店,喝了一杯酸梅湯和一杯冰凍赤豆湯,都只要5分錢,還剩下幾分錢,公共汽車不能坐了,趁著天黑,就哼著小調步行回家。剛踏進家門檻,父親驚恐地問:「你到哪裡去了,隊長來過幾次了,還進了房間,連床上都看過了。」隨即開夜工的哨子響了,隊長首先把我說謊的後路堵住了,赤腳醫生已到過我們的田頭,我根本沒有到合作社的醫療所去看病。此時生產隊長不會懷疑我去幹什麼反革命壞事,但一定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蹤。我沒有辦法,說到親戚家去吧?不行,雙搶大忙是第一大事,親戚家又沒有死人,這不是走親戚的時候。我只能說,剛剛出校門不久,約好一個同學今天見面,並一再表態,下不為例。我當時的窘況已與「求饒」差不多。最後隊長說:「如下次再這樣,取消你進隊辦廠上班的資格。」


那是我這輩子聽到的最可怕的一句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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